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虽然起因是精神和伦理方面的缺失,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坐下来认真讨论精神和道德这些耗时费力而且见效很慢的问题了。面对今天乱象纷争危机四伏的社会,刻不容缓的是寻找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挽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泻。
20年前,当我们还在为未来勾勒蓝图,畅想生产力解放以后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威力必将让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焕发活力,再次步入世界民族的先进之林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由于我们急于求成,未能有效地理性的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当这个蓝图从纸上降落地面,我们惊愕的发现,不仅仅有美景,那些深层的、掩在历史的角落里藏匿下来的诸多负面问题,也一并放大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另外,也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简单搁置之,使问题不断积累,危机益发加深,渐渐的接近临界,即便是睡梦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把高悬在我们头颅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逼人寒气。最近几年,虽然我们认识到这致命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却由于我们把这些问题视作各自独立的问题,当做可以个别对待的单纯的问题来加以处理,从而使我们的状况更加糟糕。
我们知道,原因、问题和解决办法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连续体而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还不打算为自己挖掘坟墓(这话有点可怕,但准确),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重新检视我们的过去,用准确科学理性的观点全面概括地研究现在的“问题复合体”,而不是从经济考量的角度出发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简单处理。
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而且必须承认,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是永远延续,还是以短命告终,是美好还是破灭,是得到酬报还是悲惨结局,都系于这千钧一发的痛苦抉择。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从前的麻木,让我们今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如果我们不付出这些代价,舍不得那些内存物质早已经腐败变质的瓶瓶罐罐,我们就无法打破旧有框架的束缚开创崭新的局面,进而被抛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与之搏斗的危急,是我们自身的危急,也是目标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孕育起来的,已成为使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暧昧与裹足不前的深刻的矛盾的原因和结果。这个危机强烈的表明,我们越是想达到我们的目的,就离目的越远,因为我们言不由衷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南辕北辙。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抛弃旧有的思维体系及近30年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绝大多数人民结成命运共同体。现实说明,世界舆论已经越来越成熟,纵容少数人的野心和仅想到不陷于极贫状态而拼命活着的大多数人的牢骚,求得两者的调和的行为,已经被世界舆论所唾弃。因为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社会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不能得到市民社会的感情与理性的支持,换言之,如果这场社会变革不是给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带来利益,相反还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变革注定是不得人心的昙花一现。
生命哲学是指导一切社会行为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在6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佐证,而不是拘泥于金钱关系的《国富论》等经济学原理。所有经济学理论充其量是技术性的,实质上是唯武器论的变种,可悲的是,当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就把生命哲学束之高阁,或者在口头上承认,却在行动上与之背道而驰。
截止到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把主要着眼点首先放在了各种技术的变革上,对于人的革命只字不提,甚至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问题。尽管这使得利用并征服自然界的力量成倍增长,但法制和社会机构却日益颓废,并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的沉重羁绊。我们随处可见,完全不懂社会学的技术型专家,用物理学原理管理着比计算机要纷繁复杂无数倍的社会系统,所有有利于维持社会平衡的润滑剂诸如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公共事业等,全部被当作影响效率的赘品一一砍掉,从而使失业者、残废者、老人、低收入家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包括我们未来必须倚重的儿童,不但得不到社会公共福利的关照比如上学、就医、乘车,进而还要遭受社会的盘剥。
物的增值同劳动力的价值的增值成反比,这早已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却正在大行其道,并且不加掩饰的得到了权力部门和暴力机关的庇护。光天化日下的野蛮掠夺和血腥积累被说成是创造财富,无端解雇工人的违宪行为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为维护自己微薄利益举步维艰上访的农民被说成刁民,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我们无法不承认,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弱肉强食式的疯狂屠杀。
但是,我们也无需灰心丧气。我们的状况并不是绝望的,我们所积累的力量完全可以支持我们赢得一场脱颖而出的蝶变。只要我们能下定决心,稳住阵脚,妥善理顺各方面关系,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做到公平,最低而言,不是像目前这样由极少数人豪夺大多数人的财富,在目前人民还充分信任(是否有待验证?)的前提下,我们完全有能力打赢这场让中华民族脱胎换骨的战役,即交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案,也给祖国一次机会,更给自己一个伟大的身后。
