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月前,《他乡之税》悄悄上市,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在所有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叙事之中,它也确实不那么显眼。不过,每个认真读了这本书的读者其实都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这是两位作者用了整整8年时间做出的一份农村财经调查报告。它不但给我们印象中的三农问题提供了素材、提供了解释,更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相当多的“常识性偏见”。从这个角度出发,要理解过去30年的农村中国,我们对《他乡之税》就不能漠视。
【观点更新】
从财税的观点 改变固有的偏见
1 在村民们眼里,镇领导个个都不是好人,是贪污犯。然而事实上,被看作“贪污犯”的平城镇领导个个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他们向亲戚朋友借了高利贷去完成乡镇的税收任务。1999年,因为县里的教育拨款被挪用交了税,平城镇书记牛强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贷款给教师们发工资。
2 1999年,平城中学一辆超载的校车起火,3个孩子被烧死,9人重伤,最后查下来,这是一辆被私下倒卖多次的二手车,年久失修,加上超载,安全隐患已经存在了许久。事后当事人当然被追究了责任,但如果人们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发现,报废车辆被私下倒卖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因为二手车交易中高达15%的交易税。
3 土地承包费90年代初成了村、镇主要收入,按规定应该由村收上缴到镇政府,再由镇按比例返还,但一般收的时候总有拖欠不交的,乡镇就按计划数留下自己的,拖欠的让村继续去要,这里面甚至包括村干部工资,但基本也石沉大海了。于是,村里有时就先紧着自己留了一手,一些农民看得真切,他们说承包费在村干部弥补工资的同时也可能结下了另一个果实:“他一有钱就可能乱花,一乱花群众就有意见,一有意见就上访告状,实际上最后害了一部分村干部。”
□书评人 米格
30年小镇往事
1986年,北方小镇平城的农民曹顺等人在收购贩卖羊毛时为了增加分量,把黄油混上黄土掺进羊毛,一斤羊毛混上八两油土,“把土卖成羊毛价格了”。这种“假羊毛”现象背后的大环境,是国家自1985年起放开了羊毛的收购经营,实行指导价,平城所在的兴远县原来垄断的供销社收购量大跌,私人商贩的收购价倒从每斤4.3元涨到6元。
更为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消费结构与生产重点的变化。以往本地羊毛多自产自用,数量不大。而从80年代中期起,家境好点的人们开始厌倦涤纶、腈纶等化纤料子,转而喜欢上了羊毛衫。但伴随着越发红火的毛纺工业的是每年全国高达8万吨的羊毛原料缺口。一个个像平城一样普通而细小的城镇,就这样紧紧地捆缚在大工业生产的链条中。
如果《他乡之税》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仅仅停留在上述层面,恐怕当不起全书的副题:“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但这本旨在整理与重构“农民干部及乡镇命运、乡镇经济社会起伏和财政关系演变”三条线索的作品,无疑并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记载和稀松浅淡的分析。接下来更长的篇幅,告诉了我们羊毛事关兴远县财政“灶台”的意义所在。
从财税理解农村
1985年,平城所在的省结合中央改革精神,对收大于支的市财政由原来的“超收比例分成”变为“定额上解”的“大包干制”,其实质是“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和国家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本来就存在补贴负担过重、县财政吃紧等问题的市里根据这一政策调整,也随之对所属的兴远等各县进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但利税改革还产生了许多让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大包干体制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税金和利润都是政府的“香饽饽”,政企分家的改革难度更大了;上交利润、透支、借款、垫支弥补政策性亏损等行为均挤占了银行资金,加上放松银根、高息吸储、价格闯关等诸多因素,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老虎就这样被推出笼外;各级政府密切关注起各自企业的原料大战、计划外销售、预算外投资建设等生产经营问题,加剧了各行政区域间的产业趋同和贸易壁垒……
这活脱脱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缩影:当更多、更快的变迁呈现在面前时,没有人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怎样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但与茫然无绪甚至措手不及相伴的,往往却是对前景难以解释与言说的乐观和亢奋,以及向上生长的勇气乃至鲁莽。
《他乡之税》正是希望记录下这样一种三十年来的生存环境、生活智慧与生命状态。两位作者用八年的时间,在北方小镇平城进行田野调查,访问了农民、乡村干部、买卖人、企业管理者、职工等两百余位当地人,并大力搜集会议记录、报表、政府发文、调研报告、日记、账本、新闻报道等能反映小镇在社会经济、政治变迁、财政税收各方面的种种资料、档案与文件,最终勾勒出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与命运,还原出小镇经济生活史与鲜为外界所知的隐秘的税收流动真相,更是折射出作为最基层一级政权的乡镇政权在上下层级间的起起伏伏,乃至于在整体经济社会历史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财税和市场两大核心纽带之间互为因果、互动互应的关系。
