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兵事之比较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侯自杰
春秋与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两个时代。按照正史的划分方法,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瓦解的时代,战国则是封建制社会逐步确立的时代。两时代都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新旧事物不断斗争的时代。这时期的许多成果,如制度上的、思想文化上的,对许多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对今日的中国都产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各流派思想一直影响着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本文主要聚焦于春秋战国两时代的兵事之对比,拟在找出兵事在两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差异,并力争从中提炼出对时下有益的建议。另外,兵事之比较主要从兵的主体、兵的社会地位和战争的性质等方面展开。
1)兵的主体。兵的主体,即是指兵士的主要构成者。通俗的说,兵的主体就是指社会上主要是哪些人当兵。兵的主体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进而影响着一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因此,我们首先从兵的主体进行考察。
在春秋时代,兵士主要是由统治阶级,即贵族阶级担任的,普通人并无当兵的权利。在当时的社会中,当兵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是独属于贵族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当兵是被认为非常可耻的一种事情。我们看《左转》、《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所以晋惠公才遇到被虏的厄难。国君的弟兄子侄也都习武,并且从极幼小时就练习。如晋悼公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小以致扰乱行伍。另外,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结合春秋时代的教育制度可知,贵族阶级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此,春秋时代的兵士不单有良好的武技训练,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教育,即当时的兵士是文武全才的,是高质量的,是由良人担任的。
到战国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代兴的是国君的专制政治,贵贱不分,最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社会。在这种演变中,旧的文物当然不能继续维持。春秋时代全体贵族当兵的文武两兼的兵制无形破裂。战国时,文武分离开始出现。以前的文武全才的人,分为专习文化教育的游说之士及专攻武技训练的游侠之士。前者以张仪及先秦诸子为例,后者以聂政、荆轲为例。另外,加之战国时代是一个群雄争霸兼并的时代(后文将详细阐明),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化政策。即此时的兵士是由全体国民充任的,是由受过教育的社会上层士人和未受教育的社会下层人士共同担当的。所以,战国时代的兵士的素质整体上要弱于春秋时代,其战斗力之强弱也自然而明了。
2)兵的社会地位。主要指兵士在社会中的影响及社会对兵士的评价和态度。由以上叙述可知,春秋时代的兵士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荣誉职务,是被社会所普遍尊崇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春秋时代的兵士素质高,他们很少扰民,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代表了百姓的利益。
战国时代,兵士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全体民众。因此,兵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有的则是未受教育的下层民众,更有甚者还有社会上的无赖流氓等。总之,兵士的整体素质大不如从前了。加之,战国时代的战争异常残酷,兵士牺牲较大。因此,社会上厌战、厌恶当兵的情绪逐渐高涨,即兵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3)战争的性质。看到这部分,或许有人会惊奇,战争不都是要攻城略地,要损兵折将,要生灵涂炭的么?两时代的战争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有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这主要是我们的史实短缺和思想定势所致。细读历史,我们会发现春秋战国两时代战争的差别是巨大的。首先,战争的目的不同。春秋时代的战争多以征服对方为目的,主要是指道义上和心理上的征服,但并不必然的要消灭对方。我们看《左转》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的繁文缛礼,带有某种的游戏性质,其杀戮并不甚多,战争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当时的大国相互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但到战国时代,情形大变。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各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归于一统)是历史所趋。因此,战争的目的在于攻灭对方,在乎将对方完全占领。从这种意义上讲,春秋末的吴越之战应是第一次战国战争,因为战争的结果是越国将横行东南百余里的吴国给吞并了。其次,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不同。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较小,不以杀伐为目的,故其对社会的破坏性较小。战国时代的战争则不然。由于其以攻灭敌国为目的,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并投入大量的兵力,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的坑杀,以便早日达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杀降卒四十余万。总之,战国时代的战争无论其规模、残酷性及对社会的破坏性都远甚于春秋时代。
通过以上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兵事在春秋战国两时代存在着显著地差别。其实,这种差别正是兵事经春秋至战国的发展变化。这种演变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兵士的主体由文武全才式的贵族阶级转变为素质参差不齐的社会全体民众,换言之,即兵士的主体由上层精英阶级逐步转变为下层大众阶级。这一转变对我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但直接降低了军士的素质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更造成了社会精英阶层与兵事的严重分离,即社会上层精英人士专攻文化学习而抛弃忽略了武技与军事的训练。春秋时代以上的文武全才式的君子至此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另外,社会精英阶层与军事的分离还造成了中国古代国力(主要指国防实力)的弱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经常受外族(少数游牧民族)侵袭的原因。其次,兵士地位的下降更加剧了兵士主体下移的趋势。在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上的民众普遍看不起兵士,当兵被认为是很下贱的事,他们常降兵匪视为一家。殊不知正是他们的厌兵情绪真正促成了兵匪的合流及兵士战斗力的严重弱化。在整个社会厌恶当兵的情况下,封建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政权的完整性,他们不得不征发流民(主要指囚徒、恶少年及流浪人等)和外族人来戍边和进行战争。众所周之,流民本身就是匪,而由流民组成的军队不正是匪帮么?因此,其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可知。另外,外族人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与我们不同,也没有受过封建式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因此由外族人组成的军队也多似匪。总之,民众的厌恶当兵在客观上促成了兵匪的相似性,反过来军队的似匪化则又加剧了民众的厌兵情绪。二者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其循环的结果就是民众的厌兵情绪和兵匪相似性的进一步加剧,民族、国家军队实力的进一步弱化和中国的屡受外族欺凌。
其实兵的主体下移与兵士社会地位的下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兵士主体的下移导致了兵士整体素质的下降,进而加剧了社会民众对兵士的厌恶情绪,降低了兵士的社会地位。反之,兵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又加剧了兵士主体的进一步下移。可见,二者是一个共生互动的过程。
通过比较春秋战国两时代兵事的变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兵士或军队的主体应是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或至少应是文化素养和军事素养兼备的人士。只有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捍卫民族、捍卫国家的钢铁之师,才是人民的军队,否则装备再现进、军费投入再多的军队也只是“流民”似的的军队和暴政的帮凶,于国家、民族及人民无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