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农民
———20 世纪下半期西方关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综述
贺飞 郭于华
提要: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内进行,并受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文章在回顾20 世纪下半期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探讨了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可能性。
关键词: 国家—社会 农民 底层历史 日常生活
西方学者大多是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范畴内探讨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他们通常认为:在中国革命之前,国家和农民是在间接的层面上进行接触,国家通过士绅阶层治理乡村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建立了较完整的政权体系,通过三级管理体制把基层农村纳入国家的整体管理体系之中。在这种全能式的管理体制下,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这一思维模式主导了四十多年来西方研究中国的理论进路和研究视角。
一、中国“国家———社会”研究的理论范式
就理论范式而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社会”的理论大体有以下三种:
1 、极权主义理论。最初研究中国的学者几乎都可以归入极权主义理论阵营。该理论强调国家具有无所不在的能力,认为社会和个人在国家面前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整个社会和其他群体是国家的附庸;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理论把农民描述成原子化的、完全被动的、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像“散乱的马铃薯”一样的个体。① 事实上,在国家治理下虽然各个群体没有太多的政治空间,但是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影响着国家政策的执行。极权主义理论严重地忽略了农民对国家的影响,并从根本上忽略了农民对利益的追求。
2 、多元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国家是不同群体角力的竞技场,各个不同的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来影响国家政策的执行。伯恩斯指出,中国农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表达渠道,正是这些利益诉求影响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① 怀默霆认为,农民参与政治仪式不仅从属于
注:
①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年。
政治运动的需求,而且还从属于自己的利益。共产党试图通过小组的形式来实现对农民的整合从而使其达到对国家的服从,但是当国家的控制程度减弱的时候,农民的遵从就呈现出下降的趋势。② 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以及农民利用一些机会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个思路受公民社会理论的启发,它的优点在于看到社会中各个不同力量的出现,可能预示了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而缺点是没有认识到: (1) 虽然各个群体能够追逐自己的利益,但必须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 (2) 公民社会的萌芽不一定就能形成公民社会,各个地位群体的出现暗示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的未来尚不明朗。
3 、现代化理论。该理论的典型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持政权的延续,就必须致力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求引入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要求确立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动员的努力、以及总体控制完全不同的一组现代的价值和制度。③这种理论也强调国家的作用,它和极权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极权主义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而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处于趋同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发达社会的形象发展工业、重塑自身的作用。在一些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现在即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是这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④ 该书探讨了共产党的国家是如何从传统社会中诞生的,并且很有见地分析了组织对于党的管理所具有的意义。书中指出,共产党及其国家机器是一种类似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化的组织,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在塑造革命干部、协调行政官僚和革命者之间的冲突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理论的洞见在于: (1)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党的主导下进行,党和政府起着很大的作用; (2) 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为现代化服务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创立使得现代化的动员得以形成。它的弊端在于: (1) 对社会的力量视而不见,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主体; (2) 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走向资本主义。
二、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农民问题的文献述评
1 、历史学的视野
在上述三大理论指导下,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首先是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单个农民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梅斯纳强调,在中国的社会事业中,一个严重的缺陷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1949 年革命胜利后,随着各种活动的开展,国家不仅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人而且也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人。当大家赞赏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时候,国家机器却越来越偏离它治理的那个社会,国家的科层制结构越来越膨胀,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更加明显。梅斯纳指出,国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劳动者能够控制自己的劳动环境和产品的社会,即,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特征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马克思称之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这些劳动者就是所谓的“人民”,而“人民”的绝大部分主体是在乡下的那些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产阶级的专政”时期,应该是把在过去的历史时期被国家所夺取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的时代,但国家及其运转机器否定了这个逻辑。⑤ 事实上,农民拥有象征性的“权利”但是却没有行使“权利”的力量。
傅高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中持着相同的观点。他写道,国家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进而对社会进行征服,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一直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地方官员一直可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指示,暂时地代表地方利益,但是整个社会日益变得更加被动,越来越受制于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⑥ 这些历史学的早期著作更多地强调了国家的主动性,他们深受极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国家运作的本质,但由于没有能够很好进行实
注:
①Burns ,John. Peasant Interest Articulation and Work Team in Rural China ,1962 - 1974 , In Chu and Hsu , eds , China’s New S ocial Fabric.
②Whtye , Martin , S mal 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 uals in Chin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③Nee , Victor , Stark , David , Remaking t 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 In Nee and Stark , eds , Toward an I nstit u2 tional A nal ysis of S tate S ocialism , Stanford :
④Schurmann , Franz , I deology and Organi z 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⑤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
⑥Vogel , Ezra , Canton under Communism : Program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 1949 - 1968 ,
.
