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村庄
——J县顾村调查报告(节选)
顾村位于鄂中丘陵至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全村1192人,耕地面积3328.1亩,共有308户,分布在7个村民小组、25个自然湾内。村内居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他经济作物有棉花、芝麻、油菜及小麦等,但数量较少,在传统的农业种植之外,村民的另一项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工,中年农民一般在县城或武汉打工,而青年农民则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城市。
顾村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多姓杂居村,它是在晚清以来的历次战乱中由各地迁居而来的移民形成的,村内的主要姓氏有顾、王、杨、陈等。村中老人知道自己的祖先都是外来移民,但无法说清自己的祖辈从何处迁居至此。顾村没有非常厚重的村庄传统,没有世代传承的习俗和仪式,也没有日常生活中的强烈禁忌。顾村是历史上的各地移民在流动中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流动表现得更为显著。1981年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之后,顾村陆续有农户将户口迁出,也陆续有农户将户口迁入。迁出的农户主要是到县城或者郊区定居,也有少数迁到外地的城市或者附近的村子里;迁入的农户则既有附近村的村民,也有四川、河南等省的农民。
一、村庄的人口流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顾村就陆续有村民外出打工,这个外出打工的势头越来越猛。村里200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村1192人中有355人属于流出人口。全村272名已婚育龄妇女中,有153人是登记在册的流出育龄妇女。也就是说,村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外出打工,已婚的中青年妇女中有一半以上常年在外。根据笔者在村里观察所得的经验,村里很少能够看到35岁以下的年轻人,年轻媳妇即使结了婚也很少在婆家长期居住。
从主要的外出动机来看,顾村村民自分田到户以后的外出打工潮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由于高效化肥、农药及良种的普及,村里的粮食产量基本上处于上升阶段。这段时期内外出打工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手艺,或者是头脑非常精明,或者是城里有一些关系,他们“不愿意一辈子窝在村里,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这批外出的农民现在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在周边的城市定居,并且将户口迁出了顾村。笔者没有搜集所有外迁户的资料,但在村中走访时,却可以在每个自然湾都看到三到四户大门紧闭,房子上长出青草和绿苔的人家。村民们说,这些“有用”的人已经搬走,老房子也留在这里不要了。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的税费改革之前。这段时间内由于村里收取的提留款年年增加,农药、化肥、种子的价格也不断攀升,但粮食的价格又基本维持不变,村民们越发觉得种田“不划算”,村里个别种植技术不过关的农户还出现了“超支”的现象[1]。这段时期内顾村出现了一股外出打工的高潮,不光是年轻人,连中年人也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许多农户还将家中的土地抛荒,并且常年不归,以此来逃避村里的税费任务,这样的情况在总共只有310户村民的顾村中有接近40户之多。村民GSZ回忆说,“抛荒最严重的时候,田地里都长出了齐腰深的荒草,很多地方还长了一些野树,砍都砍不动”。
这段时期内外出打工的农民现在的年龄从30到50岁不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又重新回来要地,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中的所有人又都重新回村务农。他们中年纪较大的那一部分因为无法继续留在城市中生活而回到了村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继续在留在城市及附近郊区谋生,原因是在湖北省2005年的“完善二轮延包,做好确权确地工作”时,这些在1997年以前为逃避税费将土地抛荒外出务工的村民只分得了数量很少的口粮田。仅仅靠这人均一到两亩的口粮田无法满足自己正常的生活需要,为了获得日常所需,特别是供子女读书,完成子女的婚事,就只能在30多岁以后继续留在城市里打工。这部分人的生活并不宽裕,有些甚至非常窘迫,由于他们年龄渐长,在工厂中从事高强度劳动的效率已经无法和年轻人相比,一般的工厂在招工时不会将他们考虑在内。这部分人现在一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或者在饭店、餐馆里做清洁工作,有的甚至以捡垃圾、收废品为生。他们在身份上既不归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顾村,他们收入有限,不能在城市中买房置业,同时他们在村里的土地极少,又不能完全靠在家务农来维持一家人的体面生活。
第三个阶段是税费改革至今。这段时间内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按耕种面积给农民发农业补贴。顾村2008年每亩地的各种农业补贴合在一起已经接近100元。税改之后,顾村土地抛荒的现象没有了,中年农民一般都留在家中务农,只是在农闲的时候到附近城镇打些零工。这个时期顾村外出打工的人员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就是上文述及的曾经抛荒的农户,他们的年龄都已在30岁以上,因为二轮延包过程中只分得数量极少的口粮田,因而不得不继续在外打工,希望能够积攒一些费用,等到无法在城市维持生存的时候回村养老。第二种类型的外出打工者就是在分田到户之后出生的新一代80后,他们大多是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到城市打工,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农民这个身份概念暂时还与自己无关。这批人现在有许多已经成家并生育了后代,但他们的后代大多都留在村里给父母抚养,成为留守儿童。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在社会已高度开放,打工经济和现代传媒已经延伸到村庄内部的时候成长起来并实现社会化的,他们的生活世界、观念世界、意义世界与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家庭到社会,从学校到工厂(企业)的经历使他们很难去想象今后还要回到农村的可能性。与大多数城市的市民一样,他们已经接受了带着浓厚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将追逐财富,追求快乐作为生活的第一目标。他们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并延续这种大众文化所宣扬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我在珠海上班已经2年了,我喜欢珠海这个地方,环境好,干净、漂亮,有钱人多,买东西方便,生活舒服,在珠海我心情都要好些,回到村里住了两天就想走。我以后是肯定不会回来的。”(CJR,19岁,1组村民,笔者遇到她时她刚从珠海坐飞机回家探亲,她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元)
“前段时间厂子倒闭了,我也不想再继续在外面找工作,人总不能这样打工打一辈子。在东莞的时候累是累点,日子很好过,现在回到家里,吃也没地方吃,玩也没地方玩,想上网连个网线都没有,更别说村子里面这点烂路了。本来想回来搞个养殖场的,这种条件人都难得进来,车子怎么走?(AJB,34岁,3组村民,在广东打工已有10年)
从顾村流向长三角及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年轻农民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掌握比较复杂的工作技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以一种高强度的、重复的体力劳动在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料。他们工资很低,在消费较高的沿海城市若不十分节省,就很难存有积蓄。
“我们这些人读书太少,在厂里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但是好累的哟,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晚上加班加到10点多钟,一个月才休息一两天,我是在电镀车间里负责验货的,每天下班回来眼睛累得不行,一直流眼泪,你看我现在的眼珠子都是黄的。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咯,赚钱不吃亏,吃亏不赚钱,像我们每年才弄万把块钱,除了赶人情,剩下的都花在路上了(指车费)。过年来回车票才难买,票贩子要得太多了。我每年都一直站过去,好难受的。”(ZLP,女性,36岁,5组村民,曾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5年,税改后回家种田)
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顾村4组打工青年WSJ的广发卡对账单记录:
表4-1 打工青年WXJ的广发卡对账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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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日期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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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账单还款到期日 Payment Due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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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应还总额 Prebious Billed Amount |
1478.81 |
本期支出总额 Current spending |
380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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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入总额 Current Payment |
900.00 |
本期应还总额 Total Due Payment |
438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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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最低还款额 Min.Payment |
439.00 |
本期存款余额 Deposit Balance |
0.00 |
WSJ今年24岁,在广东一家玩具厂打工,他申办了广东发展银行的信用卡,信用额度为1万元。
表4-2是顾村2组外出打工村民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出该村民小组外出打工者的年龄构成,流出地的分布以及所从事的行业。表中反映的情况显示,该村民小组的外出务工人员中,1980年代出生的有25人,约占60.9%,1970年代出生的有10人,约占24.4%,1960年代出生的有5人,约占12.2%,1950年代出生的只有1人,约占2.4%。人口的大量流入地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四省,流入企业多为服装厂、玩具厂、电子厂、宾馆、超市。流动人口中的已婚女性全部采取了节育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2组男性农民全部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且无确切地址。
表4-2:顾村2组村民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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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婚否 |
流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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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J |
女 |
1983.6.5 |
已婚 |
福建省金峰镇力拓锦纶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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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 |
男 |
1983.6.23 |
已婚 |
福建省金峰镇力拓锦纶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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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X |
女 |
1986.11.21 |
已婚 |
广东省广州市兴河工业区海健服装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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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C |
