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农村改革始终是从土地开始的
——2008年10月接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访谈
主持人: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政府已经将目标定到了2020年,可以说这将是在很长时间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您看来公报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
陈文胜: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经历了30年的农村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十年,又一个三中全会,从发表的公报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土地问题,二是金融问题。
农村改革始终是从土地开始的。作为农村来说,土地是根本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农地制度的问题。对土地的流转,有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是私有化,有些学者认为是换汤不换药。我个人认为,目前是关键时机。无论是从世界金融危机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形态来看,已经进入最关键转变的时刻。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十年,从人民民公社的大一统到土地承包,到税费改革,到今天还是围绕土地作文章,所以说,土地问题是敏感的问题,也是关注的热点。中央这次的文件是稳健的政策,它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得到根本保障。对土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农民获得前所未有的财产收益。同时,当时小岗村改革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而现在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一家一户的经营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在需要规模经济,这就牵连到土地如何规模化的问题。这个规模化是弱化农民利益的规模化,还是保护农民利益的规模化,这也牵连到一个社会和谐的问题,牵连到确保农民根本利益土地的流转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农村经济要素中最大的要素是属于生产资料的土地,再加上金融资金,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农村金融,比如农业银行退出了农村,农村资本就是需要很多资金,这个资金单独靠政府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实践来看,我们迫切需要市场这只手,来调节资金需求。农村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所以土地和金融两个最根本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可以使农村改革得到持续发展。
主持人:全会中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化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实现这个目标,您认为关键是什么?
陈文胜:城乡一体化,是十七大纲领性文件。提出城乡一体化是决策层面。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一体化就是采取具体什么措施来实现。如土地流转,它的使用权,就是股权的问题,因为城市居民对他的房产有70年使用权,农民对他的田、山、土,是30年,而且是承包权,不享受财产收益权。一体化就是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平等的,不能是二元化;一体化就是要给农民和市民一个平等的国民待遇。经济发展方面,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土地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公共产品均等享受的权利,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在二元化背景下解决公共产品不均衡的问题。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来说,公告产品是共享共有的,不区分你的种族、不区分你的性别、不区分你的职业,每个人均等地享受公共产品。比如农村修路,农民要集资修路,但是城里市民不要出钱修路。还有集资办电,集资电话等,农民要自己出钱,如村村通、乡乡通工程,要村配套,要乡配套,要基层配套,最后是农民来出钱。这本来是一个德政工程,可一个好事变成了农民的负担。医疗、教育、交通,要使农民均等地享受与城里市民同等的待遇。最重要的是养老保险。农民种地到80岁没有养老金,城里市民工作到60岁没有就有养老金。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商品,无论公务员还是国家主席,领工资的都是劳动力,就是商品,你领到的工资就是劳动力价格和价值的体现,那么在商品面前,他的起跑点是不允许不公平的竞争。市民的劳动力得到保障,而农民就得不到保障,因此给农业、农村,特别是粮食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种粮,不仅是因为种粮效益差,而且养老得不到保障,是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建立现代农业的背景下,首先,我们应该打下一个基础,就是农村公共建设要享受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其次,每一个人的养老保险、医疗、教育得到公民的同等待遇。公共产品牵连到一个公共财政,我们的财政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关键。我们的财政预算必须透明公开,这个公开不是在人大代表会上举举手,而必须预算到具体的项目,要向全社会公布,严格地按照预算执行,是那笔钱拨给谁,如何用,要列一个明细的清单,按照政务公开条例,可以查得到这笔钱在那里。这样,最少的钱就可以办最好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系统的工程,牵涉到行政体制要进行很多方面的改革。
主持人:刚刚说到农村跟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农村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您觉得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陈文胜:这就牵连到两个体制:乡村治理的改革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农村的行政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太快了,我们的上层建筑还没有进行完善,包括乡村组织如何成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因为公共服务也是公共产品。民主不是选一个人当家作主,而是选一些人来承担公共服务,乡村组织就是承担公共服务的机构。决策权要归村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村的公共权力不能由少数人来行使特别是不能由一个人来独霸。另一个就是教育,农村的师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城市的师资力量却大量剩余。不要说省城,就是县城也拥有很多的教师,一个中学存在着大量超编的教师,但是大多数的乡镇中学教师都是缺编的,不得不聘用代课教师来维系。所以农村义务教育还牵连到师资力量的投入问题。同时,农村义务教育最突出的不是免掉中小学教育的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对当前农民来说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困难是读高中、读大学这两个阶段,最突出的是读不起大学。一个农民送一个大学生读书,读完后基本上家里就破产了。而城市收入相对要高于农村,绝大多数家庭供一个大学生读书一般能够承受。因此,农民的子弟跟城市的子弟在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农村大学生在整个大学生中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在教育这一块,大学应该要分类,哪一些大学对农村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公费生,如何均衡,我们要学习美国公费教育的长处,尽管学校不是最好的,但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高等教育,一个起跑线尽可能公平的公共教育服务。我觉得,凡是国家办的大学应该注明为国立大学,为公平教育提供保障。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的农民,新型的农民,而农民的断代现象已经普遍出现,农业缺乏职业培训,一些优秀人才尽可能走出农村,给我们的农村带来很大的问题。像我们的农业大学,如湖南农业大学有多少学生回到农村?而且回到农村,都是回到县城。回到农村进行正儿八经的技术职业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的基层干部,乡村行政队伍,包括乡政府公职人员,绝大多数不是学农的,远离于农村现实的需要。同时,城里的教育为市民服务的很多,这样一比较,城乡的差距又出来了。还有医疗,如医疗保健,偏远山村医疗技术水平也有差距,没有地方去的医生就到农村去了,没有地方去的教师就到农村去了,如此一来,农村人口最多却得不到最好的保障。
主持人:我们湖南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该怎么走?
