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

     

        每天发放十元钱一斤粮,这是国家针对真正的灾民出台的专项临时政策,救助期限是三个月。并不是每个户籍在灾区的人都能均享这种补助,国家规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无”人员——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无收入来源。至于是“三无”齐备的还是只居其一的,这个标准其实是可以由地方灵活掌握的。
        鉴于德阳市确实灾情严重,尤其什邡和绵竹死亡较多,于是决定在这两市实行全部人员发放。其他几个县区,还是要有所区别并制定相应细则才行。这就给这几个县区带来了巨大麻烦。纹江区讨论的细则是——房屋全部倒塌户、房屋严重受损无法居住户和贫困户可以全部纳入;房屋局部倒塌或严重受损户,可根据家庭人数和经济状况,纳入1-2人。干部、职工和教师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说,这个细则不可谓不细,村组比照自然就能马上确定补助对象。但是,中国的乡村世界远非外人所想那么简单;就一个贫困户的定义,就可以为难死你。因此,为了预防做了好事还挨骂,在程序正义方面又设置了三个步骤——各村组村民代表大会推荐,村公告栏公示,乡镇审核上报。这样看来,一切应该顺理成章地好办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几个县区的这个特旨恩荫,还是难以下发。
        原因何在呢?因为可以拿到900元钱、90斤大米。这对农村而言,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多数人都难得谦让。有的农户已经搬到省城和经商的儿女生活了,闻讯也要赶回来讨要这个恩惠,更不要说还在土地上讨食的村民了。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似乎也在理——都是灾区人,凭什么邻县都是全有?再说党中央给的福利,你地方政府凭什么要扣压?你敢不给,我就敢告发你们克扣灾粮,摘了你们的花翎顶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烂——这是自古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一贯错觉。皇上好而贪官坏,这也是近年来无论戏剧还是现实,多多给民众形成的教化。部臣阁僚做好人易,底层吏员做恶人多,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村组如果把全民报上,乡镇有受灾照片档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级。于是在程序正义的第一步,就出现了卡壳。真正的灾民无法推举出来,因为多数人会要争取这一“有价身份”。
        当然也有一个乡镇立马就报上了名单,人数基本符合上级掌握的实况。但是乡村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岂能不怀疑此中有猫腻?于是派员私访调查,原来是各村组达成民间协议,以真实的灾民身份去领这个钱粮,但是必须到村组后再来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灾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这样的妥协总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预吗?
        如果官员的政治经验不丰富,知道此中实情,也许就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但是书记区长却不能同意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因为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灾民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粮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协。但是事后困难依旧,他不会找邻人讨要,却有权向上级政府讨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证据去检举基层政府,确实克扣了他应得的份额。总理给的十元钱,到你区乡变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贪腐,那可是真难澄清的浑水了。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这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会蒙受损失;有时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这才是一个大命题。

     

    十二

     

        抗震实在很难,自然的力量远远超乎人类想象;而救灾,本质上说,是救这些无常命运的哀哀苍生,救那些凶险岁月下的遗孑草根。
        媒体和政府引领掀起的这一场悲情风暴,社会良知被苦难震惊感动的慈善巨潮,虽然都会减轻灾民的心灵与生活负荷,但是随着国殇公祭的结束,一切都将会渐次降温,社会生活也会从一时的恐慌和悲悯中解脱出来,各自重归它原本具有的身份、阶层、等级以及无数鸿沟。丧钟落幕之后,陌生平民的血不会成为大众生活永恒的盐。激情会消退,所有悲哀的故事依旧会像这场旷世地震一样被掩埋。谁也无法彻底拯救那水深火热的几千万灾民,从根本上说,他们还得自己站立起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但地震之后余震未消,无论倒房危房有房的家庭,皆不敢回屋生活。基层政府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通知前,肯定也不敢发文号召大家有房的回房,因为担心万一大的余震再来,那你政府便有误导责任了;于是只能自己率先垂范进屋办公睡觉,老百姓多数时候还是会窥视干部的选择,尤其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分,官员的身教肯定好于言传。可为何这个睡觉也要成为领导讨论的议题呢?
        因为几十万人露宿在路边各种形形色色的窝棚里,就难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暑期烈日汛期风雨,都会激化各自内心压抑的情绪,更不要说洗澡解手饮食的种种不便,健康卫生防疫的种种隐忧。就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说,书记区长天天看着这样的避难场景,都不免满心不安。万一哪天不幸某个老人中暑孩子损伤,都可能激起新的冲突,毕竟住窝棚帐篷都不是长远之计。重建新房且不要说相关扶持政策还没出台,就是国家全部重建也还需要待之时日。如何帮助几十万人民安全过渡,成了基层当前稳定局势的首要问题。
        于是,过渡房问题必将写进常委会的议程。

