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邓正来落叶归根到复旦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这是学者邓正来新名片上的头衔。悄然之间,这位吉林大学最知名的学者完成了角色转变。
五六月间,已然是“东北人”的邓正来开始频繁出现在沪上各学术讨论会,用他的话说,“对于上海学术圈,我了解的可能比你们记者还少。”其实,邓正来是上海人,只是儿时随父母前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现在来到复旦也算是落叶归根,但我现在对上海非常陌生,一个人出去都怕丢了。”由于长期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这位被称为“邓公”的学者没有半点学者气。当记者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眼前的邓正来却哈哈大笑说,“那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们这一代学者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学术权利和思想自由。”
早报记者(以下简称“早报”):您刚刚离开吉林大学来到复旦大学,不久前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也跳槽到了浙江大学,近一段时间里,知名教授跳槽的现象非常频繁。
邓:知名学者流动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但今年尤其明显,我个人是支持学者流动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我们始终没有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尽管是某些大学培养的,但他绝不是某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是某个机构的私有财产,他跟知识一样,属于国家和全民,甚至属于整个人类和世界,属于整个知识领域。尽管学者流动当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但是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学者流动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学者流动集中在最近几年?首先是制度容许你流动,这是知识生产制度的一个进步,但更深的原因是,我们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对前三十年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制度进行反思和调整了。
第三个方面,现在的人才流动主要集中在高级人才、著名学者群体上,但我要指出一点,在中国这个阶段的时候,通过引进人才来重新调整大学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制度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引进高级人才,大学更应该关注的是努力培养年轻人才和如何使青年才俊走向前台。
早报:目前学术界的顶梁柱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比如你,在你看来,你们这辈知识分子和求学于1949年前的那一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邓:这个问题很复杂,只能简单谈谈。从整体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这些所谓的著名知识分子现在享受着许多荣誉和地位,但我们读书时接触的那些老学者,他们经历的更多是磨难而甚少荣誉。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1980年代接触到的学者都经历了“文革”,他们在这期间遭受批判,但他们对下一代的学者和年轻学生期望非常高。用我的话来讲,他们不在乎在学生面前讲:我的水平比你差,你应该比我做得更好。这不是一种修辞,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一种对知识的忠诚和爱,因此他们会真正地为我们这代人去创造条件。但在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这种情况就差了很多。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代学者跟上一代学者相比就一无是处,至少有一个方面我们比他们做得更明显。
早报:他们不敢说话?
邓:对,当然这跟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关。1980年代初讲的是“解放思想”,我们今天已经在享受“解放思想”的成果,思想的市场已经形成,各种声音都可以表达、讨论。而对上一代学者来说,当时整体的制度无法让他们表达,而一系列的政治磨难也使他们有所畏惧。当然,这只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讲的。即使如此,我们这一代学者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制度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方面,总之,我们这一代学者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学术权利和思想自由。
邓正来,1978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但常常“逃课”到隔壁的西南政法学院旁听。1985年,研究生没有毕业,邓正来便决定离开体制,“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媒体把他称为“学术个体户”。没有户口、没有收入、没有住房,背着装满书的包睡过同学办公室和地铁,那时他的收入就是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外语。
在1990年代初中国学术非常沉闷的时期,邓正来与学术界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当时这两个刊物都在香港出版,还掀起了市民社会讨论的运动和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没有教职、没有头衔、没有职称,但邓正来在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被忽视过,特别是对哈耶克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使其俨然成为国内权威。直到2003年,他正式受聘进入体制——吉林大学,结束了18年自由学者的身份,而且一天之内就被特批为教授、博导。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世界游戏的规则发言,对世界游戏未来发展方向发言,对这一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发言。”
早报:您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经常提到一组词——中国的“主权性”和“主体性”, 您强调“主体性”的原因是什么?
邓:为什么重新讲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经过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它还不是一个政治大国、学术大国,我们不能认为经济发展就能够取代一切。除了成为经济大国,我们同时要考虑我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是不是同样与经济大国身份相匹配。
我认为,前“全球化时代”——亦即进入“世界结构”之前的中国,虽说因为位于地球之上并且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对它的规则的正当性是否发言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得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的资格。
然而,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资格对于中国来说,最多还只是个形式。因为从现在的期限来看,我们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换言之,我们还没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因为我们对我们是什么人,什么样的生活被我们认为是一种可欲的、和善的生活的图景没有准确认知。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知识界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
简单来讲,现在,在我们成了世界结构的一部分以后,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世界游戏的规则发言,对世界游戏未来发展方向发言,对今天世界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发言。那么,我们根据什么去发言?我认为,知识分子对中国真正的未来要有充分的认识,需要对世界未来的图景有我们自己的自主思考。而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在当下需要承担的使命。
“我们不能只用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因为中国至少这30年的发展和智慧,是许多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
早报:但我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学术界主要的工作是从西方引进、复制,或者说与国际接轨。
邓:确实如此。十七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新任务包括: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当然,我是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别关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简单的引进和复制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要用我们自己的独特思想去与世界交流和对话。否则,我们将只是西方学术的接受者和追随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用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因为中国至少这30年的发展和智慧,是许多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至少包含三个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如何使中国当下的研究走向世界;三是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它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它还必然包含三个基点,因为上述三个议题乃是以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点为依凭的,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了。第一个基点是如何继续用批判的方式去研究和认识西方思想;二是如何以当下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三是如何更为切实的分析和研究当下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其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解释和探究中国30年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智慧。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就是向世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之所在。
早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那其中包含哪些内容呢?
邓:我们必须首先从我们的传统、新传统和当下的实践中去认识和分析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以及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我们知道,从中国遭遇世界以来,一般人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予以接受的,是不需要做任何“问题化”处理的。而这在思想过程中也就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中国”被前见性地认定为一个拥有特定人口、领土和主权的孤立的地理实体;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完全被悬置了起来,甚至“什么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也未得到认真且足够的重视。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经济和地理概念,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概念,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进行认真研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形成一套中国人的思想,才能够真正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就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展开真正的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中国法学在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中国法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封闭。中国法学很少参与一些重要的公共讨论,很少参与中国基本问题的讨论,它一直比较安静。
——邓正来
“无论立法,还是法律修订,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
早报记者: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似乎很少介入公共讨论,它始终比较安静。
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法学在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中国法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封闭。中国法学很少参与一些重要的公共讨论,很少参与中国基本问题的讨论,它一直比较安静。比如,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左右派争论,就很少看到法学界的人在里面。这可能跟法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倾向有一定的关系,法学界比较注重条文、逻辑、体系内部的一致性。但是,我觉得法学界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们的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很多思考实际上会通过立法、法律修订、司法制度建设、律师活动和法律人才培养等方式表现出来,并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改革进程。
所以,法学更应该和其他学科沟通。我相信,如果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乃至政治学界有一个非常认真的讨论,参与更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很多立法和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早报: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不久前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
邓:不是说一部法律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预先讨论的,进而把法律制定得更加完善、周到。新劳动合同法背后所强调的社会公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问题,社会公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强调?它是否会伤害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率?
西方的立法过程中也有许多专家参与,但他们的法学家跟其他学科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我们法学界的讨论的方式往往就是法学界内部的讨论,很难听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声音。
早报:所以,我们很少听到法学界的人来评价这部新劳动合同法,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
邓:我们需要改变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立法、法律修订或司法制度建设只是法学界的事情。实际不然。在我看来,无论立法,还是法律修订,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法律的问题,其实它更深层次涉及的是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安排乃至中国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而这些显然不是法学界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多学科的对话、合作、交流,需要不同学科共同来面对。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2008-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