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安全应警钟常鸣

    廖星成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近几年粮食总量一直保持在一个高增长的势态,而且今年全国在夏粮在保持五年连续增产的情况下,秋粮收增收也似乎成为定局,但这并不能代表粮食安全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相反,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主要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在逐年减少,作物复种指数在逐年下降,农民种粮热情在逐年衰退。这一切都已成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其势态的不断恶化会随时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制约了粮食总量增长潜力。耕地作为粮食增产的基础要素之一,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化,城市工业加大了对农村和农业资本的蚕食力度,农业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势态不仅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因工业化所带来的高比较效益以及部分政府为追求政绩的短视行为,则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的恶化程度。国家力保的1.6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的红线能否守得住,依然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资料。显示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59亩;1997年人均耕地面积则降到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2003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4年为1.41亩。到2006年相隔10年,全国耕地面积总量减至为18.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比10年前的1996年耕地面积总量净减少1.24亿亩,减幅为6.36%;人均耕地面积净减少0.2亩,减幅为12.58%2007年,虽然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有所趋缓,但2007年的总面积为18.26亿亩,比2006年仍然净减少面积61.06万亩,减幅为0.03%。其中,建设占用耕地282.43万亩。耕地面积减少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粮食播种面积总量的下降,最终导致粮食总量的下降,从而制约了粮食总量的增长潜能。

       二、是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增加了农民种粮增收成本。生产成本的逐年攀升,增加了粮农种粮的生产成本,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民人为地减少的粮食的播种面积和复种指数,这对未来粮食安全将会带来无法预估的负面影响。调查中发现显示:2008年中原某地农民种一亩田的粮食所投入的成本,包括种子(45元)、农药(195元)、肥料(110元)、机耕(机收)(合计150元)、农用带费(30元)等大概为530元左右,这里还不包括粮农自身的投工投劳的成本。与2007年相比,生产成本增加了18~20%左右。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所带来的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到了农民的增收成本,而且挤压了国家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利好。农民为了减少粮食生产带来的成本增加,一方面是改双季稻为单季稻,减少复种指数;另一方面,改粮食作物为种棉花、蔬菜、瓜果等其它经济收入较高的作物,人为减少粮食的播种面积。粮食的直接生产者失去了种粮的原动力,这对未来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三、是粮食价格人为调控,降低了广大农民种粮热情。应该说国家最近几年通过出台最低保护价并逐年提高保护价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作用。但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与粮食价格增长缓慢且呈回落的趋势形成强烈的反差,却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国目前的每百公斤150元左右的托底似的粮食保护价格并未真实地反映出市场需求,而是国家政策人为调控所至于,是一个非市场,非理性的人为价格。国家调控政策虽然有利于抑制目前国内CPI过快增长的势头,但面对国际粮价飞涨的行情与国内粮价市场低迷所带来的农民心理落差,将会彻底击碎农民种粮热情上的最后一丝残存梦想,这将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更大的冲击。“谷贱伤农”这是一条早已为历史所证实了的千古不变的真谛!

      四、是农业劳动逐年减少,阻断了粮食生产产业链条。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面对进城务工的高收入和农业收入的低效益,迫使大批的农民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眷念一生的土地去进城务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虽然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但也为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占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总数三分之二的劳动力的出走,使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从而导致了农村出现农业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的所谓的“空心化”现象。虽然,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一批粮食生产专业户和企业集团,但中国的粮食生产现阶段更多的还是来自一家一户的家庭作业。农业人才和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空心化”现象,导致了农业新技术传播的梗阻和粮食生产继承人的断层,从而最终会阻断粮食产业的链条。缺乏知识、技术和强壮劳动力作支撑的粮食生产,一定是一个虚弱化了的粮食生产,最终导致的必定是粮食产业的衰退和粮食安全的危险。

      面对这些诱发粮食安全问题的威胁,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国家应加快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早日使虚拟化的农民土地使用权变成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土地权益。从近期看,要加大和改善国家粮食产业的保护性政策,一方面面对粮食成本的增加因素,要提高国家最低粮食保护价;另一方面,要变固定性的粮食保护价为浮动性的保护价,为应对国际不断变化的粮食价格行情预留价格调控空间。同时,也要改革国家现行的粮食直补政策,正如袁隆平院士所说的那样,将国家粮食补贴的好处真正落实到种粮者身上。(廖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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