     

    十三

     

        确切地说,纹江区的领导班子还是一个思路缜密的集体。就在大震之后三天,多数灾区还在废墟中找幸存者之时,他们已经开始认真讨论甚至争论要不要修建过渡房的问题了。当时中央政府都还无暇出台相关政策,他们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来安置这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地方财政的财力有限,社会资助的帐篷和资金暂时无法进入他们这样的次重灾区。如果是平时的小灾,中央政府出一点,地方政府配套一点,灾民自己出一点就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好不容易可望小康的农民,再一次被洗白了;他们依靠一点救济和善款,多数依旧难以重修房屋;但是基层政府又不能坐看大家长期在简易窝棚中受罪。
        在唐山地震时代,一切都还是公有制,国家扮演的是无所不包的上帝形象,因此所有的重建,都由中央政府买单。但是今日的中国,所有制十分复杂,农民的产权也非常模糊。土地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名义上属于一个虚拟的名称——集体(村组)。农民只是土地的承包经营者,而不是地权拥有者,但是他又是土地产品的实际受益人,国家已经免除了千年不易的皇粮——从这个意义上说,受益人又必须要承担土地的风险和灾害,政府只需要酌情给予不同程度的扶助。
        问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使万千家庭彻底破产,政府如果不能彻底安置,就必然要带来对稳定的威胁。但是这一切,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非政府责任的天灾,政府也只是给予福利救济和借贷支持,并不承担全部买单义务。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对于无数甚至还没脱贫的灾民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全方位帮助,则未来的生活许多人必将陷入绝境。
        由于多年来政府主动担当“全能救世主”的责权,人民也一直习惯把党中央视为可以依托的“大救星”。这种宣传教化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老百姓的“等靠要”心态。你只要真正深入灾区,就会经常面对这样的质问——政府哪个时候来帮我们修房子?你如果说还是需要各家为主重建,那有人就会更加质疑——总理在电视上都说了的:政府会帮你们重建,还要建得更好。——他们会把总理对一个孩子的安慰,视为已经出台的国策。
        未来如何重建,国家如何补助,这些问题还将待以时日;但是眼前要修建临时过渡房,却是上下都已肯定了的。中央是在震后半月作出的决定——由国家出钱在灾区城镇集中修建活动板房居住区。这解决的是城镇居民的过渡问题。那么农民呢?散落在大地上的无数农家,他们的过渡如何解决呢?

     

    十四

     

        中央当然也考虑了农民的过渡房问题——每家补助1000元现金,暂时调集帐篷过渡。这样的政策确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但是落实到基层政权时,就会形成很多的争议与问题了——因为这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思维。
        先说城镇的活动板房,由建设部统一订制,统一派人安装,规定是每亩地只能安置八家,必须1000家集中一处安排——因为这样才不会浪费配套的公共设施(这是按现代社区服务标准设计的)。这就意味着每建设这样一个过渡区,就需要125亩就近城区的土地(因为还要考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方便问题)。基层政府必须出钱做好前期的平整三通工作,不如此集中就不予安装。活动板房设置齐全,洗浴厕所都有,质量可住15年。
        看似多好的恩典,但基层要算账,房子和安装虽然不要地方出钱,可是配套工作弄完,等于给城镇居民每家要花好几千元。更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土地是临时周转,你不能去征用农田;而现成的这么大的空地却很难找。再说有的城镇,没有1000户受灾的,只有几百户的那又怎么办?再就是入住问题,倒塌房屋、危房和贫困无自救能力的要住进,小康微损房的也要求住进,谁都难免会产生攀比和依赖心理。政府日后如果帮助修好房屋,他们会搬迁;如果要他们也出钱来修,那他们可能因为贫穷或者不愿出钱而继续依赖,不修房不搬迁,反正活动板房质量好且基本舒适,还不要租金,甚至还水电气免费。那这样的集中避难营,就会成为乡镇的一个永久性伤疤,给未来的基层政权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
        如此多的人聚居一起,难免产生各种突发事件。在对政府有过多指望而又不免部分失望的群体之中,则很容易酿成借题发挥的抗议,甚至聚众滋事。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再挟带着暂时的普世同情,一旦和基层政权构成对立,则政府原有的强权姿态,便不免失去优势。还有就是花这么多钱修了,城镇居民也未必愿长期合住;就是一家之内,老少男女没有私人空间,许多生活难免种种不便,互相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于是有人主张,反正以后还要再修建永久性住房,过渡房显然就是浪费,不如换成现金分发给各家,自己去设法重建。
        但是这样又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被毁城镇的重新规划问题。究竟是让老百姓在原址各自五花八门再建,还是一切推倒,重新划地,按新的商业模式来操作?很明显,基层政府对付这样的突然大灾浩劫,确实也缺乏经验。而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由于多数时候地震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因此,也缺乏真正能够结合中国底层实际的实用性建议。如果中央财政全部买单,当然可以减少矛盾。但这样一方面可能培养灾民的弱者讨要心态,另一方面还要牺牲所有纳税人的利益和国家财力,这就是所谓的两难困境。