男 |
1982.6.2 |
已婚 |
广东省广州市兴河工业区海健服装厂 |
|
XM |
女 |
1987.3.20 |
已婚 |
江苏省南京市淮南路帝王大酒店 |
|
WF |
男 |
1978.9.18 |
已婚 |
江苏省南京市淮南路帝王大酒店 |
|
WH |
女 |
1984.4.3 |
已婚 |
深圳市凤岗金星铝合金制品公司 |
|
WGT |
男 |
1976.6.15 |
已婚 |
深圳市凤岗金星铝合金制品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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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M |
女 |
1985.8.11 |
已婚 |
广东省东莞市罗山大道扬欣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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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Z |
男 |
1981.10.21 |
已婚 |
广东省东莞市罗山大道扬欣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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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H |
男 |
1975.12.5 |
已婚 |
广东省东莞市罗山大道扬欣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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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
女 |
1981.8.10 |
已婚 |
深圳市番禺香港路32号中南平价超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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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L |
男 |
1976.7.3 |
已婚 |
深圳市番禺香港路32号中南平价超市 |
|
YSM |
女 |
1980.7.10 |
已婚 |
广州市台北路未来之星服装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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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B |
男 |
1980.1.8 |
已婚 |
广州市台北路未来之星服装城 |
|
WR |
女 |
1984.8.28 |
已婚 |
深圳市樟木头镇惠星工业区临海玩具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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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T |
男 |
1979.2.10 |
未婚 |
上海浦东开发区蓝精灵服装制品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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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
男 |
1977.4.26 |
已婚 |
上海浦东开发区蓝精灵服装制品公司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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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 |
女 |
1988.5.3 |
已婚 |
应城市汤池温泉度假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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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L |
女 |
1976.9.14 |
已婚 |
广州酒家企业集团番禺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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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X |
男 |
1970.11 |
已婚 |
广东口福食品有限公司计划部成品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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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 |
男 |
1989.11.24 |
未婚 |
浙江乐清市虹桥镇盛兴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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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X |
女 |
1967.9 |
已婚 |
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11号凯丽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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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
女 |
1989.11.25 |
未婚 |
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11号凯丽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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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X |
男 |
1959.3 |
已婚 |
福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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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J |
男 |
1979.12 |
未婚 |
广东佛山市爱尔电器厂组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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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Q |
女 |
1988.9.5 |
未婚 |
广东佛山市爱尔电器厂组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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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J |
男 |
1982.7.2 |
未婚 |
广东广州立新路永红锦纶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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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P |
男 |
1966.10 |
已婚 |
福建(建筑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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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Z |
女 |
1968.8.12 |
已婚 |
广州市中山路奇缘大酒店后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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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
男 |
1986.1.4 |
未婚 |
广东深圳平湖罗山大道扬欣服装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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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D |
男 |
1963.10.19 |
已婚 |
江苏(建筑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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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
男 |
1987.8.2 |
未婚 |
北京市海淀区金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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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 |
男 |
1984.9.2 |
未婚 |
武汉(汉阳,小餐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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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 |
男 |
1985.10.14 |
未婚 |
中山市小榄镇东二工业区华兴服装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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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L |
女 |
1965.11 |
已婚 |
广东深圳西城开发区红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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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
女 |
1988.5.6 |
未婚 |
广东深圳西城开发区红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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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 |
女 |
1987.1.11 |
未婚 |
广东深圳西城开发区红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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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H |
男 |
1980.2.13 |
未婚 |
广东深圳西城开发区红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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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R |
女 |
1989.2.1 |
未婚 |
广东深圳西城开发区红星电子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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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F |
女 |
1978.10.15 |
已婚 |
武昌付加坡中百仓储连锁店 |
二、村民的观念世界
在与村民聊天时,笔者经常会听到一些重复的口头禅,这些从农民口中道出的朴实语言反映了他们当下的生活世界。
一、“讲科学,不迷信”
顾村村民没有“鬼神”、“来世”的观念,村里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的仪式活动,丧事礼仪的简化与喜剧化的特征[2]。85岁的GZC老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贫下中农要讲科学,不迷信,人死了就是死了,什么都没有,装神弄鬼都是骗人的。”
顾村没有庙宇,也没有教堂,但有一个小型的基督教三自教会聚会点。这个聚会点是路边靠近水田的一处非常简陋的小瓦房,面积约30平方米。据7组一位信教村民估计,全村的基督教徒大约有20人[3],都是中老年妇女,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定期聚会,在一起祷告、唱歌,学习圣经。
笔者在7组访谈一位中年男性村民时,他说:“她们那几个信教的人都奇奇怪怪的,有丧事也不参加,清明节也不去上坟,正常人谁会去信那东西?她们有的是老了没事干,有的是家里有人生病,还有的是家里人无缘无故死了[4],以前家里不顺的,说是信主以后就顺了,她们就去信信保个平安。”(WZY,55岁)
二、“都是一个湾的,总不能过得太差吧?”
