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0年高考的回忆(转贴)
1960年夏天,我于保定一中毕业,参加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被南开大学中文系录取。人老了总爱回忆过去,这些年每到高考的日子,我看到莘莘学子欢快而紧张地参加高考,以及浏览每年的高考试题,心头总是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由得回味起1960年参加高考前后的一幕幕情景。
毕业生少于招生数
1960年,虽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初、中等教育很落后,但高等教育却是“大跃进”,那年全国高校共招收32万人,是共和国建国11年来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初、中等教育落后而高校扩招,这就出现了一个大矛盾,即“供不应求”——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不够大专院校招生数。
这种情况于今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难以置信。
以当时保定地区为例:不算保定市,全地区共22个县,每个县一般仅一所初中,整个地区仅有6所高中,即保定一中、保定二中、保定三中、安国中学、定县中学和涿县中学。这6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1960年那届保定一中最多,共200人,其他5所均在100名至150名之间。由此可见全国高中毕业生“生源”之匮乏。
高校招生32万是既定的任务,高中毕业生不够这个数,就得想办法。当年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缩短一些高中班的学习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保定一中就有4个高中班读到二年级提前毕业参加高考。二是从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招收“调干生”,即动员符合条件的在职干部参加高考。因许多青年干部不会外语(当年只是俄语),为保证招生质量特规定:凡报考全国重点院校的调干生,必须考外语。我考入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共招70多人,调干生即有十多个,大都是副县级、区委书记、科长身份,年龄都稍大,有的入学时已二十七八岁。这些调干生大都是党员,因过惯了机关生活,不适应学校生活,家中的孩子也不小了,家庭又困难,所以有的上了几个月就退学了。
这年高考还有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很正常的现象,即看重家庭情况和阶级成分,甚至在录取时政治情况重于考试成绩。保定一中有一名烈士子弟,成绩平平,却被北京大学录取;而凡是有亲属在海外或在台湾、香港的,或是对当年的饥饿情况说过怪话的,因饥饿到食堂偷过饼子、红薯的,一般都不予录取;凡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考试成绩再好,也只能考取地区级的师专之类。我所在的保定一中高中41班,就有六七个同学属于上述两种情况而卷铺盖回家,或考入保定师院、邢台师专。我不是在这里进行“自我表扬”,如实说,我在学校一向遵守纪律、刻苦学习、吃苦耐劳,年年被评为“品学兼优”学生。学习成绩虽不是最好,但面颊上没有出身不好的“金印”,亦没有上述两种“劣迹”,报考南开大学这类学校自感还是很有把握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生源不足,学校截留。据当年参加河北高校招生的一位负责人披露,为了保证保定师院的招生数,从保定一中、二中和安国、定县考生中,截留了一大批二年制的考生,而不管这些考生填没填保定师院的志愿。入学后同学们面面相觑:怎么二年制的都到这儿来了?
高考前一个月填报志愿
进入1960年6月,课程全部讲完,同学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因“毕业生少于招生数”的“秘闻”考前并不知情,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当时压力也很大。因为当年大学生很吃香,国家“包分配”,只要考取了大学,毕业后肯定有工作,还是“国家干部”,一年后“转正”,定为行政22级,每月工资可拿到53元(如分配到京、津、沪是56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薪水了;如考不上大学,此前中小学12年的苦读毁于一旦,回家当农民(当年农村学生占多数),可谓天壤之别。故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儒训,激励同学们必须像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金牌那样作最艰苦的拼杀。与此同时,还要互相商量填报志愿的问题。
当年填报志愿,是在高考前一个月完成,还必须填满30个,一个也不能少,不像现在考试成绩出来后再填报。这就必须有“前瞻性”,认真掂量自己的“本事”。我报考中文系虽在一年前已定,但报哪个学校却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想报北大、人大,有点胆怯;考虑来考虑去,退而求其次吧,便报考了南开。那时对考生不公布分数,直到被录取,也不知分数是多少。到南开后,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说,我的分数已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看来,胆小了干不成大事。
同学们如此走进考场
考试前一个月,老师就通知学生们,今年报考中文系的,仅考三科,即政治、俄语和语文。数理化不考这在情理之中,但没想到连历史、地理也不考。所以凡考中文系的同学都抛却其他科,心无旁骛、不舍昼夜地攻政治、俄语、语文。当年没有其他复习材料,就是从课本到课本,同学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这样,复习一个多月,到7月上旬,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个年代,吃饭是大问题,民众食不果腹,学生们每天虽有一斤的粮食定量,但没什么副食,所以也只能“撑不着饿不死”。记得开考的第一天早晨,同学们早早起床,排着整齐的队伍到食堂用餐(这是从1958年实行军事化以来形成的制度)。早餐和平时一样,八人一桌,每人一碗玉米面粥,一个一两半的玉米面饼子(主食共2两)。餐桌中间是一小碗用高粱面加盐水做成的糊糊,是为“菜”,八双筷子蘸而食之。没有面包,没有牛奶,没有鸡蛋,没有菜蔬,更不知巧克力、肯德基为何物。当年我22岁,这点东西连半饱也不够,饭后只好又喝了两碗水,默默地走进考场。不过,就凭这点食物入肚,第一场(语文)考下来,感到一点儿也不饿,因为考试压力大,“饥饿”已退居第二位。