地研究,再加上一些研究资料没有对他们完全开放,因此并不全面。
2 、政治学的视野
戴慕珍在《现当代的中国国家和农民》一文中,探讨了国家—农民关系的核心和村庄政治的过程。她指出,在中国乡村,村庄和村干部自然也就成了沟通农民和国家的中介,通过中国基层乡村政权,国家的治理得以实现。① 她把国家看作是农民的庇护者,农民依附于国家,依附的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结论具有启发意义。戴慕珍著作的突破点在于把研究的焦点从强调国家的绝对权力转向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她以村庄为国家和农民相遇的舞台,探讨了国家和农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许惠文则指出,现当代的中国地方干部和封建王朝的士绅官员极其相似,他们担当着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角色,并为自己所生活的社区谋福利,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资源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获取各种公共资源。因而,正是由于这些地方干部的存在使得党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② 她强调,即使是在国家强力统治的时期,也不是农民对国家的统治毫无作为。她认识到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发令者—接受者”的线性关系,国家和农民的遭遇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使得国家的权能在不同的情形下显示不同的运作逻辑,而农民面对不同的权力运作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她的观点对于研究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国家对农民治理的转变有着很大的意义。
3 、人类学的视野
与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不同,人类学的著作则从纵向的角度展示了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动态画卷。波特夫妇通过对广东东莞一个名叫“曾埠”的村庄建国以来30 多年历史的考察,认为,虽然革命曾经把这个村子带入中国的宏大变迁之中,使得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曲折前行,但是家族制度对于国家的政策起到了很大的过滤作用。波特夫妇指出“, 过去的30 年中,尽管中国东南部农村中的家族制度发生了很多表层的变化,但是其深层结构却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从未受到根本的冲击,并为现行的政策所支持。”他们甚至断言:以父系群体对财产控制的家族制度这一基本内容在共和国统治时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甚至可以说,在毛主席的集体时代,传统家族村落的一致性被进一步加强。”③他们的观点对于那种认为国家政权向乡村渗透、全面控制农民生活的论断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萧凤霞也以中国东南部一个公社为个案,用民族志的写作手法分析了这个公社在建国以后30 多年的社会变迁。萧凤霞指出,在中国国家治理的这些年里,国家的代理人在国家政治的执行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代理人事实上是一种政治经纪人的角色。类似于许惠文的分析,萧凤霞认为,农村的基层干部充当着国家和农民之间协调者的角色,他必须对国家负责,同时他又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之中,因此地方干部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有着自己的轻重“, 即使这些干部更多的以国家的代理人而不是政治经纪人的角色行动,以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名义重新定义社会等级和行为标准建立了国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但是地方干部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不得不为同社区的人们考虑。同时,国家的在场成为农村社区社会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的要素,它的存在决定了村民对身处其中的政治秩序的接受和反抗”。④
黄树民以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为主线,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农民、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的成长、动荡和转型的图景。但是他以文化导因作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国家现代化失败以后用家庭承包制来代替过去失败的政策,则有一定的限制。他指出:“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代替。层峰的决策,极其有效地一路贯彻到最基层,只作了些微的调整。政治机构深入村级单位,村中干部以充满政治术语的辞令,每天宣导党中央的指示。农民的地位又难以提升,这一切似乎撤除了传统上地理的及社会的藩篱,助长了全国单一文化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村民似乎变得非常政治化而且与国家政治斗争息息相关。”⑤实际上,国家政治文化的进入也未必像黄树民所说的那样,完全取代了村落传统,农民在集体化时代也有一定的主动性。
这些人类学的著作用动态的形式,从一个微小的村庄个案出发,揭示了整个社会在巨大的变迁之下经历的风风雨雨。从底层的视角来透视一个国家多年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它们给我们最大的启
注:
①Oi , J ean , S 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②Shue , Vivienne , The Reach of t he S tate : S ketches of t 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Potter & potter , China’s peasants : The ant hropology of a revol ution ,
④Siu , Helen , A gents and V ictims in S out h China , New Haven :
⑤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第21 页。
示。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变迁见证了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的各种变化,也从微观的层面说明了国家改革力量及其多重成因。
4 、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崔大卫在《1968 - 1981 年的中国农业激进主义》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治学把党的政策带进了农村社会。地方官员和农民对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努力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和现代化所产生的分歧推动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抗争,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大众和精英的关系对于国家的政策起着很大的变通。①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两点是:第一、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的地理学和地形学影响了地方对国家政策的执行;第二,在后革命时代,农民和干部对挑战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策的反应是理性的,并且由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
5 、社会学的视野
陈佩华等人在对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撰写了《陈村》以及《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② 这两本书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互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绅士。但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和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冲突,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大众平等和正义为诉求的,而传统文化是与家族以及亲属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消灭父权制的统治,但是它改变了道德标准,从而摧毁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赵文辞肯定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村落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语言代替传统的文化符号的时候,农民却在私下里、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文化构件加以重新组合。笔者认为,赵文辞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改革以后传统文化的复兴恰恰证明了赵文辞论断的缺陷。