在村居住的村民个体融化在村庄社区这个整体之中。在顾村,村民的日常交往在小组的自然湾内密集地展开,每个湾子的十几户人家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暗地里互相比较。
“大家都是比着过的,田地都差不多,人家喜事办得热热闹闹,房子搞得漂漂亮亮的,家具、电器什么都有,自己家里却搞得乱糟糟的,都是个人,怎么能够比别人差呢?我们夫妻两个不争气,自己要生病,没有办法……我们隔壁那家,你们看房子盖得可漂亮,其实不是他们能干,他们的女儿在外面做那个的,寄了蛮多钱回来。”(GZX,5组村民,40多岁,夫妻两人都患有腰椎病,不能负重)
这种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给村民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每年的结余要花在哪些方面,买什么大件的东西,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参照系。笔者在村中看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家里一般都购置了彩电、冰箱、饮水机、摩托车。
“修不修房子现在很难说。前些年的话,给伢们结婚肯定是要盖新房子的,现在好多人都在外面买房子了。孩子在外面打工又不回来住,盖了也不起作用,以后要是混得好,真的像人家一样不回来了,那楼房就白建了。最好是把钱存起来,想做生意就做生意,想搞事业就搞事业,这样最实惠。”(WSX,4组村民,58岁)
三、“人情逼如债,头顶锅盖卖”
这句顺口溜的意思是,“赶人情”是一项数额较大的支出,不管家里经济条件怎样,“人情”总是免不了的。即使再穷,把锅盖卖了也要送礼。
“人活在世上总要有几个人来往吧?什么亲戚都不走,还有个什么脸面呢?”(GDZ)
顾村赶人情时送的礼金很重。如果把单独立户的老年人排除在外,顾村没有外出打工的种田户与外出打工的农户(都是核心家庭)每年的平均纯收入大致相等,都在1万至1.5万元之间[5],而在每年的支出中,一个普通农户“赶人情”的支出一般都在两千到三千元,大约要占每年纯收入的30%[6]。
“兄弟姐妹家有人结婚,礼钱要1000到2000才能下得来,除了礼钱还有喝茶钱,大概也要一两百。普通的亲戚办喜事,像婚丧嫁娶,孩子满月、周岁、生日、考大学,做房子封顶,这些都要去送礼,一送至少也是一两百”。(PYZ,41岁,2组村民)
据村民讲,个人内心有时是不愿意赶人情的,花费太大,但是不情愿也没有办法,整个村庄氛围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习俗,讲排场、爱攀比、爱面子是这个习俗背后的动机。
“赶人情这边很严重,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就是这样,冒得办法,要是不赶人情,人就会被孤立。讲排场、攀比,必须入乡随俗,不搞了或是落后了别人会笑话你。”(WGS,5组村民,52岁)
在攀比、面子的动机之下,即使个人不情愿,也要去赶人情,而且数量不能比别人少。此外,自己家有事,别人送礼钱,等别人家有事,自己要比别人当初送的人情多一些才算好。这样形成来客一个赶人情的攀比循环,一年比一年的人情钱多,赶人情在村民年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四、“合不来就离了”
“这些年离婚的不少,都是合不来就离了,不会想太多的。年轻人离婚的多,中年人也有离的。没有为什么,就是合不来”。(GFX,71岁,2组村民)
村政法主任WHX说,“村里好多外出打工的夫妇长期没在一起过,日子久了是会起些矛盾的,吵架吵得狠的就离掉了。年轻人结婚以后没在一个地方打工的离婚的情况就比较多见,不过有了孩子又要强点。我们4组好几对,夫妻两个人打工的地方离得远,他们各自在外面有相好的,但是过年回来还是夫妻,跟平常一样。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光彩,(但)只要他们能够把日子过下去,在外面玩玩也是可以的。”
笔者在村中访谈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刚刚结婚的小媳妇本来是和丈夫一起在武汉打工的,但因为跟婆婆合不来,索性辞了工作又跑到宁波去打工了。国庆节放假的时候她回了村子,但是既没回婆家,也没去和武汉和丈夫团聚。这个女孩只有19岁,因为没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还没领结婚证,只是跟丈夫把婚礼办了。现在这对新婚夫妇双方的父母已经在开始讨论离婚的事情。
五、“哪个年纪大的婆婆不听媳妇的?”