一、穷人与富人的矛盾
剥削的轻重程度,不是穷人仇恨富人的根本原因。
比尔.盖茨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的几十几百倍,但工人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喜欢这种剥削;刘文彩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几斗米而已,农民却对他恨之入骨。很显然,马克思关于剥削越重反抗就越强烈的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剥削的方式是文明的剥削还是野蛮的剥削。文明的剥削是被剥削者的劳动所得足以维持其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有尊严的生存,野蛮的剥削则剥夺了被剥削者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生存的尊严。可见,贫富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富人集体道德意识缺失和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贪欲。
受“好死不如赖活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从骨子里是不愿意为尊严而战的,这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富人阶层对穷人进行野蛮剥削的行为不但是一种默认,而且是纵容,从而助长了富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贪婪欲望,不惜用血腥和暴力的手段攫取财富。
总的来看,中国的富人阶层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是个人文明程度较低,无论是出入上流社会的商界名流,还是正在地摊上打拼的草莽,骨子里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几分流氓无赖的习性。他们见钱眼开,绝对不会考问道德良心,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二是缺乏爱心。爱心不是高贵者所独有的善良品质,卑贱者往往比高贵者更容易施爱。但中国的富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多慈善的表示,倘或有,那也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的陈仓,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企业变相做广告。所以我们才看见,很多中国的富人宁愿为自己的宠物雇佣保健医,也不愿为穷人的儿童捐助医药费。
三是享乐主义。中国富人自古到今一脉相通,盖别墅、座名车、纳妾、游山玩水是他们发财以后的首选。在欧美富人家中很难看见成群的仆人,但在中国富人家中,仆人是衡量财富多少和身份贵贱的绝好标志。
四是不知报恩。中国的富人既不懂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也不懂得水可载舟也可泛舟的道理。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的财富或者是个人打拼的结果,或者是拜上天所赐,与社会和人民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中国富人的家里要么供奉财神爷,要么供奉祖先。却不思考,没有共产党他们那里会有今天,没有穷人谁为他们工作。
五是没有荣耻观,韩进在博客中国的专栏里骂中国富人无耻,除了吃,吃尽山珍海味,再就是操,操女人。话虽糙,理不糙阿。据日本人三年前给咱们统计,中国的娱乐业每年达600亿,这些钱除了公款,便是富人的消费无疑。
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艰难度日。既如此,又怎么能责备穷人仇富。既然我们反对美国人毫不节制的消费地球,为什么不允许中国的穷人仇恨富人毫不节制的挥霍财富。更何况这些财富是穷人用血汗和生命创造的。如果我们还不是太健忘,就应该记得三十年前的小学课本,那上面告诉我们,富人不劳动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穷人披星戴月的劳动,却不得温饱。我们曾经以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不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历史竟然幽了我们一默,历史重演了。
国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经济政策。他们充分调动税收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调节功能,在鼓励富人致富的同时兼顾穷人的利益,比如制定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消费税政策等。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是最大的税种,一般实行累进制,对收入越高的人实行的税率就越高。在美国,不但联邦政府征收遗产税,而且州政府也征收继承税。同时,为了防止食利阶层的大面积产生,美国法律对于富人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也有诸多限制,比如个人银行存款超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须投资或者捐助,否则将会课以重税。
但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中国社会不但默认这样的现实,甚至还有许多学者如蚁附膻的为这不理性的现实寻找理论依据,为富人们为富不仁的行径大唱赞歌。他们就不分析,在鼓励和怂恿富人为非作歹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为富人挖掘着坟墓。不需要多么灵敏的鼻子,就能嗅到80年前资本主义在俄国死亡时发出的气息。譬如福州公交车爆炸案、比如甘肃、比如翁安、譬如山西一个农民杀死村长一家人命大案,譬如艾绪强王府井纵车撞人案……尤其是艾绪强,他不是以伤害某个具体的富人为目的,他的仇恨指向了所有的富人。这是不是在说,就算穷人不太注重尊严,当尊严尽失的日子,谁还又在意一条可有可无的生命呢。而一当这种个人盲目的行为变成集体的有目的的行为,那叫什么……就不用解释了吧。难怪有人说“学者和专家误国更甚于腐败”,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张维迎语)”这样的结论。