魏昂德通过对中国工厂的实际研究,探讨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权威结构和文化结构。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表现为“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即在社会关系的形式上是普遍主义的,在实际的行动中却奉行特殊主义的原则。这种“有原则的特殊主义”是由国家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对组织的效忠与传统文化中对上级领导忠诚观念的结合。③ 他的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力向乡村延伸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一些特殊的原则使得国家和农民能更好地协调各自的利益。文化观点的引入也许会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下增添一些新的变量,对分析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更好的视角。更重要的是,超出结构性之外,我们能够以更多元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三、“国家———社会”二分的弊端及其超越
1 、“国家—社会”二分的弊端
以上探讨的三种理论以及国家和农民关系研究的文献所遵循的均是“国家—社会”二分的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国家压制———国家和社会相互妥协———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的过程。但是这个思路存在着以下问题: ①过多地强调国家或社会之一的相对权力,也就是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 ②按照这种模式理解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印象,国家无所不在的压制和渗透使得农民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并没有多大的反抗余地; ③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是一种平衡的互动,而是一方企图完全控制另一方。用这种思路理解中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的结果是,农民没有任何掌握话语权的可能。用柯丹青的话说,对于农民权力的生产而言“, 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是一个最糟糕的可能结合。④
2 、“过程—事件分析”:对“国家—社会”二分的突破
注:
①Zweig , David , A grarian Radicalism in Rural China , 1968 - 1981 , New York :
②Chan , Anti , Jonat han Unger , Madsen ,Richard ,Chen V i l la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 y in Mao’s
③Walder , Andrew , Communist Neo - T raditionalism: Work and A ut horit y in Chinese I ndust r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2 es :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 1986.
④Kelliher , Daniel , Peasant Power in China : The Era of Rural Ref orm , 1979 - 1989 ,
Press , 1992.
在一组研究当代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的论文中, ①孙立平教授提出了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去认识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他指出,在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存在着双重的二元对立。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一个是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人们往往假定,这两个二元是一种重叠对位的关系,即国家是正式的,而社会是非正式的。他认为,与其说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或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过程。因为社会事实和社会生活是动态的、流动的,所以“过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是一种对事物过程的连贯与流畅的描述和解释。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当代中国国家和农民的动态时间关系,有利于克服“国家—社会”的简单二分,因为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事件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够弥补“国家—社会”研究方式的不足。
3 、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叙事:研究视角的超越毋庸置疑“, 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对研究中国社会不可或缺, ②但是它静态的、结果取向的弊端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时,需要一种崭新的视角———注重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第一,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折射着国家变迁的痕迹,国家的权力所产生的影响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中国国家和农村基层复杂的关系当中,“通过经济生活的政治化、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过程,国家对于基层社会进行了改造和重构,同时也使国家力量和国家形象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或者说在普通农民的视野中呈现为非常复杂的状貌”。③ 第二,日常生活叙事能够嵌入宏大的历史环境中,用一种贯穿的眼光,穿透个人生活的真实、社会生活的迷雾和国家权力运作的真相,使细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运用这个方法可以洞穿日常生活背后的运作逻辑。第三、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是变动不居的,不是静止不动的,“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能够将我们的分析模式和认识常识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不足是无法把握运动的日常生活事实。因此,借助于这个视角,研究者可以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社会现象的不确定性和静态结构的不可见性,从而去揭示社会生活的“隐秘”。所以,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视角的作用机制在于: ①重视从底层认识高层,从日常生活认识复杂的权力运作; ②用类似于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历史放在一起认识,去认识现存生活的历史意义。④
实际上,社会生活领域虽然很广且具有包容性,但是国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在,这种存在不是外面强加的、被动的,而是源于生活的一种生产性力量。我们分析社会现象时,不一定要强调“国家—社会”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存在和其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事件本来就是以过程性的方式来呈现其运动本质的,所以,在实际中,事件和现象的各种力量的耦合造成了社会事实的存在。
正如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和社会不是截然分割开来的,很有可能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也许国家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会和社会组成部分的某些力量进行结盟,国家的内部组成之间有着很大的分裂,社会的内部也有着很大的分裂,这些分裂的要素根据具体的情景形成了各种不同实力的联合,用“国家—社会”的二分法去进行区分就显得比较单薄。⑤
注:
①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 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马明洁:《权力精英与经营式动员———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载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年。
②熊万胜《: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综述和评价》《,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3 期。
③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380 页。
④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
⑤Migdal Joel , Kohli Autl , and Shue Vivienne , S tate Power and S ocial Forces : Domination and T rans f ormation in The Thi rd Worl d ,
作者简介:
贺飞,清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郭于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