“我自己是媳妇我也这么说,现在媳妇比婆婆厉害多了,哪个年纪大的婆婆不听媳妇的?”(ZLM,1组村民,女性,42岁)
“我们村的男的都怕老婆,十个男的有八个半都怕。怕她是让着她,没有女的一个家就散了。现在女的能赚钱,赚得比男的还多,到外面去打工女的还吃香一些,家里的事情也是她们在做,让她们掌家一个家才搞得好。”(WGS,51岁,5组村民)
丈夫怕媳妇,媳妇掌握家庭的财政大权,没有经济实力的婆婆当然也要因此哄着媳妇。的确,媳妇掌起家来着实会精打细算,但这种计算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情感的疏离,特别是当家里的老人生病的时候。
“我哥哥去年61岁,得了癌症,去治的话要4万块钱。他的儿媳妇算着(老人)治好了以后应该还可以活10年,每年种田赚的钱也不止4千,后来就借钱去给他治了。要是我哥哥去年71岁,我估计肯定是等死了。”(GFC,4组村民,60岁)
六、“回来吃公家的”
顾村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占绝大部分,父母即使只有一个儿子也会与其分家,以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快。而那些暂时没有分家主干家庭都是子代刚刚结婚不久,外出打工后孙代留在家中给父母抚养的。
“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回来都是吃公家的(指由父母承担生活费用),谁会愿意分家?分家了孩子留给父母养钱就蛮难算,不分家好多地方能够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过去了。我们反正尽量每个月寄点钱回来,有时候有点什么困难的话他们(指父母)那边还能够承受一下。”(LWJ,29岁,3组打工青年)
“我两个儿子,每个儿子又给我生了一个孙子,这两个孙子都是我养大的。大孙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跟我们可亲热。小孙子在念高中,刚才还在向我要钱去买衣服,他奶奶给了100块钱他还翘着嘴巴不太愿意,给了300块才走。他父母都在广州打工,平时说要寄钱给我,我说不要他们的。我现在还乃[7]得动,每年能搞个万把块钱,能够让他们享点福就享点福吧,我也不想他们回报什么。现在的老人都是这样,又有田,又有伢,年纪大了忙不过来,不过国家的大气候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两个。”(WZX,6组村民,68岁)
七、“最想妈妈”
顾村村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村妇女主任GZX说,“以前八几年的时候还要村干部去管,去催,现在他们自己去做手术(指上环和结扎),完了以后来我这里登记,自觉得很。现在大家都想得很明白,生多了养不起,好多人生了一个女儿就不生了。”从顾村连续三年的新生婴儿统计数字来看,2006年出生的婴儿10个,6女4男,其中2个属于2胎;2007年5男5女,其中1个属于2胎;2008年出生的婴儿11个,5女6男,没有2胎。
尽管大多数年轻夫妇都只要1个孩子,但是他们在城市打工时依然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因为夫妻两人白天都要上班小孩没人照顾,如果把父母带到城里照顾小孩他们又无法支付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许多年轻夫妻都是分别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里,要另外租房子照顾小孩无疑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即使小孩长到了上学的年龄,多少的打工者仍然没有能力让小孩在城里上学,因为那意味着高昂的借读费。
笔者在村里经常遇见这些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的小孩。
“我爷爷奶奶去世好多年了,外公去年去世的,我现在跟外婆一起过。我爸爸在县城打工,上个月还回来过一次。妈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最想妈妈,我没有手机,放学回来我经常到街上用公用电话给妈妈打手机。”(刘姓儿童,13岁,初一。他的裤裆破了但没人缝上,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地委屈而又无可奈何)
“我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开始在一个市,后来妈妈找了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去另一个市了。我在奶奶家住。我们家去年花8万块在街上盖了两层的楼房,还没有装修。妈妈说,后年等我初中毕业了也让我到她厂里做事。”(顾姓儿童,14岁,初二。小孩十一放假没有地方玩耍,跑到邻近的湾子来找他的同学。没过一会儿他的奶奶就赶了过来,叮嘱他不要去网吧)
“我爸爸在宜昌打工,妈妈以前在广东的,去年回来了。我平时最喜欢看电视,看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其他的看不懂。我最喜欢的男明星是韩国组合super junior[8],最喜欢的女明星是何洁。平时经常和同学聊明星和电视剧。我姐姐在上高中,我也想去。我以后想到城市生活,在农村干活太辛苦,在城里蛮好。”(史姓小女孩,15岁,初三。小女孩所在的初中升学率很低,去年全校6个班,每班60多人,但考上高中的大约只有约40名)
1组村民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该组一对夫妻外出打工,一个女儿留在家里由外婆照顾。2004年的一个夏天,外婆外出走亲戚,当天夜里,他们16岁的女儿被几个小混混轮奸。事情发生以后,这对夫妻大吵了一架,后来离婚了。女儿后来没有上学,跟着妈妈到武汉打工。去年,这个女孩已经找到一个男朋友并出嫁了。
八、“不让他饿着就可以了,老了还想么样?”
在顾村,70岁以上的人才被称为老人,“六十多岁的年纪正是赚钱时候”,老人只有在确实丧失劳动能力时才会要求子女去负担[9]。一个普通的中年农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这样的:“70岁之前要完成任务啊,要把老的送上山,给儿子娶媳妇,带孩子,等到孙子长大成人才算完成任务。70岁之后人就可以死得了。”(WXG,52岁,5组村民)
虽然父辈对自己抚养下一代的“任务”非常清楚,但是子辈们对自己的赡养义务并不明确。“我们村的老人都是跟儿子分开住,另外搭个行屋。要说儿子讲不讲孝心这是很难讲的,反正不让他饿着就可以了,老了还想么样?他们没米、没油了就向我要,逢年过节有什么好吃的就喊他们过来吃一下。生病的话就要看是什么病了,小病肯定是要治的,要是那种明晓得治不好的确实就没有必要治了,吃好喝好点还实际些,我以后老了得癌症我也这样。”
(GSJ,34岁,3组村民)
