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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体制改革系列评论之三:当前乡村基础秩序的生产状况

     

    我们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若干例子来讨论当前农村基础秩序的生产机制,并以此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所面对对象的状况,从而理解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前因。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存在着“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式合作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事务上的合作,提高了他们应对困难和风险的能力。传统合作往往是以农村中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及其中的道义经济、人情面子的互惠为基础的。进入现代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熟人社会内生逻辑被打破,互惠及道义经济已经不能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合作动力,且农民对公共事务的需要已非传统时代可比。具体地,我们从生产和生活方面对当前农村基础秩序状况作些讨论。

     

    首先看生产方面的秩序。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是水,无论是水稻还是旱作农业,水利都是十分重要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前农村水利的基础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众多水利设施如水库、泵站、水渠、水坝等。现代水利的重要特点是可以在较大范围组织灌溉与排涝,从而有效提高农业生产能力,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但无论灌溉还是排涝,大多都需要超过家户甚至超过自然村的合作。如果农民不能在超出家户的层面进行合作,则分户经营体制下面就难以形成有一定规模的灌溉,更谈不上排涝了。因为农民利益多元化和农村社会传统组织的解体,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农民难以自发内生地组织起超出家户的集体行动,最终,农民不得不因为无法组织起在水利上的合作,而遭受到生产上的严重损失。我们曾在湖北荆门农村进行水利灌溉的实验,因为搭便车行为难以克服,成本较低的大水利不得不让位于代价高昂的小水利(如打井灌溉,修挖堰塘等)。20077月,我们在河南汝南农村调查时,调查村因为不能组织起义务工疏淘排水沟,大雨积涝无法排出,全村70%的玉米地受淹绝收。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农民现在已经难以组织起内生性组织来有效使用既有的灌溉和排涝设施,更谈不上建设这些设施了。二是因为农民不能有效地自发组织起来,而使本来可能获取的收益无法获取,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风险大幅度提高。

     

    农村内生合作能力不足从而导致可能利益不能实现的例子,在当前农村可谓不胜枚举。湖北建始县农村尚普遍存在农户合作养牛的情况。因为土地较少,每户养一头用于犁地的耕牛,完全没有必要。建始县农村往往是510户合作喂养一头耕牛,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耕作成本。但在荆门农村,甚至兄弟也不能合作养牛,原因并非一头牛不能犁几家的地,而是几家合作养牛容易闹出矛盾。黄淮海平原沙地尤其适宜机械化作业,农村越来越多地使用机械而不再使用耕牛。一台小四轮耕作的土地可以达到80100亩,足以供5户以上农户使用。但合用小四轮,往往会在使用顺序,损坏责任方面闹出矛盾,农民只得每户买一台小四轮,甚至兄弟也不合同。一台小四轮要花8000多元,一年的使用时间不到10天,小四轮使用效率之低,和8000元相对于农民人均收入之高,都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前农村生产方面的合作之不足,已严重影响到了农民从农业中可能获取的本来就不多的收益。造成此一状况的原因,是中国农业是在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从而仅仅依靠农户是无法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下展开的。中国分户经营体制的好处是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弱点是难以靠单个农户来形成规模经济,来获得规模效益。农户必须组织起来,才可以有效地应对生产中的公共事务,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农业风险,提高农业收益。而传统的依靠宗族互惠、及道义经济的农民内生组织手段,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已不再具备基础。离开强有力的自外而内的基层组织介入,农民在生产合作上的可能收益就难以实现。

     

    不仅在生产事务的合作上,而且在生活事务的合作上,农村也面临困境。传统社会,农民在生活事务上的合作是比较有力的,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都是在生活上的互助。农民最经常的合作是在红白事上的合作。红白事可谓农村的大事。红白事需要有众多人员的相互帮忙,尤其是白事,更是需要众多力量来相帮互助的事务。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因为市场越来越发达,农民办理红白事也越来越借重市场的力量。比如,过去办理红白事最需要邻里亲朋相帮的是办酒席,现在川西平原,红白事的酒席由市场“一条龙”服务来解决。所谓“一条龙”服务,就是市场上专门的办酒席店家,可以在农民办理红白事时,承包酒席的操办,包括炊事用具、碗筷、桌椅、厨师、洗碗工、清洁工,都是店家来人,办红白事的农户只需购买原料,并按每桌酒席支付比如30元的“一条龙”服务费即可。因为一条龙服务,就使得农户在办理红白事时,减少了请邻里帮忙的压力。与此相关,现在农村做房子,也越来越少请邻里帮忙,而是交给建筑公司,由建筑公司来专业化操作建房,建房质量既好,成本也不是很高(而邻里帮忙,即使不给工钱,也还要在将来还工,且必须好吃好喝地招待,吃喝费用甚至超过了市场雇工的代价)。

