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拓展与西部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娄世桥
摘要:本文从发展观逐步拓宽的视角,结合笔者在西部山区乡村调查的经验材料,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笔者认为,西部山区村庄的新农村建设不应该仅仅是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取向的发展和建设模式,而应该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建设,应该允许和倡导“主流发展”模式与非主流发展方式的共存和互动。
关键词:发展 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发展与发展观
发展,从拉丁文的字根上看,其本意是展开、舒展,代表生物、事物的演变和成长阶段,并没有好坏和优劣的区分。只是到了18-19世纪,发展被运用到社会和历史变迁的解释之中,其含义才发生了变化,包括了从简单变复杂、低级到高级、差劣变为优越的意义建构。 但对发展的深入研究并使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促使发展话语与知识、权力的结盟,却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和第三世界官方(政府)、决策和发展实践的共同产物,是二战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摆脱贫困、改变落后面貌,迅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
在这样的实践中,发展观就逐步被建构起来,发展观也与经济数量的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划上了等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观也在发生着演变和拓展。
二、发展观的演变与拓展
从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清发展观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由最初的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到关注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以及从自由看待发展。这些拓展反映了人类对发展的认识、反思和批判性审视,也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去理解发展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去发展?什么在发展,当地人的能力抑或是外来者?当地社区还是当地极少数的人或者是精英抑或是开发商或资本拥有者的发展?发展中受益的是什么人群?发展代价的承担者又是些什么人群?发展对改善社会福利和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正面的促进还是间接的破坏……
回溯国外发展理论,先得提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1912年在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给我们提出和阐述的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变化,变化不只是量上的增长,而且是要有一种质的变化。
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只是外部强加的经济数量的增加,不一定是发展,而是必须有内部新的质的变化发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但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对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了外部推动的经济数量增长,而对经济生活内部质的变化、以及增长与改善社会福利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基本是不够重视,甚至是严重的忽视了。
发展经济学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伴随着一战后的经济危机给经济学带来的新课题而成长起来,其中,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了其重要的渊源。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国民收入(或就业量)的决定做出的解释,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种增长即可以达到生产和生活水平提升的画面。正如埃斯科巴理解和评价的一样:
要让经济有所增长,便得将一部分的成果储蓄起来和用做投资。储蓄和投资达到特定水平时,实质的增长率将取决于新投资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投资创造的新生产力必须得到工资上升和新增需求等条件配合。如此,经济将会增长,生产和生活水平皆会因应提高。
所以,只要有了恰当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水平,经济就可能增长。
在这种理论的建构和指引下,穷国与富国的不同,几乎就是储蓄水平的差别。合适的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就与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现代化——理性化进程联系在了一起。甚至也可以培养农民新型的文明的生活习惯,从而打破贫困,低生产力水平和资本短缺的循环。落后的经济、社会也将会自然地走向现代化。
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就是侧重于关注“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 的发展方式,其后果也不是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是“发展的幻象”、“发展中的贫困”、“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是“不平等的发展”。
针对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数量(总量或人均GNP/GDP)增长的发展观,导致忽视社会和人的发展,之后的发展观做出了一些修正和拓展,也关注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更加关注把发展作为手段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演进过程。而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美誉的阿马蒂亚﹒森甚至主张把发展理解为是“扩展人民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 这当然不是要否定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增长的重要性,只是说明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发展目标。人们或人民还需要福利水平、生活质量、价值意义、平等参与和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诉求。而不是一方面是在奋力推行发展计划,经济数量也在增长;另一方面却是人的依赖性的急剧增加、被剥夺感的不断增强,自己文化技艺的迅速散失,价值意义的快速消解等等。
三、西南山区既有发展模式的几个特点
笔者在对西南山区乡村的调查中,明显感觉到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趋向的发展模式主导了山区的发展实践和努力过程。
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笔者在西南山区的多处乡、村的调查都发现了这样的话语建构和发展实践,并且流行这样的模式和故事,即“文明村——水泥路——现代化”的逻辑推演和实践话语,即有限的资金经常是用来建设不适用的水泥路,因为这是在乡村里头可以象征城市特征的重要有形物件。
城镇化战略,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一理论的建构和实施背景主要是东部地区,并且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才成效明显。但从90年代中期出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之后,这一理论的指导性就大打折扣了。中、西部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战略,收到的不是预期的良好效果,而主要是“小城镇的负效应”。因为这些小城镇并没有发挥出“市场中心、经济中心和信息中心”的作用。
市场化趋向的努力。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活动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等等都依赖价格机制和供求力量去解决。但是在广大山区的发展过程中,小农与市场如何互动,分散孤立的个体小农在强大资本中的地位、参与能力是十分的微弱和有限的。
在这些特点或发展模式的指导下的山区发展实践,走了许多的路子,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成功的并不多。以调查中的几个典型例子来说,从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项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果树种植、豌豆种植和坚果种植,再到烤烟种植等,在无情的市场大潮中,几乎都是兴高采烈地上马,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
四、小结:西南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我们再回到西南山区社会经济中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区主要是农耕、林业和畜牧业相互依赖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当我们的项目或发展战略只是单一地重视对其生活方式的变迁或是孤立地努力提倡、推进市场化和城镇化,或者是短期的经济数量的持续增长;这其实对当地的发展和福利目标的实现都是有较大困难和带有较大的局限的。有时候甚至是对当地社群核心价值、知识、技艺或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挑战甚至是破坏。
所以,无论是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导向的山区发展模式,还是把经济数量增长就当作发展的发展模式,其实都很难脱离主流的发展主义导向的社会变迁设计,即发展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体制的演变和变革,特别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变迁。” 当然了,这种忽视山区经济的特点、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性和社群核心价值,追求单一或整齐划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努力,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做了明确的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发展造福于人民。在面临山区“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山区村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努力实现符合山区经济特点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也许是非主流的发展模式,允许和提倡主流发展模式与非主流发展方式的共存和互动。正如反思改革一样,反思改革不等于更不是要反对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强大祖国,造福人民。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的演变,是为了拓展发展的内涵、信息基础和人的可行能力,以经济增长为手段,使发展以人为本,通过走适合自己方式和步骤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走有序和谐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路,提升发展的成效,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