连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现在也毫不讳言,阶级斗争是贫富阶层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50年前,巴黎公社是穷人给富人们上的第一课,他们或者没听懂,或者是他们不相信穷人真的就有能力推翻他们,或者他们太相信金钱的作用,认为金钱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所以在其后的70年里,资产阶级顽固的拒绝穷人们那怕是很小的要求。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他们才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这个真理,进而与人民寻求妥协,但为时已晚。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政治版图就此被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前二十年,是资产阶级开始痛苦反思的二十年,这一场反思运动是极其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都得到了深刻的解剖和揭示。那些新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虽然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破解,但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有了空前的缓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日渐趋于稳定。事实上,北欧国家已经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导社会发展,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不但北欧国家包括西欧所有国家都已经自觉演化成具有社民主义机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党派政治、普遍的选举权、良好的社会福利、稳健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慈善事业、规范有序的公共事业、人权高于一切等等。这股社会改良的思潮不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赢得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竞争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就在今天,有人还在做着资本主义的祖师爷们一百多年前做过的梦。
向往金钱并不是罪恶,罪恶是通过剥夺别人生存权和尊严赚取财富那种不择手段的方法。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私企有80%以上的工人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疾病,却得不到治疗。尤为严重的是遭遇工伤事故的工人,事后多是被厂家开除,以至于连象征性的一点医疗费补偿都得不到。如果不服或者讨说法,几乎无一列外的是被工厂的保安或者警察驱散或殴打。而我们的《宪法》和《工会法》却还堂而皇之的说什么工人有罢工的权利。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中国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矛盾,而是两大阵营的矛盾,穷人阵营还包括:新左派、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廉洁奉公的官员、民族主义者;富人阵营还包括:新右派、西方文化的拥护者、贪官、极端媚外势力、民运分子。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真地让人堪忧,不论最终鹿死谁手,受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二、南北矛盾
吉林每生产一斤玉米,就要补贴0.50元,这就是说,生产的粮食越多,吉林省赔得就越多,而进行产品深加工贸易的南方各省却从不买单。有数据显示,仅粮食一项,吉林每年就为沿海的发展无偿奉献60亿元。还有那些源源不断输送到沿海地区的木材、煤炭、钢铁、石油等等,也无一例外的要倒贴。而这些还是有形的可以统计的损失,至于无形的比如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损失,则根本无从计算。
有人说东北的落伍是文化建构上存在的诸多负面影响的原因所致,他们说东北人天生就懒惰、大吃大喝、大手大脚,所以积攒不下财富。固然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不然又怎么解释东北和东北人当年的富裕,难道天上给东北人掉馅饼不成。真地了解东北和东北人的学者从来不认为东北人好吃懒惰,因为真实的东北有着其它地区的人所不具有的吃苦耐劳和坚毅不拔的品质。准确的说,东北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欧洲人,拼命的干,然后拼命的玩。比如东北的伐木工人,顶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只靠简单的食物供给在冰天雪地里工作一个冬天,即便南方的勤奋先民怕也做不到。再比如大庆的石油工人,端水打井仅仅是一个侧面。再比如北大荒的农民,完全靠人力,不惜用几代人的时间,把一大片沼泽改造成了良田,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吧。
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在同等的国家政策的待遇下,东北和东北人不但不会输给南方各省,只会比南方发展的更快。所以我们又惊愕的发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句话才喊出来没几年,东北就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是,历史就好像是个魔咒,总是跟东北和东北人过不去,每一次国家面临大的社会转折,无一不是以牺牲东北和东北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从满清入关开始计算,东北和东北人大体上有五次被当作了牺牲品。
先说满清入关,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就此被带进关内,东北整个被吸空了。然后是蒋介石把东北送给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对中华民族是个天大的喜悦,但苏联红军又一次把东北掏空了,即便如此,东北和东北人还勒紧裤带支援解放战争。三年困难时期,东北人的粮食80%用来支援了全国,自己却吃一种高粱康和野菜混合的食物充饥,有些农村甚至吃一种粘土——观音土,这对观世音简直是大不敬。改革开放则干脆是说,东北和东北人都忍着点,有饭先让南方人吃。直到“破三铁”,东北人才明白过来,南方吃肉而东北喝汤都不行。据有人估计,每10个小姐中既有三个来自东北,从古到今东北平原就不生产小姐,怎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就成了批发小姐的工厂,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的说,没饭吃,面对饥饿,尊严就不那么重要了。复杂点说,邓老爷子对东北人真不够意思,所以他只南巡,从不北顾。无颜见东北父老哟。
恨“四人帮”、恨毛远新、恨王淮湘固然不错,但殃及东北父老乡亲就不对了。
邓老爷子驾鹤西去对东北人来说简直是一次再生。然而,林子砍光了,油采净了,煤挖空了,企业都破产了,工人都下岗了,农民种地还赔钱。于是,小姐诞生了。
其实又何止东北,华北也如此,真让人搞不懂,都是一个妈妈的孩子,凭什么有的孩子就受优待,有的孩子就要被虐待。而被优待的孩子还不知足,得了便宜还卖乖,说我们北方人受穷活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说,给我10个正常的儿童,我能按社会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医生、教授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给我10个正常的省,我能按国家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香港、法国、新加坡,前提是妈妈请多给我点奶吃。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战略给北方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让人怀疑的是,中央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来自南方各省,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呢,真就能一碗水端平么?
