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利弊之我见
——兼与李昌平商榷提高粮食保护价的建议
田水月
随着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和部分国家(包括粮食出口大国美国)发生抢粮风波或骚乱,消停几年的中国粮食危机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专家学者撰写大量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文章,纷纷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其中自免除农业税后不被人们关注的基本农田抛荒问题重新被重视。
农民抛荒基本农田,不种植粮食作物,农民买米吃,根本原因是种植粮食作物利润和收入低(一比种植经济作物收入低,二比外出打工收入低),种粮利润低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种粮成本太高,而是国内粮价太低,根源在于中国国内粮价没有与国际粮价接轨。按照这个逻辑,为了提高种粮利润,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扩大种粮面积,增加粮食总产量。著名三农学者李昌平在《抓住宝贵的“粮食武器”》(《社会科学报》2008年6月5日第2版)一文中给出的建议和出路是实现我国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接轨,在生产资料价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将国内稻谷收购最低保护价提高到3—4元/公斤,得到不少粮农的支持和拥护。
按照正常逻辑和原理,我不否认李昌平认为的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提高了种粮利润,能够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种植面积有望提高到20亿亩以上,粮食产量也有望达到甚至突破6.5亿吨,彻底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粮食问题,而且能通过出口粮食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赚取外汇。这些的确是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带来的大利,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同样会产生新问题,会带来一些大弊,而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可能产生的弊害,李昌平在文章中是只字未提。
如果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真的提高到3元/公斤,甚至5元/公斤,我认为在产生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会带来以下新问题和弊端。
第一,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会增加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降低其生活水平,影响城市社会稳定。城市人口中粮食消费量大的是低收入人群,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粮食消费量与收入成反比关系。现在物价上涨比较快,CPI居高不下,城市低收入人群生活已经很困难,而粮食消费支出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主要生活支出,如果粮价再翻一番,城市低收入人群生活将更困难。如果国家补贴政策没跟上,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更加抑制我国像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低利润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众多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严重破产倒闭的危险。由于美元贬值和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处于低利润、微利的地步,而且今年出口已经下降,甚至有的小企业已经倒闭。如果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收入不高的工人的粮食消费支出将比去年增长1倍,直接导致工人生活成本增加(收入越高,粮食消费量越低),从而必将带动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虽然出口粮食能给国家赚取外汇,但是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力成本增加、美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三重压力下,利润将更低,出口将更减少,面临破产的危险将更严重。如果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力成本增加下破产,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也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第三,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农民将减少种植经济作物的面积,从而导致经济作物产量下降和经济作物价格的上涨。现在很多农民不种植粮食作物,而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因为种植粮食作物的利润没有种植经济作物的利润高。如果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种粮亩纯收入就能达到1500元以上,超过种植经济作物油菜的利润。如果种植单季水稻,亩毛收入就能达到2000多元,相当于种植经济作物棉花的毛收入,但种植棉花的成本比种植水稻的成本高,一旦水稻最低收购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种植单季水稻利润就超过种植棉花的利润。换言之,只要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种植粮食作物的利润和收入就比种植经济作物的利润和收入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经济作物价格不稳定,农民为追求利润和收入最大化,农民必将会以追风式的由种植经济作物改为种植粮食作物。这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了,经济作物产量下降了,同样会引发严重的“菜篮子”问题。
第四,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会导致我国农村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农村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生产走向倒退。近几年,在农村缺乏农业劳动力的背景下,我国粮食(主要是小麦)仍然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除了国家政策刺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生产,成千上万的大型收割机奔驰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广阔的田野上。而我国近几年农业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不是我国农村人少地多,而是由于农民种粮收入低,大量农民选择抛荒承包地、或者将承包地交由亲戚或同组村民代种或耕种、或者将承包地转租给种粮大户耕种,从而“离土又离乡”外出打工,这就使得农村出现种粮大户耕种数百亩土地,小户兼种他人土地达十来亩、数十亩,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粮食收获时请收割机帮忙的新景象。但是,如果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提到3元/公斤,一方面是种粮收入的提高,与在城市打工收入差距缩小,甚至不低于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的生活成本增加,必定会造成部分在城市务工农民重返农村老家,要回或收回自家承包地务农,种植粮食作物。先不说回乡农民收回承包地引发的土地纠纷。单是农民收回承包地就直接导致种粮大户的土地被农民“瓜分”重新成为小农,规模经营难以存在发展,新兴的一些农民代耕队也失去生存空间。由于农民返乡务农,缺少劳动力的情况得到改善,农民耕地和收割粮食可以不用花几十元一亩地的代价请拖拉机和收割机帮助,阻碍农业机械化在农村的发展。
如果以上四大问题没有对策解决,直接将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将是非常危险的,大幅度提高粮食保护价须三思。不过我支持提高粮食保护价的主张,但以要看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形势,二提高幅度不能过快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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