     

    湖北建始县农村也出现了如川西平原农村一样的红白事“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出现的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合作开始瓦解。但“一条龙”服务是按市场规律运作的,有利润和有规模经济的地方才有一条龙服务。建始县是山区,农民住得分散,交通不便,商业化服务不愿进入。而传统的以互惠为基础的红白事办理,尤其是丧事办理,是需要众多人力的事情。恰是丧事办理,因为有的农户家庭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青壮劳力每次都不得不为人“抬丧”,他们就越来越不愿意再为此出力。村干部因此不得不介入到红白事,尤其是丧事的办理中来。

     

    建始农村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是在办丧事时无人愿意抬丧,而是有些家庭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后,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小孩无人照料,一旦出现意外,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建始县农村村组干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那些主要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的老人小孩提供应对意外的服务。比如留守老人突然患重病甚至突然去世,而子女都还在千里之外务工,村组干部就不得不出面来料理老人的后事。比如,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发生工伤事故,村组干部又往往要代表家属或地方政府到工伤事故发生地处理相关事宜。建始县河水坪的一个村支书说,他们现在的一个主要工作是为外出务工的村民创造可以在外安心务工的稳定后方。即,村组干部要安置和照料好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儿童,要在日常生活中和发生意外时提供帮助。

     

    农村人财物的流出和传统互助互惠的瓦解,使村庄内的原子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村庄内部纠纷越来越不能通过内生的传统力量来解决。村庄内的纠纷,在缺少传统力量解决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得十分怪异,如何将这些纠纷控制在可控范围,就是很大的问题。不仅农户之间的纠纷缺少内生的解决机制,而且家庭内的婆媳关系也缺少统一的标准及内生解决的渠道。更严重的是,以前农户之间闹矛盾会遵守基本的规矩,比如要讲理,要讲人情、面子,要得理饶人,要“自己活,别人也要活”,要顾忌乡情和舆论,总之,不能在闹矛盾时走极端,因为将来大家还是要相互来往,要面对面生活。但在今日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地出现,村民之间闹矛盾,竟竞相请黑社会来压服对方。讲理已不行了,村庄内的力量竞争也是不够的,村民干脆诉诸黑社会这种外来的暴力。一旦诉诸黑社会,则村庄内部解决纠纷的所有力量都不再能起作用,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因此瓦解。

     

    代际关系也越来越麻烦。一个农村老人说,他们村最近这些年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想日子过的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其中原因并非经济贫困,而是子女不孝。子女不孝,导致父母越来越不愿为子女投资,而要趁年轻积攒自己的养老费用。家庭代际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和相互指望,人们的预期变得短暂,传统的家庭温暖失去了,家庭不再能提供人生意义的说明,农村出现价值危机,人为什么活着成为问题。

     

    传统的价值解体,导致各种邪教趁虚而入。例如,最近几年农村邪教在全国极其快速地传播。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了大量的余暇时间,这些余暇时间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买六合彩、赌博等不良活动泛滥成灾,正当健康的文化活动却开展不起来。

     

    从更加广泛的视野来看,当前中国农村基础秩序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农村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处在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较少,相对收入不高,且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状况。

     

    第二,农村无论是基础秩序的生产,还是突出事件的应对,都远非可以靠某种既有的制度与规则来作“万应灵药”式应对的。农村基础秩序的生产在将来仍有众多挑战,各种突发事件,如“非典”、禽流感等非常事件,不可避免。

     

    第三,农村传统的生产基础秩序的办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大多不再能发挥作用,农村基础秩序的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第四,不同地区及不同时期,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有相当的差异。

     

    农村秩序方面的重要特点是,一方面,因为农村人财物的流出,和传统的解体,农村基础秩序的生产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农村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产生出大量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和需要维系的基础秩序。

     

    中国农村本身的不规整和特殊性及地方性,使我们很难用一套统一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基础秩序的生产难题,更不用说来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出性事件。我们因此离不开一个适应农村实际的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应对诸多基层失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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