     

    十五

     

        城镇居民的过渡安置从板房到安装再加各种费用,算起来起码每家在一万元左右。可是给农民的过渡就只有1000元现金,这显然要给基层工作带来矛盾。于是市委和省里协商,省里再下拨配套1000元。当然这是只给房屋确实没法住的三口之家。可是有的家庭还是老少合住的,人口不止三个,那市里又决定每多一口人,再加800元。那些房屋轻微受损,比如厕所厨房院墙倒塌,瓦被掀掉或者部分裂纹但需要修补的,那再由乡镇给予评估,每家补贴200-1000元不等。
        应该说这个方案已经够细,可是基层干部看着还是犯难。从一般常理说,城镇居民要比农民的储蓄稍多,活路也略宽。但是农户只能拿到2000多元过渡金,居民却能享受到价值一万元以上现成房屋居住。同样受灾,同样贫困,为何对农民的政策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倾斜不均呢?近年来经常讨论的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问题,在赈灾的政策方面,也凸显出来。一旦农民也提出要住活动板房,那基层干部又该如何回答呢?
        但是无论怎样充满悲悯的基层官员,对于这样的政策即使有所质疑嘀咕,但是也不能再去向上级哭穷了。因为表面上看似不多,但是由于需要救助的基数太大,加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再说,这仅仅是过渡资金,以后城乡的重建房补助,目前(五月底)还没出台,但是可以预见,中央财政肯定还得拿一笔巨额资金出来。2000元肯定无法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他们如何来安抚百姓呢?那就另外向国家的慈善机构打主意吧,为每个受灾的家庭再争取一顶帐篷。由于国内外的捐赠很多,物资的争取显然要比现金容易。这样大致就能摆平农民对公平的诉求了。
        对于基层政权来说,考核你是否具备“牧民之官”的能力,主要是看你如何既保证基本不走样地执行了各项国策,同时还能巧妙地化解乡村的各种冲突。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他们自称为“手艺”),如果能不给上级增加负担,不把矛盾上交,不引发官民冲突,不酿成群体事件,那就可谓“能员干城”了。但是这样就真能摆平乡村矛盾吗?

     

    十六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见,受灾以来各级政府每天要研究多少问题,解决多少矛盾。因为每一个数字和政策,都不可能是某个人随便拍板出台的,更何况在此期间,还有很多救人抢险移民炸坝等重大问题要决策。就基层来说,事务的繁多更难想象。每个部门和乡镇,干部的配备大多只有七八个到十几个不等。他们从地震以来,就基本没有回过家,必须随时待命,每个人的疲倦都写在脸上。即便如此,肯定还有疏漏之处,还要在最不经意的事情上,惹出麻烦来。
        5月29日大早,金河镇就向区委告急了——几百名灾民要走上高速公路,步行到市里去上访告状。经历了“5·21”骚乱事件,区里已经有了各种应急预案,处变不惊,能够从容面对这些突发事件。区委副书记和相关部门领导配合乡镇干部,迅速出动,轻装简从,在高速路的入口处拦住了那些激动的群众。
        首先要提出警告——成绵高速目前是救援绵阳北川安县的生命线,谁要堵截,既是对重灾区人民的伤害,也是严重违法,国家绝对不会不追究。老百姓当然也知道轻重,宣称他们不会堵截,只是徒步顺路。那么干部一方又劝导——上访是群众的权利,但是行人上高速路也违背相关法律,更何况现在路上密集狂奔着无数救灾车辆,万一引出车祸,那也后果严重。坚持要去的话,区里已经安排好车辆,请大家坐车去。
        大巴已经在路口等着,群众也要讲理。但是他们内心也明白,所谓步行上高速,本质上是对基层政府的一种要挟,需要求得某种重视;如果坐车去,就失去了意义。再说就是到了市里,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回来解决,既然区里已经来了领导,那目的就达到了,再去市里反而毫无价值。如果彻底不听劝说,完全得罪平时也都认识的乡镇干部,今后也许要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更难。于是多数人决定听从干部的劝说,回到乡政府去开会诉说。少数人上了车,开了一程担心被直接拉进警局,又决定还是打道回府吧。于是,紧急事件变成了在乡政府的民主对话。只要肯平静对话,对基层政权来说,就是一个借机宣讲解释国家政策的机会。
        在这里,老百姓和基层政权的“博弈”再次呈现出来。群众知道一个通理——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缺奶年代,可能就要出“群哭”这张牌,才可能博到一些“胜利果实”。问题是到底有什么“冤屈”需要他们这样去“群哭”呢?难道在这样的高危时刻,还有基层干部真敢徇私舞弊侵占不公吗?