南北矛盾说到底是家长不公平,这也难怪,五个手指头本来就不一样齐,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手心的肉总捂着,手背的肉却凉着。
从目前来看,如果国家不对现行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南方剥削北方以至无偿占有北方资源的现象很难改变,因为北方已经失去市场先机,和南方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好比让一个病人去和一个壮汉拳击,然后裁判说,你们打吧,这次我绝不有偏有向。这本身就是在袒护壮汉。公平的对决是,应该先给病人疗伤,补充营养。
最后只能说,妈妈,我也是你亲生的儿子啊。
三、沿海与内陆的矛盾
沿海与内陆的矛盾类似于南北矛盾,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南北矛盾是家长不公的结果,那么沿海与内陆的矛盾还涉及到了家庭成员间软暴力的问题。所谓软暴力,就是一部分家庭成员歧视和在精神及物质上虐待另一部分家庭成员,比如一部分人吃新饭,另一部分人吃剩饭、冷饭以至馊饭;比如家庭成员地位高低不同;比如住房,一部分人住正房,另一部分人住厢房、耳房、以至仓房柴房;比如一部分人睡席梦思,另一部分人睡地铺以至睡凉炕。反映到社会上的具体表现是,一、市场准入条件不公平,沿海地区人为的给内陆地区设置门槛,对内陆企业制定歧视性政策。二、物资分配上的不公平,沿海利用自己先入为主的便利条件,在物资分配上享有优先权。比如天然气,虽然产地在内陆,但使用权却在沿海。三、国民待遇上的不公平,比如内陆人到沿海定居有很多附加条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而沿海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却不受限制。四、政治待遇上不公平,同样级别的官员,沿海的官员获得晋升的机会远大于内陆地区,而且有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如果沿海地区的官员被平调到内陆任职,不用寻思,那肯定是犯了什么错或者失宠。五、产品倾销。沿海对内陆进行产品倾销已经几十年了,但沿海却从来不想黑字回流,这既有悖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游戏规则,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理。六、产业机构和产业布局不公平,内陆地区的产业多是底端低端低附加值的,而且极端不平衡,有些老少边穷的地区完全靠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吃饭。而沿海地区的产业是完整的产业带并行成了合理配套的产业链条。七、话语权不公平,同样一句话,沿海喊出来分量就重,就倍受重视。八、资金分配不公平,比如江苏和浙江的两大港口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羊山港是不是真有必要,而嗷嗷待哺的内陆即便想修一条高速公路都要靠老百姓集资。九、买卖不公,沿海低价买进内陆的原料,然后高价把产品卖给内陆,比如新疆的棉花,制成成衣以后的利润是棉花的几十倍。十、技术封锁。就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对商业企业实行技术保护的法律,绝对有利于沿海地区,既如此,《反垄断法》拖了很多年才出台也就很正常了,因为《反垄断法》对沿海不利。
沿海对于内陆的吸空是不争的事实,资源、人才、资金就像滚滚长江,日夜不停的流向沿海地区。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时差不仅是个空间概念,还是个经济概念,假如从上海开始向西计算,每两个时差经济发展水平就落后一截,反映到个人收入上,相当于1000——800元工资,这你可以调查,上海公务员的月收入是8000元左右,南京是6000元,武汉是4000元,成都是3000元,兰州是2000元,所以说,时差就是金钱。也就是说,随着时差的拉大,国民收入成梯级下降的趋势,时差越大,国民收入越低。时差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它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同样,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因为时差的关系,而出现高低贵贱之别。大致上上海人是一等公民,享受贵族待遇;南京人次之,享受准贵族待遇;武汉人再次之,享受国民待遇;成都人再再次之,享受准国民待遇;兰州人再再再次之,没什么待遇。至于呼包二市的生命,是不是人就无所谓了,反正他们从古到今都跟牲口打交道。
梁晓声搞了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多没长脑子的人还佩服得五体投地。阶层真就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吗,如果有一天出现社会变动,很难相信那会是阶层之间的战争,更可能成为现实的,恐怕是张作霖挥戈入关和冯玉祥挥师进京。
总的来看,沿海与内陆的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当它还没有演化成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权且让沿海先笑几天。
四、城乡矛盾
曾经主观的以为,发展小城镇建设会有效的缓解城乡矛盾,却不曾料想事与愿违,城乡矛盾越发突出。外国人看了说,从中国的城市面貌看,中国已经步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但从中国的农村看,中国还停留在蒙昧时期的水平。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是那里出了毛病?
