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们的声望危机
熊万胜
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否则就容易在竞争中落败。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它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总结自己。如果这个过程是以某个层次的社会整体为对象的,那么,它的产物就是关于社会的知识。所有参与了这个社会反思活动的主体及其相关制度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社会知识生产体系。在这个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中有很多反思的主体,比如:院校里的学者、社科院系统的学者、政府内部调查研究机构中的官员和专家、新闻媒体中的编辑和记者、民间研究机构中的专家、政府官员、其他实际工作者、其他民间思想者、海外研究者,等等。这个体系里面,院校里的专家学者、政府内部的研究者,以及海外研究者,是三类最有实力的主体。
近来有一个现象:人们对于专家学者的水平越来越不满意。概括地说,专家学者们遭遇了一场“声望危机”。这可以从网上一系列讥讽性的报道中都能体会到;网友们还给“教授”和“专家”这些曾经很崇高的符号赋予了新的不雅的释义,这里就不列举了;在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专家学者社会形象的下跌。这种声望危机包括了对道德与能力的双重质疑,但这里主要谈能力的危机,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危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前者是专家学者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笔者本人属于院校里的学者或专家,所以我着重分析专家学者在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专家学者如果搞基础研究,那么在很多领域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学者,只在一些地域性很强的研究领域维护了体面。之所以国内学者喜欢引用洋文文献,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没骨气,而是水平确实不如人家。专家学者如果搞应用研究,那么,他们最主要的比照对象,应该是政府部门中某些有理论、爱思考又有经验的官员,以及政府内部调查研究机构中某些思考能力强的人。一般的学者遇到了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未必能在本专业的问题上学高为师。特别在某些非常需要秘密信息的研究领域,学者的相对劣势更为明显。
难道所谓的教授和专家们可以面对社会的不满无动于衷吗?绝不可以!怎么好意思呢?!那么,学者该如何理解这种落差呢?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声望危机的根源
1、专家学者的科学精神不足。这样的断语绝不暗示笔者自己的科学精神充足,既然这篇文章是要剖析专家学者为什么让社会不满意,那么首要的原因一定要从专家学者自身来找。而且,问题要解决,只能从自身做起,别的我们改变不了。学问应该怎么做?这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态度问题,也就是精神层面的问题。这里不必阐明究竟什么是做学问需要的科学精神,即便阐明了也不可能成为共识。所以我们需要在常识层面上说话:做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学校中的老实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是需要动力的,这个动力基本与钱无关,而是与好奇心和责任感有关。在中国,责任感更为重要。可是,从笔者不全面的观察来看,学者的好奇心或者责任心在总体上并没有增强,责任心还在下降。
2、中国特色的科学体制。个别人不老实,是个别问题,可不老实的人越来越多,这肯定与体制和文化有一定的关联。笔者认为,中国的科学体制包括自然科学的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的。这个趋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方传来的三大文明:科学、民主、市场,都在中国化。民主最应该有中国特色,因为民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同,民主当然不能一样。市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经济离不开社会关系,所以也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科学不同于民主和市场,广义上的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数学关系以及计算机领域中的规律,这个领域的中国特色应该最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实践,但哲学社会科学不等于社会实践,它是要研究社会实践的规律,或者形象地说是要研究社会中的自然规律。所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他们首先是一种探究客观规律的活动。它们都需要研究者冷静、客观和公正。什么样的体制更能保证研究者的冷静、客观和公正,什么样的体制就是更有效的。我们的体制让大家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堕落,这是大方向有问题。中国的科学如果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将落得中国足球的类似下场!