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作者试图通过引用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语来彰显全书的用意与主旨:“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是的,这样的话语不但掷地有声,还触目惊心。从导言带领我们“在流动的迷雾中穿行”,到分别名为“大开合”、“入口”、“迷宫”、“原委”、“行行且行行”的各篇标题,再到“以万变应万变?”的结语拷问,读者从这些未了结的、无定论的、开放式的语词中,很可能会感觉到欲言又止背后的无可奈何、犹豫不定背后的无能为力。
“30年间,市场的不确定性、财政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乡村,乡镇政权也竭力以自己的不确定(或非制度)行为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状态”,但这样的不确定在为我们带来灵活、权宜等诸多好处的同时,是否也有可能带来并非最优的甚至是负面的和错误的路径依赖呢?事实上,我们在书中已经看到了相当多的危险信号。在社会规则不透明、不健全、不对称尤其是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官方制度产物”和“反行为”中蕴含的“抵制、规避、变通和侵蚀”,特别值得警惕。而作者也指出,我们应该通过财政体制规则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一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尽可能减少上述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历史是用什么方式记录着的?我们是否正确地珍惜着自己的历史?在所有光鲜灿烂的虚饰背后,在所有纷乱不整的粗糙中间,往往才是种种不为人知的真实。而在《他乡之税》中,所有被宏大湮灭了的鲜活个体、所有被成功遮蔽了的苦涩代价,都这样清晰而突兀地浮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从草根中窥得解读当代中国的别种途径,从细微里体味触及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时代。
【作者对话】
田毅:从财税理解惊心动魄的农村
一手资料最珍贵
新京报:据说你从调研到写作《他乡之税》用了8年的时间,这8年里你的生活、工作是怎样的状态?
田毅:开始其实也没想一定写书,我的合作者是当地的农民赵旭,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希望做点研究,也和不少人聊了,后来2003年遇到我,我们就开始正式做这个研究。我大概每年都去四五次,最长有1个月。我是有点兴趣看看这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是怎么运作的,三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些和这个国家有什么关联。开始也没想写成书什么的,就是感觉可以多了解点实际情况。但是,现在已出版的实证类的写乡镇这个层面的书很少,以较长历史眼光来看的更少。
新京报:很多都是宏观的东西。
田毅:是的,宏观或政策性的多,当然也很需要,但事实类的相对缺乏。因为我是记者,也因为不是为了赶稿做什么,我们相对单纯点,我想我心里的核心就是去理解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采访中很大的部分是互相核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历史叙述。我主要看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看了本市和县1976年后几乎三十年的市报和县报,市报是都有的,县报存在时候不很长。当然还有更多更珍贵的一手资料。
新京报:比如?
田毅:比如调研进行到中间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缺乏线索性的一手资料。毕竟请人家谈过去的事,总觉得和事实和历史有距离,有点漂浮着的感觉。后来赵旭突然想起一个本地退休的乡镇领导干部,我们就去找,最后聊得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他老家一个箱子的角落发现了十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笔记本。是他从1979年到2002年的工作笔记,中间有几年缺了,后面的也略微简单些,但事实准确,而且有很多他当时的调研啊。这样这个资料就非常珍贵了。
税收是文明的等价
新京报:从税收这一块入手是开始就有的想法?
田毅:对,我自己在财政机关工作过,之前就听说了基层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税收行为,我自己的感觉是财政很重要。如果从三十年农村变迁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找3个比较主要的力量,那么,财政肯定是其中之一。
新京报:一提到税收总逃不掉一大堆的枯燥数字和表格,在写作时你如何把这些尽力转变为相对通俗的阅读?
田毅:举个例子,第二章第一节是“李二柱的选择”,28页有个表,是他家1985年的收支表,这个最初是在那个乡镇干部的日志里发现的,因为当时上级来调研组织一些农民开座谈会,把李二柱也叫上了,他就在会上说了自家情况,这个乡镇干部就记在日志上了,我看见了,我们就再去找李二柱,他说都是准确的啊,但除了数字,他就告诉我们他开始怎么不太相信土地长期包产到户,就还做食堂大师傅,后来看见别人种小麦了,自己就“觉悟”了,还有他怎么买的牛,这牛对他家的贡献等等,这样我感觉就不再漂浮了,回到人和历史了。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写作你比较大的收获是什么?
田毅:收获非常大,核心就是对这三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点,一个侧面了解比之前多了很多。另外一个大收获其实是关于史学方法的,因为我没有专门的学术训练,所以很多方法主要是靠学习我觉得比较好的书里的方法。其实,财税对乡村,对国家都非常重要,如何收,如何支,怎么能更好支配,确实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记得有国外专家也谈到:税收是文明的等价。
|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