     

    十七

     

        这一天恰好是金河镇赶集的日子。无论城市乡村,任何群体事件都肯定有最初的少数人带头。而只要有几个敢出头的,“沉默的大多数”就会选择随从——随从既可能满足自己的诉求,还可能不致惹祸“问罪”。对一件风波的“风险评估”,老百姓还是基本清楚的。少数人也清楚,在赶集的日子出头,无需号召就有很多的看客和共同诉求者,这可以增加出牌的份量。果如所料,当几十个人回头走向乡政府之时,跟进的农民则已达几百。
        乡政府的办公楼也是危房,院子里搭建的办公棚,正好可以坐下几十个人对话。应召而来的各部门干部和村组长,也基本到位了。领导喊话要求有意见的代表进入棚内开会,其他的在院子里安静倾听。于是棚内顿时坐满,却主要以妇女居多。副书记和乡镇主要领导负责回答群众质疑,大家轮流发言“喊冤”。
        原来引发这一次群情的事,是昨夜的大雨。各家都住在窝棚避震,多数棚子漏雨造成了老人孩子的痛苦。大家总看电视上报道,哪里哪里又给灾区送了多少钱多少帐篷,国家又拨下了多少钱粮,但是至今他们除开领到一点白水和干粮,还啥都没有见着。如果不是基层政府贪污侵占,那这些恩惠怎么还没降到百姓头上呢?这是多数人的质问,干部很好解释。
        还有一个农民指责,房子倒了这么久,连个干部的影子也没见着。共产党到底还管不管灾民的死活?政府到底还赔不赔偿我们的房子嘛?他说完立刻有一名组长起来谴责他胡说——我那天带镇干部去你们家拍照,你婆娘都看见了的,你他妈又来造谣啊?组长也是农民,乡里乡亲互相责骂没有问题。有气的农民敢骂乡政府,那还是不敢得罪本组组长的,立马不再言语。镇干部顺势给他解释所谓“赔偿”的不存在,只是肯定要补贴,而且补贴对象是由群众选举表决,公示审核之后才作数。
        然后有妇女哭诉,一看就是穿戴不差见过世面的人。她说她虽然在市里生活,但是户籍房子还是在本镇,这次也垮塌了。她几次去找居委会反映,要求国家那份救济钱粮,都被居委会的人吼出来。根据政策,她也是灾民,凭什么不给救济?
        还有一个一直在院子里叫骂的时髦妇女,她的问题是她原来的房子占地很大,现在拆了危房,以后还允许她在原址原大重建吗?很显然,她担心失去她原来的商铺门面位置,怕政府借重新规划之名,夺走了她的商机。她一直高声嚷着,但很快就接到几个电话,然后就到旁边歇气去了。基层干部对付这些爱闹的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一般会通过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对他形成情感制约的人,提醒他不要闹事。这些打电话的人,难免也有吃俸禄的,那是肯定要服从组织安排来做这个工作的。
        大家杂乱倾诉完,领导也听出没有根本性的危机,把政策解释清楚,气氛也就和缓下来。总地分析,主要是基层干部人手不够,一时无法到每家每户宣讲政策。再加上前面说过的村组推荐该被救济的人,一时难以落实,造成钱粮确实未能发放,因而激起了民愤。小小风波很快和平止息,农民还要回去插秧。至于对那几个牵头的人,基层一般会单独去谈话。确有问题解决问题,该要警告还得警告。大家都在本乡本土,谁都难免有点毛病把柄,如果基层真要对你认真,那样的日子也未必好过。于是大家都见好就收,相得益彰。

     

    十八

     