3、全能政府。知识来自于对信息的分析,谁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谁的知识生产能力就应该越强,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政府管得越多,信息就越闭锁在政府部门中,社会就越不透明。学者要研究就很困难,上层要掌握下层实情,也很困难。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常常能碰到那种真正有思想的官员,每当此时,我都把自己看成学生,忘记自己所谓的专家、副教授头衔。我不会感到羞耻,大家都为社会思考,有人思考的比我强,这也不错。笔者比较担心的是,这种政府内智者的才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出来呢?通俗地讲,这种爱思考有主见的人是否更容易升上去呢?是否能够到一个更适合他(她)的岗位或者层次上去呢?这其实没有保障。政府太集权了,其内部升迁机制很容易出问题。政府决策咨询部门有时候也会拿出好主意来,但政府决策科学化的水平也要打一个问号。结果,这种宝贵的知识生产能力得不到高效率的利用。
4、大一统的超大型社会。社会不同,它需要的反思机制就不同。超大型的社会是大一统的,这种治理方式是对人类智慧极限的考验。治理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太讲科学,什么样的头脑能够处理这样海量的信息呢?所以,历代统治者基本都不在数目字上治理国家,因为太多的数据即便知道了也用不了。但众多的王朝都能延续200年以上,这是需要智慧的,这种智慧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体,甚至主要是一种艺术。所以,古代中国很少有人把社会当回事来研究,所谓“皓首穷经”,很少是对社会经验进行总结和上升。传统社会中经验太多,知识太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这并没有引起不满,一般老百姓对于超越自身和地方经验的事情也很少发问。官员需要的知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
今天仍然是大一统的超大型社会,问题是这个超大型的社会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内部分化出了很多新的人群或者阶层。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可能抱怨有些专家做假广告,但一般不会谈到专家的水平问题;政府官员曾经一度对学者有兴趣,那时候改革的方向不明确,但现在的官员更相信“实践出真知”。指导实践的主要依据越来越不是科学规划而是利益博弈,所以官员的很多门道的确是外人讲不清楚的。新兴的群体,如工商农企业家和管理者希望得到关于这个社会的更为准确的知识,他们面临的风险他们自己处理不了,急需得到帮助,所以对我们这些专家学者有指望。由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普及,人们期望知道社会的真实面目,所以对于知识生产体系中的主力部队——专家学者们有所期望。由于科学精神的散布,人们总是希望知道更为具体的信息,可是传统的政府倾向于公布含糊的信息,这也让大家迁怒于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其他主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家学者的声望危机源于这个社会系统内部各层次各部分之间的不协调。
5、社会变化太快。学者的理解也在发展,但有时候跟不上现实的改变。社会越来越变得无法理解。以前一个中学生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现在的人读了中学读大学,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读了博士还有一个“后”。人都老了,还是一个在读学生。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疯狂?产生了太多的信息,却整理不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风险社会”。所以,这个声望危机不可能只是在中国才有。
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专家学者可以做什么?
应该讲,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只要合法合情,专家学者什么都可以做,怎么做都可以。但经过以上的分析,这里想谈的是,专家学者特别是学校学者在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1、超脱局部的利害。学者要公正,这是社会大众的期望。由于学者客观上可以离开很多的利害关系一段距离,所以,学者确实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大多数的社会现象。这是很多政府部门内部的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当然,这是一种责任。
超越局部的利害,不等于放弃自己的价值倾向,实际上,学者特别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必须形成和论证自己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基本价值倾向。学术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的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在主观上不以自身的私利为目标。即便超越了局部的利害,学者也免不了招人骂,因为人的利益总是不同,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太困难。但不求尽如人意,只求无愧我心吧。
从做学问的方法来说,超脱也是把学问做好的必要前提,老贺讲的不错:放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大美德和最大智慧。否则,学术研究就会问题意识缺乏,课题意识泛滥。
2、多调查。既然信息主要被闭锁在实际工作特别是政府部门内部,或者被闭锁的还可能是虚假信息,那么专家学者必须自己去生产信息,生产更可靠的信息。这样生产出来的信息无法全面。因为在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中,有能力生产全面信息的,只能是政府。但我们至少可以生产比较可靠的信息。实地调查一个局部:一个村庄、一个行政村、一个乡镇、顶多一个县,如果能得到可靠的信息,就是贡献。如果是分析统计数据,就一定不能满足于让数据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要努力发掘数据背后那些可靠的信息是什么。经过理论思维的淬炼,这些相对可靠的信息就成为社会的“真相”。