考场就是原来自己的教室,考桌就是原来自己用的课桌,监考老师就是自己的班主任。这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学会作弊。
我开始答题……室内没有电扇,更不会有空调。教室四周的大杨树上,蝉声鼓噪,声声入耳;成群的乌鸦在院内嘎嘎乱叫;校北邻的面粉厂、校南邻的机械厂照常开工……不需要老师们去轰赶知了和鸟雀,不需要交警在校门口拦堵过往车辆,不需要禁止工地施工,校门口更无一位家长等候……考试,就凭本人的专心致志,外界正常的声响应该与己无关。如果连知了的叫声也影响答题,毕业后恐怕不能适应任何有干扰有噪音的工作岗位,更遑论做一名战地记者。
第一场是语文,全部试题就印在一张16开的纸上,共分甲、乙两道。现一字不落地抄录如下:
全国高等学校1960年招生语文试题(甲)
(以100分为满分)
作文题:(任择一题)
(1)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
(2)大跃进中的新事物
[注意事项〕
1.要分段、标点。
2.字迹要清楚,卷面要整洁。
3.不要用诗歌的形式写。
全国高等学校1960年招生语文试题(乙)
(以100分为满分)
把下面一篇文言文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
艾子行水涂见一庙矮小而装饰甚严前有一小沟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顾庙中辄取大王像横于沟上履之而去复有一人至见之再三叹之曰神像直有如此亵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饰捧至座上再拜而去须臾艾子闻庙中小鬼曰大王居此为神享里人祭祀反为愚民所辱何不施祸患以谴之王曰然则祸当行于后来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祸后来之人敬大王者反祸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祸之艾子曰真是鬼怕恶人也
[注意事项〕
1.译文要分段,标点。
2.原文不必加标点。
我浏览了一下试题,心里说:“简单。”因为试题的内容,没有离开当年的社会现实,早有思想准备。当年正是“大跃进”时期,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这好写;1958年秋天同学们都去保定市西边的满城县江城公社参加过深翻土地,回校后又都参加过大炼钢铁,作文题无论选哪个都会有切身感受,都会言之有物,就看个人的表达水平了。因我早在1958年就在保定地委机关报《东风日报》上发过几篇歌颂大跃进的小说,感到写这样的题材手到擒来。作文我选择了“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一题。
至于(乙)题的那段文言文,不深,好译,内容也符合当时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而提出的“破除迷信,不信鬼神”的号召,所以看了这个题也不感到突然。只是最后一句“真是鬼怕恶人也”,应译为“真是鬼怕厉害人哪”,因我对“恶人”一词的含义拿不准,未敢译,其他都译得比较准确。这道题绝对是应时而拟,有很强的什对性。1961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这篇题为《艾子》的小文即收入书中,原来此文出自宋人托名苏武的《艾子杂说》。
现在高中生若看到这样的高考语文试题,一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一定会惊讶道:“这么简单啊?”是的,它较之现在长达十五六页、题型五花八门、提问绕来绕去。总字数逾万的高考语文试题,确实是过于简单了,但简单的试题也能考出考生水平的高低。比如命题作文,大家同做一个题目,总会有思想境界、表达能力、写作技巧、遣词造句上的差异;翻译古文,不必单考词、字,你只要把一篇古文译得准确而顺畅,就说明你知道文中那些古同、字的含义。我手头有1932年北京大学和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招生的两份语文试题,也都是1960年这种类型,均是一页纸,内容一是命题作文,二是翻译一段古文或解释几个成语、解答几个文学知识。你能说当年的清华、北大考不出水平,没有考出后来的大师级人物?我反倒认为现在的试题以题量大取胜,是在搞繁琐哲学。
后两场的政治试题和俄语试题也非常简单。政治试题只是几道问答题,如“论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类;俄语试题也只是几道“中文译俄文”和“俄文译中文”,每道题是一段话。这两科试卷都是整整齐齐的问答题,没有任何琐碎的小知识、小同语解答。试题内容都在复习大纲之内,答起来并不难,但答好了却不易。
打工挣钱解决入学路费
7月上旬高考结束后,班主任王者兴(山东大学毕业,语文课老师,因讲过有关海瑞的课文,“文革”中备受折磨)告诉同学们,8月中旬某日(具体日期忘记了)来学校集中,发录取通知书。
当时我想,家中只有寡母和一个辍学务农的妹妹,生活极端困难,又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参加劳动,无一分钱的进项;我如果被南开大学录取了,虽说入学后不用花钱(当年上大学不交任何费用,家庭困难的如我者连伙食费也全包,每月还补助3元零用钱),但从保定至天津的火车票得自己买。为了筹集这几元钱的车费,我和如我一样家境贫寒的几个同学一商量,结果不谋而合:不回家了,找个活儿打工挣钱。他们去南大园公社拔草,黎明即起,日落归来,累个臭死,每天挣一元多;我到一个建筑工地用排子车推土,每天7角。这样,干了20多天,除了吃饭还剩十来元。挣够了车费,心里有了底,就在学校等录取与否的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我一看果被南开大学录取,非常高兴,遂又到工地推了几天土。
9月1日,和几位同考取南开大学的同学告别老师,背上行李卷儿,提上用线网兜装着的脸盆,从保定市南关舢舫头1号一中步行北去,过南大桥,抄小道过南关公园,直奔西关车站。到车站后,因又渴又饿,再加上考上大学很兴奋,感到应破费一下,于是咬咬牙掏出2分钱买了一根冰棍(那时还没有冰糕)。这是我活到22岁,第一次吃冰棍,突出的感觉是特别凉。这个“凉”,至今使我刻骨铭心。
火车开动了,疾驰北上。我隔窗望着生活了3年的保定古城,不由涌起一股留恋之情,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保定,再见了家乡……”从此开始了5年的津门学子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