有人喜欢用苏南农村的发展经验从表象上为缩小城乡差别寻找出路,却从不思考苏南农村富裕起来的根本原因,其一、苏南的地域优势得天独厚,立居要冲,周围几大城市环绕,就是傻子都饿不着;其二,自然条件优越,苏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中国大多数农村近乎不毛。二者根本没有可比性;其三,苏南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不乏书香门第和盐商巨贾,那里的人天生就有经济头脑;其四、苏南农村文化教育水平远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其五,多是靠投机倒把发家致富,可以这么说,如果追究企业原罪的话,苏南有过半数的企业都得被没收。所以说,苏南经验不可取。不过苏南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缩小城乡差别的既经济又便捷的版本。但现在我们先不去讨论这个话题,只说目前城乡矛盾的现状。
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启动已经有几年了,但见效甚微。究其根本原因,是立法的滞后所致,中央给农村的优惠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国家的支农物资和款项不是被截留、扒皮就是被挪用,而中央却因为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只能任凭那些部门和地区两头鱼肉。所以就有了两任共和国总理面对苦不堪言的农民一次次流泪甚至骂祖宗。另一个原因来自文化,儒家思想是平民的死敌,所有有利于平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儒家统统排斥之。在调整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上,儒家更多的是照顾拥有世袭地位的特权阶层,在儒家大肆宣扬的德治理论中,无一不是要求平民恪守既成格局,倘有不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言行,便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总之,儒家思想的宗旨就是高贵者治人卑贱者治于人,翻译给农民听,就是他们是管你们的,你们是被他们管的,不服从管理是错误的。虽然从秦始皇到朱元璋再到康熙皇帝,都不乏重农抑商的强烈倾向,但他们重视的只是粮食,而不是农民本身。
历史进入到毛泽东时代,虽然在精神或者说政治方面给了农民很高的待遇,但受制于当时一穷二白的历史现实,又出于民族生存的考虑,毛泽东也只能在农民身上打主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解,城乡矛盾是城市人非法占有农村人劳动的直接结果,它来自于前苏联靠掠夺农民财产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据一份已经公开的前苏联档案资料记载,在俄国内战时期,托洛斯基目睹农村的惨况,上书俄共中央,提出了修改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被列宁否决,后来又遭到斯大林的无情批判。列宁的理由是:俄国农民都是富农,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他们财富的方式使他们迅速成为无产阶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俄共建立政权后,“白匪”在农民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斯大林反对托洛斯基的理由是:粮食是给无产阶级吃的,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分享,等他们成了无产阶级以后再吃吧。
问题是,中国农民除了几个地主外,可都是贫下中农。沾俄国农民光的中国农民真的有点冤。最高的一年,中国的积累率是70%,而其中的70%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所创造的财富。
城乡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够解决的,也不是几个红头的一号文件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从文化建构到法律修订,从人性的复苏到正义的觉醒,从技术革命到人的思维的革命,从吏治严明到政治清明,从经济平权到政治民主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起码,在目前连《宪法》都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谈缩小城乡差别实在是天真。
2008年底12期《时事报告》里有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远一篇文章——《坚定信心,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文中姚景远非常乐观的说,1978年我国有城镇人口1.7亿,现在是5.7亿,30年改革开放净增了4亿城镇人口。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如果仅就人口数量的增长而言,他说的显然不错,但要是从人口的生存质量上讲,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不但不值得炫耀,反而让人难堪。美国一家调查机构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大致在一亿左右,城镇中等收入人口数大致在两亿左右,这样一算,至少有2.5亿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以这样水平推进的城镇化脚步,是喜还是忧,就不需要再作分析了吧。
同时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也应该提及,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城市掠夺农村的结果。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2008年11期《时事报告》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一篇文章——《“三农”问题现状与发展现代农业》,讲的非常详细,也很具体,基本观点与姚景远迥然有别。只要读者稍加留意,就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到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原因。有句成语叫“落荒而逃”,这句话之于农民来说,可改叫“畧荒而逃”。姚景远在文中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化都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如果城乡二元体制不解决,一是城市化进程比他想象的可能还要快,二是农村、农民、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他想象的可能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