这么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让社会大众,让上层政府了解真实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用以赶超国外同行的基本功。
3、多与实际工作部门的人交流。与实际工作部门的人相比,专家学者的一大优势是有时间读书。历史书和理论书是要认真读的。因为,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理论是抽象的社会。把过去、现在和理论结合起来,在成功的情况下,确实会得出某些洞见来。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对于眼下的经验有着很直接的把握,这种把握有可能超出了解的层面,而进入理解的层面。局外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但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读书,所以,他们的经验局限性很明显。读书人与实干家多接触,取长补短,就能够对社会事实有着比较公允的切合实际的把握。这种基本的感觉到位了,就有分寸,有方向。那么搞基础研究,就容易有好的问题意识;搞应用研究,才能少出馊主意。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捷径。
国外的同行,这种机会就很少,如果没有特殊的慧根,其实是很难超越国内学者的。可是他们很多人居然成了我们的权威,这是需要好好反省的。
4、提高方法论素养。
做学问的方法论是关于怎么做学问的学问。我们引进现代学术,引进分科之学,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科学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方法论倾向。否则对于怎么做学问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后来画虎不成反类犬。
很多的中国学者不注重区分问题和问题意识。表现在写文章时,急于触及整体,藐视局部的努力。这个问题比较哲学化,这里就不展开了。
也有部分的中国学者不注重区别或者分不清议论文和论文的不同。在经验与判断的关系上,议论文往往采取简单枚举的办法,举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至于自己举出的例子和没有举出的例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就不管了。在知识累积机制上,议论文作者更关心的是文章观点对于自己来说算不算是新的,而论文作者更关心的是文章观点对于这个研究领域来说是不是新的,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能否给他人增加新认识。在文章格式上,论文一定要引用这个领域的主要文献,而议论文完全可以是自说自话的。比如笔下此文。我们的文章传统基本是议论文传统,中学语
如果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相关研究,适当地引用它们,那么,第一,这形成了一个知识的累进机制。使得大家的努力都有一个机制累积起来。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如果很有见地,但没有这样的累积机制,就很难被其他人学习,随着他(她)本人升转,或者退休,这种智慧也就流失了。第二,这形成了一个知识加速机制。它使得每个人的观点都是透明的,是可以挑剔的,是可以改进的。如此一来,知识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快。后来的初学者,拿着一篇主要的文献,就可以追溯到这个领域的主要观点和演进历程,他(她)一下子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有人明明在和很多人对话,却不喜欢点明,结果还是把论文写成了议论文,保全了对方和自己的体面,却让读者陷入云里雾里,对于学术进步来说是很不利的。还有人不喜欢和别人对话,在那里自圆其说,如果写得好的话,也很耐看。但就像一个水晶球,可以用来欣赏,却不能拿来盖房子。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学术史也是如此。一种好的学术规范,其核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把更多普通人的成果累积起来,这样才能积沙成塔。论文与议论文之间并不排斥,学者写议论文也很有必要,特别是写时评,但首先要把论文写好,也就是把知识累积和加速的机制建好。如果我们研究红楼梦也要以外文文献为主要经典,到那个时候不仅仅是社会要批判我们,我们自己也应该嫌恶自己。
三、复合式的堕落
笔者曾撰文分析了当前两种比较有前途的学术建制:公共学术与集体学术。前者是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期刊为平台的学术,后者则是以团队或学派为平台的学术。但更多的人其实是游离于这两种建制之外,众多的人冒学者之名却不用心于学术;或者做个学术上的个体户。对于这些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是否比以前的自己有进步,结果,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确实比以前进步,甚至是大大的进步!可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相对于国外的同行,却在堕落。这种以个体进步为基础的整体堕落,堪称是复合式的堕落。
这个体系披着“进步”的皇帝新衣,在无人喝彩的时候自我陶醉。直到有一天,声望危机把我们的学术体制彻底压垮,大多数人匍匐在官员和洋人的面前,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把握超出了其他人。和古代社会相比,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将不只是听从官员的教导,还要依赖于洋人的指点。到那时,我们的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也就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因为,反思这么复杂的社会,纵然我们的社会知识生产体系即便发挥出了最高效率,也未必能令人满意,设若本土专家学者还不称职,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社会的发展将陷入盲目,利益博弈将取代观念先导成为我国发展的主导逻辑,强势阶层的利益就是真理。最高层即便试图改变什么,也无所依凭。我们的和平崛起如何可能?
总之,专家学者的声望危机背后,是我国社会知识生产体系的结构日趋畸形化。我们能改变多少?真的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努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