“我儿子以后肯定会养我的,放心好了,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什么东西都给他,他会不养我?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一生七、八个,什么都没有,我做房子、结婚都是自己用的钱,他们(指父母)给了我什么啊?”(LMH,32岁,4组村民,儿子在上幼儿园)
三、村庄的红白喜事
一个村庄的民俗在各种节日和仪式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调查期间,笔者有幸观察了顾村的三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获得了鲜活的经验材料。
一、“三天无大小”——婚礼仪式的之前与现在
顾村的婚礼一般都是举行三天。第一天迎客,家里亲戚、好友、邻居前来祝贺,主人家设宴席款待宾客;第二天娶亲,新娘进门、闹洞房,这也是婚事三天中最重要的一天;第三天请茶,新娘进门后的第一天,给前来道贺的宾客端茶,宾客给新娘“茶钱”。
“三天无大小”是婚礼的主要特征。在娶亲的三天中,家人、亲戚、各方的宾客和新郎新娘没有辈分之分,无大无小、无老无少,各种调侃、玩笑都不会有所禁忌,尤其是在刚过门的媳妇和公公婆婆之间。“三天无大小”使得婚礼中的主人和宾客陷入一个无长幼尊卑的“狂欢”之中。尽管这个习俗在顾村从50年代就有,但是如今的“三天无大小”和之前相比,形式和意义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界限从2000年顾村产生“背媳妇”的仪式开始。
1、以前的婚礼
据村里老人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孩子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做主,由媒婆牵线搭桥,很多人家都是订的娃娃亲。那时候的婚事明显的特征就是父母包办。
“五十年代之前,很多孩子结婚都是从小订的娃娃亲。有些时候男孩长大了长得不好,是瞎子或者跛子,女的不愿意嫁,但是父母定好了不嫁不行,结果有些姑娘就被逼死了。”(WTF)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结婚大都是耍新郎和新娘,极少有耍公公和媳妇的。尽管也有“三天无大小”的风俗,但是那时候公公在媳妇眼中由绝对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长幼尊卑的原则在人们眼中是不能逾越的。
“七十年代之前也有人起哄要耍公公和媳妇,但是公公和媳妇又不理、不开口,其他人也就闹不起来,现在不一样了,都是‘灰耙子’[10]。”(WTF)
此外,人们结婚的年龄和思想也是“闹不起来”的一个原因——“以前媳妇嫁人时年轻,年纪太小,不开化、封建些,出嫁时别人弄她和公公,媳妇都怕丑,只好哭起来,别人也就不弄了;现在的媳妇年纪大些,开化得很,不怕羞。”(WTF)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文化、大众文化不断进入村庄。依照村民的话讲,人们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化”,“三天无大小”的婚礼习俗加进了更多的内容,婚礼中戏耍公公和媳妇的越来越多,渐渐成为一种定式。但是这时的“耍”只是停留在言语上,尤其是闹洞房的时候调侃公公和媳妇。直到2000年,“背媳妇”仪式进入顾村的婚礼仪式。
2、现在的婚礼
顾村现在的婚礼仍然举行三天[11],仍然秉承“三天无大小”的原则,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发挥又集中体现在“背媳妇”的娶亲仪式中。以下是笔者记录的一个婚礼仪式。婚礼中的新郎ZXP是顾村本地人,现已在武汉上班,新娘MYQ是外地的宜昌人,与新郎是同事。
(1)乐队
顾村现在的婚礼都要请乐队助兴,乐队分不同的等级,有县文工团的,镇上文艺队的,也有几个村子里爱好文艺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不同等级的乐队价钱不等。在笔者看到的几场婚礼中,乐队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表演队,平均的价格是表演三天1500元,主人家管饭。乐队包括一名主持人(兼歌手),三到四名乐手,乐队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婚礼仪式的主持人,乐手也可以充当演唱者;乐队的乐器最常见的包括架子鼓、电子琴、二胡和唢呐;演唱的曲目主要是歌曲和戏曲两种,其中歌曲有民歌和流行歌曲,戏曲主要是黄梅戏和楚剧。台下观众主要是主人家的亲戚,隔壁邻居也有一些过来看热闹的[12]。就台下观众的反响来看,流行歌曲最能获得台下观众的注意力,像当下正流行的《两只蝴蝶》、《你到底爱谁》、《只要为你活一天》等歌曲还可以让观众们跟着哼哼两句,而戏曲尤其是传统的楚剧表演几乎没有观众。在表演过程中,乐队提供点歌服务,有些主人家的亲朋好友以点歌的方式送上礼钱,从几十到几百不等,点歌的钱归主人家所有。乐队的功能主要是制造热闹的气氛,从某种程度上讲,乐队表演节目的质量并不重要,关键是乐队能不能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能不能吸引村民的注意力,能不能渲染整个婚礼的热闹氛围。是否热闹成为评价乐队的标准。从笔者的体验来看,这些乐队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要连续表演,虽然他们的音响设备质量很差,但是声音却开得特别大,以至于现场的观众都会觉得刺耳。当乐队开始表演时,3里地以外都可以听见,只有偶尔的拖拉机吵嚷的静静的村庄顿时变得喧闹起来。
(2)“背媳妇”
“背媳妇”的仪式是从2000年开始在顾村兴起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戏耍公公和媳妇。在婚事的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公公、婆婆以及公公的兄弟穿上以红色为主调的戏服,公公及其兄弟戴上红色高帽子,化妆打扮成地主的模样,婆婆则扎上两个辫子,打扮成地主婆。最重要的是公公及其兄弟的脸上和高帽上用毛笔写着“色狼”、“火一把”、“今天我值班”等等充斥着性暗示的语言;婆婆则在脖子上挂着一个醋瓶子,并在脸上写着“我吃醋”,这就是所谓的“灰公公醋婆婆”的现代婚礼。
打扮好后,“灰公公”和“醋婆婆”带着迎亲的队伍到村口等待新媳妇。当载着新郎新娘的车队驶到村口时,队伍拦住车队,公公上前请媳妇下车,经过一番调侃之后,众人帮公公背上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新郎在一旁跟随,有时新郎还会被众人扒掉外面的衣服,只剩下短裤。在从村口到家门口的这段路程中,公公和其兄弟轮流背新娘,众人跟随迎亲的队伍在一旁起哄。“三天无大小”由语言上的调侃转变为身体上的接触。
(3)“戏弄”
媳妇背回家后,便开始了以下的程序。
1)“鸣炮奏乐”
公公把媳妇背到家门口,在家等待新娘的亲人放鞭炮礼花,乐队奏乐,仪式拉开帷幕。
2)“新郎新娘、老新郎新娘就位”