陈文胜: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粮食大省。由于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对整个国家粮食安全有很大贡献。但是这样的发展,却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粮食和农业是个赔本的买卖。同时,我们的粮食是粗放型的产品,农业是粗放型的产业,产业链条没有延伸。我在江苏参加一个研讨会,发现江苏是一个工业大省,却同时是一个农业强省,农业产业链条延伸的比重湖南远远达不到。湖南最弱的一项就是农业产业化,而且加工是粗加工,精加工很少,他的竞争优势非常弱。知名品牌少,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少,上规模的的农业企业少。世界粮食危机给我们启示:在整个世界经济竞争中,石油、货币、粮食是三大最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你把握了粮食,就把握了别人和自己的命脉,因为粮食是与人类相联系的核心产业。整个世界都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只有财政实力,经济实力非常强的国家才有本事去生产粮食。比如说,美国是世界粮食的最大出口国,你说这么一个工业强国,为什么把粮食看的这么重?
湖南省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优势的,包括我们的粮食,包括我们的农业,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多,可以说是青山绿水,我们可以不花冤枉钱去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在湖南,我们首先做好“三基工作”,即基础工作,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湖南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有些是偏远山区,有些是平原地带。不同的村庄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一样,给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非常大的难度,这是我们主攻方向。湖南是一个水灾旱灾比较频繁的省份,水利设施建设是对于培养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的粮食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特别是流通领域怎么构建一个面向世界的竞争机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做好这个两个方面,粮食就不成问题了,农民富裕了,市场需求就激活了,这样一来,湖南在将来,就具有沿海地区所无法具有的优势。他们吃的是西药,发展很快,但有后遗症。我们吃的是中药,不能急,慢慢来;但是,一旦好了,就不会带来衰退,因此,我们要按照省委的要求,做好三个基础工作。
主持人:您曾经提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弱势农民,弱势政权,弱势干部,你觉的这次全会提出的,能不能解决“三弱”的问题。
陈文胜:我认为,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农村“三农”问题不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也不是哪一届政府造成的,与整个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历史的发展阶段。农业的弱势地位与它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紧密相联系。现在,中国农民的地位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乡村治理,已经使农民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比如到今天,农民可以指着县委书记、指着乡村干部鼻子说事,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我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跟国外比,我们的差距很大,这是我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与国外相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数百年,已经全面走向成熟,而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几十年,这给我们的国力、财富的积累带来很大的时间压力。所以,解决弱势的农民问题,虽然是一个重大的跨越,但与自己比,成绩不小,与国际比,压力很大。弱势政权,弱势干部,这两个也是紧密相连的。按照过去计划经济的惯性,乡村组织至今是一个执行的机构,是执行机关。按照十七大报告要求,要推行基层民主,在胡锦涛的报告中基层民主占了一个很大的篇幅,而基层民主的问题牵连到乡村治理结构问题。乡村组织不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后的方向应该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主,乡村组织的权利是哪一些,义务是哪一些,违背了法律就是违法,可以起诉你,依照法院的判决就可处罚你。通过权力机构,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从而使乡村组织成为自我服务的机构,乡村治理就是一个自我治理的过程。这样一来,乡村组织就不是弱势政权了,乡镇干部就不是弱势干部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够使乡村社会的基本矛盾自我缓冲,自我消解,就能贯彻落实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关于推进基层民主的精神,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使乡村组织的职能回归到本来的角色、定位上去。
主持人: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此感谢陈文胜研究员的精彩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