        一般来说,发生了这样的群体事件,无论大小,区里都是要召开常委会总结的。虽然其他灾区发生的事情更多,潜在的危机也多,但是各自守土有责,工作总要更加细密才好。大家发现宣传工作不到位,就会引起老百姓误会。建议还是要赶快把损坏了的广播线修复,最好再派出高音喇叭宣传车去巡回讲演。另外设计制作一个简单的救灾政策问答,发到每一个村民手上,让大家明白自己可能获得哪些救助。
        其次,该及时发给灾民的钱粮以及过渡费,赶紧下发。省里已经答应调拨的12000顶帐篷,得赶紧催促发来。小春的作物菜籽和小麦已经收割了,赶快动员相关部门和企业去收购,农民手上急等现钱。地震了,氮肥厂受灾停产,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要尽量帮农民保证供应正常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真正的自救。
        有经验的干部还提出,非常时期,可以学习过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重建家园要精神先行,要重建受灾群众自尊自强之心。还可组织工作组下到各个重灾区,直接就地解决一些问题,把各种影响稳定的因素,消弭在基层。
        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也是各项国策的最终监督执行者。按书记老吴的戏言说——除开没有国防和外交的建制,国家所有的机构都能在一个区县找到直属配置。在平时,除开抓稳定和发展之外,看似并无太多要事。但是在这样天灾的危机时刻,它确实起着维护社会基层秩序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农民的行政窗口,所有的底层冲突、矛盾和困难,都要在这一层面得到化解。所以上述那些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可能真是消化各种潜在问题的良方。
        救灾从安定灾民入手,这是千年不易的古法。先解决民生,最后才能达到民享。小小纹江区在这次地震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16亿,政府确实不可能完全“兜底”。因此最终还是要官民携手,才能重建家园。部分灾民有部分不健康的“灾民心态”,在举国悲悯的背景下,细说有违常情,且影响“政治的正确性”,因而在此暂不讨论。
        纹江区最近提出要“重建精神”,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倡议。无论灾区抑或国家,假设人民坍塌的不仅是房屋,连精神穹窿都随之崩溃,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十九

     

        汶川大地震的主要灾区,皆位于龙门山断裂带,也就是四川盆地的西北部盆沿山地。地震之后,科学家已经测量出盆地整体沉降,而重庆明显隆起;可见这次地壳运动的巨大力量。可是,地震仅仅改变的是地貌吗?也许站在历史长河的未来看,经此一劫,这个世界已然发生许多更深刻的变化。山川屋舍,世道人心,都可能要在摧毁和重构中经历生死蜕变。
        从另一个角度说,灾区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在此后若干年,都不仅将生活在地质学的震带上,更多的可能是还将处于社会学的震带上。成千上万的灾民,如果首先不精神自救,那即使治愈了身体的伤病,也仍未消除心灵的隐痛。而政府如果不彻查灾难中发现的许多隐疾,也很难给人民一个交待。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对改良政治生态起到推进作用。
        悲情援助这样的善举,并不足以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乐善好施的市民依旧还将回归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永久地捐款、送水送饭。时日稍长,最终还可能会嫌弃某些有过多奢望的人——部分人的国民性陋习,都会更加在一个没有足够福利保证的时代生活中显现出来。事实上,我们看见的一些事例,已经反映出不少人的自我弱化心态。基层政府如果对一群人数众多且确实困窘的灾民安置失措,最后的结果将可能悲剧性地出现——政府拼死激情地把灾民营救出来,然后还会在一些突发的冲突中,再把他们压制下去。而那时,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危机。
        灾民目前对国家救助的期望值太高,多数怀有诉求“赔偿”的心态。政府多年无所不包代民作主的习惯,又多少培养了老百姓的依赖性。一旦期望和现实错位,就会产生绝望。灾后的人生本来艰难,再一旦失去自强自尊和信心,随之而来的将是高自杀率;这也会对社会构成新的刺激和伤害。如果基层社会失去稳定,那意味着全国人民都要分担其社会后果。
        因此,研究基层政权在灾难危机下的运作和应对,检讨灾难前后的各种经验教训;从重建家园到重建基层民主和法制,然后层级递进;真正在废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创新,这可能才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才是这场付出巨大成本的灾难,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惟一财富。
        最后,我借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一个短信来作为结语,这段话应该说有种残酷的意味。他说——感谢汶川地震灾区的人民,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来完成这次真正的拯救,让权力归向人性,让生命体现尊严,让信心获得验证。他们是天下的盐,让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包括每个人开始变得更有人味,会哭泣,能感动,懂得爱,懂得好好生活。为那些死去的无辜生命和还在受煎熬的受难者祈祷。愿逝者安息,活者生还,国人都得到救赎。

     

  • 责任编辑:zhiyan927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