乐队主持人让新郎新娘、公公婆婆(老新郎新娘)站到为表演而搭建的简易舞台上,然后宣布婚礼仪式正式开始。这时舞台下面的观众越来越多,人们都在等待着下面即将进行的“戏弄”仪式。
3)讲述恋爱经过
首先是新郎讲述他与新娘的恋爱经过。“我们是在武汉工作时认识的,后来慢慢就开始恋爱了。”(ZXP)接着,在主持人和台下观众的怂恿下,公公被“逼”讲述他与婆婆的恋爱经过——“我和她是在文革时候认识,后来结了婚生了儿子姑娘,今天小儿子也结婚了。”(ZYY)在公公讲述恋爱经过的时候,台上主持人和台下观众起哄、嘲笑、鼓掌,不停地要求公公讲的更详细、更具体,以满足众人好奇、好玩、热闹的心理。
4)计生安排
在主持人的要求下,公公婆婆表达对新郎新娘婚后生子的期望。婆婆首先说出了她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早点生孩子,生个双胞胎,最好是龙凤胎。”这时,公公又补上了一句“但是我们家绝对不会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新郎新娘也表示会孝顺公婆,完成公婆交代的任务。
这时,几个游戏加入进来。第一个游戏,主持人在新娘的脖子上挂上两个带吸管的奶瓶,奶瓶位置正好在其胸前,然后让公公及其兄弟用嘴去吸;第二个游戏,主持人拿上来一根香蕉,让新娘剥香蕉给公公吃,问公公香不香,公公要大声说“香”;第三个环节,新娘拿了一根竹竿,上面用绳子吊着一个苹果,公公被要求躺在舞台下面用嘴去够着咬苹果。
这三个环节均带有明显的诙谐及性暗示的色彩,正因为有这些环节,婚礼仪式才有人看、有人关注,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村民,而这样才叫办得好、办得热闹。据笔者观察,在这三个戏弄的环节中,新娘刚开始比较大方,但由于她不是本地人,到后面就显得不自在、不情愿,脸上的表情生硬、木然,以至愠怒。然而,在周围人群的围观下,外来的新娘不得不承受自己不愿意担当的“仪式义务”,因为这样的婚礼才会让婆家有面子。
5)家属代表讲话
新郎的哥哥代表全家人讲话,表示对弟媳的满意和今后的期望。“今天,我弟弟娶了这么一位漂亮能干的弟媳,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希望他们以后生活幸福。”在讲话过程中,不时有下面的观众嘲弄,问新郎的哥哥弟媳好不好看、想不想要等等。
6)爹媳对抱
在主持人和众人的一致要求下,公公将媳妇抱起来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婆婆在一旁掩嘴而笑,观众的情绪达到高潮,欢笑声、嘲弄声、起哄声、拍掌声混为一团。
仪式结束,公公背着新娘进入屋内,众人一起进屋或围在屋门口。乐队继续演奏欢快的曲调,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
二、“简化”——顾村今日的丧礼
顾村村民已经难以回忆起村庄传统丧礼的具体过程。丧礼上现在已经没有了“知客”、“知宾”一类的村庄长老,仪式的主持人可以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普通的亲戚或朋友。2组以前的小组长PFG说:“现在的丧礼跟以前的差不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简单了,以前小队里的社员要过来开追悼会的,现在没有了,湾子里好多人都在外面打工,聚不齐了。”
顾村如今的丧事仍然保留了某些传统的形式,但在实质内容上,人们对于丧事的重视远远不如喜事。笔者在顾村偶遇了一位因无法忍受癌症病痛而喝农药自杀的71岁老人(男性)的丧礼。
1、“表演”——丧事的过程
在顾村,老人去世后必须在家里过两夜,一般的丧事要办上三天,也要请乐队过来表演歌曲、戏曲、小品等节目。全塆子的人都要过来喝“公仆酒”。婚事上的酒席位置排序有讲究,姑爷、舅爷都要上座,但丧事上却没有这种讲究。丧事第三天,从早上七、八点多开始,请来的乐队开始表演,家里人和从别地赶来吊孝的人陆续到达,先是吃饭,来一桌吃一桌(流水席),等到中午的时候,去世老人的女儿和媳妇在乐队的陪同下上台哭丧,台下的死者亲属要给陪哭的乐队成员扔钱,“哭声越大,给的钱越多。”
吃完饭,女儿和媳妇演戏般的哭丧也已结束,有人开始在院子里铺稻草,乐队开始改唱《李天宝吊孝》。众人将老人的棺材(租来的冰棺)抬到院子中间铺好的稻草上。之后摔瓦罐、捧遗像,抬着棺材走出塆子,将棺材抬上殡车,送往火葬场火化。抬棺材时,穿孝衣的走在前面,不穿孝衣的走在后面,所有来的亲戚都要送花圈,行进队伍不分排名、前后。火化后将老人的骨灰埋在事先选好的葬址中,大多数老人生前已经选好葬址,如果是突然死亡的就埋在祖坟附近。在老人死的第一年后人要立碑,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包括女儿、外孙女都要刻上石碑。
2、“热闹”——丧礼的气氛
顾村丧礼给人的感觉首先是简化,其次就是喜庆和热闹。村民没有失去亲人的悲伤,吊孝和哭丧成为一种按部就班的形式。笔者事后才了解到这场丧礼中的死者原来是一位不能忍受癌症痛苦而喝农药自杀的老人。在场的村民都是死者的亲属或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人,大家都十分默契地自觉保守这个秘密,只说是生病医治无效死亡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丧事依然以“喜丧”的基调为主,请来的乐队除了在哭丧和出殡时唱了带有悲伤情绪的戏曲外,其余时间都在以一种小品和二人转的方式进行演出。主要的表演者是一男一女,大约40岁左右,穿着天蓝色、绿色和粉红色等十分鲜艳的衣服,演出的主要是夫妻俩平日里的生活以及因为生活中的日常纠纷而引来妻子管教丈夫的故事,而这似乎与丧失亲人的悲伤毫无关系。表演过程中还不时插入一些当下的流行歌曲。台下的观众几乎无人注意乐队表演,
大家各忙各的,没有谁的眼睛盯着那个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然而,乐队制造出的“热闹”却是人人共享的气氛。
3、“娱乐”——丧事的另类功能
顾村7组的丧事,成了这个小组的村民相互交流、共享“热闹”气氛的集聚地。家人、亲戚、邻居从各地赶来,更多的是为了来“玩”。笔者在途中碰到从邻近的湾子赶去参加丧事的两位中年女性。其中一个妇女说,“我赶紧把衣服洗玩,过去看一下,玩一下,你看隔壁这几个塆子都没有人了,都去办丧事那里耍了。”丧事上,主家门口的禾场被大致分为三个区域,除了乐队的表演场地之外,还有两个依性别而划分的活动区域:男性在舞台旁边围在一起打扑克、斗地主;女性在另一边聊天、话家常。死者的几个儿女不断地招呼来客,收礼递烟。没有人将话题集中于去世的老人,大家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尽情地“狂欢”。丧礼的象征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它可以满足了自己的娱乐需求。
四、村庄的老年人生活
顾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134名,分布在89户中,调查人员详细询问了每一位老人的情况(见附录)。
一、家庭模式
