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晖教授13日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演讲中,秦晖提出深圳应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贫民区——贫民窟,秦晖的说法起了话头,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不过,很多人对 秦教授贫民窟的说法感到扎眼,为什么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竟然开始向我们一贯抨击的制度屈服?有了贫民窟,还是社会主义吗?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分层次的。一个层次是认识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实际操作层面的。第一层,社会主义有了贫民窟,这样的尝试不好看、也不好说;第二层,要是不设贫民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城农民能够住在哪里?

     

    那些充满异国情调和山野情趣的高档小区?不可能;那些专门藏污纳垢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都拆迁了;政府开发的经济实用房?那是给城市中低收入者准备的……自己搭建一些能够容身的小棚子,先遮遮风雨,好象也抵挡不住英勇的城管部队。

     

    各种可能都排除的结果,大概就是所谓的走投无路。出卖完劳动力之后,回到那个已经凋敝了的农村中去。或者,永远在城市里边做一只辛勤的蜜蜂,不断的居住在城市不同角落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边——似乎只有在那里,才是他们合法的栖居之所。

     

    秦晖先生其实完全可以把话题说得再透彻一点,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总结,是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共性的一个高度概括,是秦晖从历史中得来的沉痛教训。自由福利这些字眼,不过是当代版本的语码而已。

     

    联想到总理近期对于农村、对于粮食问题的超常关注,我认为,现在的城乡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的状态,或进或退,难进难退,每一步都需要格外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国情的了解尊重。既然压力不能一旦释放,就需要不断减压,直到爆发的风险降低。

     

    执政者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但概念提出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关键是实现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很合适的路径供我们选择。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建设新农村,不过是具体的药方,不是路径。

     

    即便是 秦晖先生的贫民区设想,依然是一个暂时居住的药方,不是根本解决农民进城难题的路径,居住不等于安居,而暂时的居住往往正是不安定的根源。穷则思变,一个庞大的穷人的聚合,其所能凝聚的能量足够摧毁一切秩序。

     

    城市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洗脚进城的农民?这是一个大题目。更何况,进城还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问题,生活有多丰富,麻烦就有多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正相关关系。既然我们不愿意毁掉我们的秩序,那么就需要做出一些妥协。

     

    大家都妥协一点,事情可能会少一些激烈的冲撞,而达到理性的并非是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把贫民区变通为分散的点状,散布到城市广袤的生活区中,不使其聚合,或许还有些在带动下提升生活的可能。毕竟,市民和农民的差距落下得太大了,一时半会很难填平。

  •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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