顾村的老年人以单独生活为主。主要有以下几种家庭模式:
表7-1 顾村老年人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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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家庭模式 |
分家 单过 |
名义未分 实质单过 |
和子女住在一起 |
诸子 轮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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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同住 |
同住不同吃 |
住房后土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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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
40 |
56 |
5 |
13 |
19 |
1 |
(1)分家单过。当老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时,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单过,直至最后剩两个老人单独生活,自己种田。两老单独立户,在家庭结构上属于核心家庭。当两个老人有一个死去后,依然剩下单过的情况在村中有8人,在家庭模式上属于单人家庭。
(2)名义上未分家,实质是老人单过。这种情况在顾村最为多见,主要是老人的儿子外出打工的家庭,而且老人的年龄往往在70岁以下。儿子出去打工,或是留下田给老人种,或是将田租出去给别人种,由老人在家帮忙带孙子。虽然老人是和某个儿子一起住,但由于儿子和媳妇长年不在家,客观效果上仍然是老人单过。老人不仅要耕种田地,还要照顾小孩,非常辛苦。不过相对而言,由于老人在家抚养孙子,而且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贡献,这样的老人生活状况相对较好,与儿子及媳妇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家庭结构上,老人一般是和某个打工的儿子一起组成主干家庭,或称直系家庭,和数个打工的儿子组成复合家庭的情况非常少见,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纠纷。
(3)和子女一起生活
这种情况是老人丧偶,或者是子女中有一个是身体残疾,或因各种原因一直未婚的。依居住模式可细分为三种:老人和孩子同吃同住、老人和孩子同住不同吃(在孩子的屋内有一间小屋给老人住)、老人住在孩子楼房旁边的土屋里。在家庭结构上,这种情况属于缺损型核心家庭。
(4)诸子轮养
主要是丧偶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轮流到各个孩子家吃住。这种情况在村中只有一例。
以上四种模式无论是哪一种,老人和后代之间的距离都在不断拉大。一是居住空间上的距离,就算在一起生活,老人一般也是分开吃饭或者住在孩子新房旁边的土屋里;而是情感上的距离,如果孩子出去打工,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即使和孩子同吃同住,孩子和老人几乎没有沟通和交流,无聊、空虚和寂寞是顾村老年人最为典型的精神状态。
二、基本生活状况
全村134名老人中,自己仍然单独种田的有53人,约占40%。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都是自己种田、自己照顾自己。如果儿子外出打工,老人还要在家帮忙带孙子。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村里的平均标准是儿子们一年给两位老人约600斤稻谷。但这个粮食不会是儿子主动提供,而是老人在用完了以后向儿子要。外出打工的子女在每年过年回家一般会给老人带些衣服,给点钱花。
“农村养老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一年600斤粮食,有的吃就可以了。儿女给老人油、米,吃菜的话老人自己种。农村和城里不同,老人可以自己种点菜自己吃,有多的还可以拿去卖。现在70岁的老人还要劳动、做事,不能到田里劳动的、走不动的才算老人。”(PRS)
村里完成了“人生任务”的老人都想给自己存点钱,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不能动了没人管”,但是从现实的状况来看,老人们每年的收入很少,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他们就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要用钱的时候就只能看儿子和媳妇的脸色。
“老人都还是想留点钱给自己,等老了不能劳动的时候用。那时候没有劳动能力,伸手向子女要钱也不好要,子女也要生活。老人趁能劳动时还是留点钱好,以后不能劳动也能有钱花。”(WHX)
“在农村存不了什么私房钱,尤其是老人。单种田只能维持生活,想是想存钱防老,(但)现在不现实,只希望孩子孝顺些。”(WCY,62岁)
从全村老年人物质生活的质量看,那些丧失劳动能力而子女又不尽赡养义务的老人处境较差,笔者初步统计有27人。而这27人中特别悲惨的是3组96岁的老人易秀英,71岁的老人陈舟林,这两名老人都是女性,且年事已高,但子女却拒绝赡养,老人终年以捡破烂,拾稻穗为生。他们本来想申请低保,但因她们有儿有女又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特别是易秀英老人,由于她的儿子在农业税负重的时候为了逃避以人头收取的费用而取消了她的户籍。老人又曾经在几个不同的村民小组临时居住过,所以她的户籍地难以确定,在申请低保时没有哪个村民小组长愿意主动出面。3组的村民因为与老人较为熟识,都觉得看不过去。他们认为老人迟早会喝农药了断自己,“死了还安逸些”。
笔者在3组调查一个农户时曾经留意这个农民82岁的老母亲LJ。老人已经丧偶,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整个下午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儿子儿媳进进出出,但和坐在屋门口的母亲没有任何交流。老人整个下午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呆呆地望着外面。有邻居进来和老人说上几句话时,老人就显得十分开心。这个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神智也很清醒,从她的眼神我们看得出来她非常希望和人交流、希望有人关心,但是她的儿子和媳妇并不在乎这个,他们认为“给吃给穿已经很不错了,湾里哪个有我们孝顺?”
在顾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媳妇当家,“女人说了算”,这就使得老人的生活状况主要由儿媳妇的态度来决定,婆媳关系成为老人生活水平的关键。在1组与一位40多岁的王姓妇女谈论婆媳关系时,她的婆婆(AXY)就坐在一旁,但她说话时根本无视婆婆的存在:“现在年轻人给老人吃的就可以了,等老人动不了了还不是要我们照顾。年轻人有得吃就养他们,年轻人都没得吃哪儿还有老人的。”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媳妇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老人完全处于被控制的地位,她在和我们搭腔时还要不时看看媳妇的脸色,眼神里都有一种畏惧情绪。
老人在家庭中,在村庄中都处于底层的、边缘化的地位。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在给笔者描述自己的家庭状况时,说到奶奶和爸爸分家的原因时说:“奶奶爱打麻将,爸爸和妈妈不让她打,经常吵奶奶,后来奶奶被我们开除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家中的地位远远高于老人,“开除“两个字表达了奶奶在家中的弱势地位。
“有吃有穿就是孝顺”作为一种标准已经被村民们广泛接受,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是空白。那些老伴健在的老人精神状态稍好,而那些丧偶的老年人的眼神则显得呆滞、木讷。打麻将目前是顾村的老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晃晃馆”[13]是老人重要的交流场所,老人们在街上打牌时脸上的表情显得较为轻松。老人一般玩5毛钱、1块钱的,年轻人不玩这么小的,因此很自然地区分开了年轻人的“晃晃馆”和老人的“晃晃馆”。
不喜欢打麻将的老人平时主要就是看电视,看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此来打发时间。“别人家的电视都安了锅盖,我们老的没钱,没有安。家里的黑白电视可以收1个台(湖北卫视),我一天到晚都让它开着,声音开得大大的,有电视看电视,有广告看广告。”(WXZ,,4组老人,74岁,和老伴两人住在一间以前是猪圈的土屋里)
三、老年人的自杀
由于村民们认为因病痛折磨而喝农药自杀的老人都属于正常死亡,所以在老人自杀去世多年后,除了老人的子女和隔壁邻居几乎无人能够说清老人到底是自杀还是病故,但自杀者的子女和邻居又都对这样的事情讳莫如深,守口如瓶。因此之故,笔者无从精确统计顾村老人的自杀率,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可以推测村里老人的自杀死亡率非常之高。
“你们问自杀我就以为是两夫妻吵架把药一喝的,要是得了病喝药死的也算,那我看我们大队的老人多半是自杀。”(GQX,59岁,4组村民)
“前些天有个71岁老人自杀的。孩子住大房子,让老人住土房子,平时外面下大雨,老人的房子里面下小雨,老人没有合作医疗,得了癌症住院要交1300块钱,老人自己没有钱交,只好回家,后来疼得受不了喝药自杀了。姑娘出嫁了偶尔回来看看,不怎么管老人,儿子儿媳说老人没有问他们要钱,其实是他们不愿意出钱。”(LSJ)
“五六年前,3队有个老人生病了,生活不能自理,开始儿子儿媳还照顾,后来时间长了,儿子忙了顾不了了,老人没人管,自己喝药死了。我们1队前些年好像也有一个,是个老太婆,得了肠癌,痛得不行,吞了老鼠药。”(WGZ)
“前两年,4队的一个老太婆,老头子去世了,儿子也不管她,老人自己动不了了,拿着棍子弯着腰去放牛,一瘸一拐的,腿软得走不了路,后来生活不下去自己喝农药自杀了。”(WPH)
2组的GSK老人今年85岁,他的老伴去年上吊自杀了。他有4个女儿,于是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但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老伴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于是选择跟儿子一起过,而他自己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之后他的儿子决定搬到街上做生意,把家里的房子连同土地(30年的经营权)一起卖给了别人,但他的老伴却不愿意搬出老房子。事情一直这样僵持着,儿子也不管母亲,直到后来房子的买主上门拆屋。在买主拆屋的头年晚上,他的老伴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GSK老人现在身体很好,每天还替女儿放牛。他一个人住在父亲留下的土屋里,自己做饭吃,终日无人说话。当笔者问及自杀一事时,他一脸的苦笑,说:“我这还活着是干什么哟,阎王怎么还不收我的命呢?[14]”
从调查人员掌握的情况来看,顾村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病痛,但实质原因是子女对利益的算计,他们不肯在年岁已高、身患重症的老人身上投入钱财。“老人能劳动就是个人,不能劳动就不是个人。”(LSJ)笔者在5组调查时碰到一个老人得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儿子们给他治了两年也不见好转,现在已经放弃治疗,但是天天给土屋里的老人送饭吃。老人每天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笔者离开顾村时听人说这个老人可能不会坚持太长时间了。
文/袁松 李欣欣
[1] 即每亩地的成本投入加上税费提留超过了该年收获的粮食收入。
[2] 下一节顾村的民俗流变中将有详述。
[3] 她这样估计是因为农闲时村里偶尔还有一些妇女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但不久就退出了,这种进进出出的情况反复出现。
[4] 他是指中青年患癌症或遭遇车祸等。
[5] 外出打工农户家中的田地,一般是父母在耕种,也有一部分人通过亲戚网络把土地流转出去,每亩收取约100元 的租金。通过这种方式,顾村的土地便主要集中在那些留村种田的中年农户手中,每户平均经营的田地面积约为15亩。顾村的水田一般种植双季稻,每亩年产量约为1500斤,按每斤稻谷0.9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每亩的收入约为1400元,而每亩的成本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灌溉水费、请工费(请人插秧、请机械收割)、运输费等约为800元,每亩的纯利润约600元,加上每亩地每年合计约100元的各种农业补贴,中等水平农户全年的收入约为1万元。
[6] 这个“赶人情”的开销经过了4名家庭主妇的核算,她们把各自家庭近3年来的人情支出经过平均,得出了这个数字区间。
[7] 当地方言,意思大致是干活、劳动。
[8] 小女孩对这个韩国组合非常熟悉,能够说出这个韩国组合的13个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代言的品牌。
[9] 事实上这也是顾村老人们的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关于老人的生活情况在本文第七节中有详细描述。
[10] “灰耙子”是顾村方言,隐射公公和媳妇的暧昧关系。此处是指今日的婚礼中公公和媳妇的受众人的摆弄,动作比较亲昵。
[11] 当然,少数人家视自家情况而定,也有举行两天,省去第三天请茶的。
[12] 一位乐手介绍说,“几年前我们这里刚刚开始兴这个的时候,过来看的人还有点多,现在已经没几个人看了,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总是那些东西。”
[13] 当地人对麻将馆的称呼,大致是空闲时间都来这里“晃晃”的意思。顾村的集市是位于2组地界的朱岭街,街上有二十多家规模不一的“晃晃馆”,开馆的老板按每人每天5元的台桌费收取顾客的费用,每年可有2万多元的收入。打麻将是顾村人闲暇时间里最为常见的活动。
[14] 笔者推断老人活下去的动力是他的孙子和外孙女。因为他们是老人带大的,现在在广东打工,每年过年回来还要给老人买衣服和吃的。笔者访谈老人时,他脚上穿的“纽巴伦”运动鞋就是孙子给他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