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承受的权力(利)之轻

      

       王国维曾经有一段时间研究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得出的结论很有趣: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话用到现在,越铺越广,已经有点俗滥成心灵鸡汤式的人生智慧了。不过,极其简单的话往往更耐人寻味,在当今充斥着的各种可爱的理论、主义乃至政策、文件背后,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

        看过《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内容提要》一书之后,可爱还是可信的问题又让我有点迷茫。这本书是三联的中国经验系列中的一种,这套书都属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性质,但是以故事的笔法写出,读来颇有趣味;更重要的是,和那些为证明某些政策的伟大正确而创作的纪实文学或长篇通讯不同,其中展示的真实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给我们更多的感性认识。

    不过,与《金翼》、《林村的故事》等丛书中的其他几本不同,《小镇喧嚣》更关注的是作为与现代化相对应的乡土中国的传统结构及运作。在我想象中的农村,其实只局限在乡镇企业、村村通、农民工、计生、矿难等新闻画面中,至于村级政治运作,好像除了村霸,其余的一无所知。我相信,大多数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三农真的只是一个苍白的概念而已。

    这本书考察的是湖北省一个还算富裕的乡镇,作者在乡镇生活调查一年半,亲历了乡村工作的一些必备节目:征地、征收农业税、上/访、计生检查、调解纠纷等。在随着作者了解这些事情的发生直至解决的过程中,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博弈。

    应该说,人类捣鼓出的各式各样的政治架构,都不过是博弈的结果。即便是君、昏君,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多少会有权力博弈的色彩掺杂其中。不过,在小镇政治运作的博弈进程中,几乎没有不能参与进来的,有点像《鹿鼎记》中描述的各种赌博场景,无论人、物都能作为赌注。

    和我以往想象中的农村不同,不论是理想还是非理想类型的官僚体制(这里的官僚体制作为中性意义使用),只能达到乡镇一级,再往下,它的运作机制必然失效。也就是说,任何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从乡镇一级政府部门再往下执行时,采取合法命令的方式必然无效,或者至少没有多少效果,取而代之的是从镇领导、村领导以及农民之间的三角乃至多角的互动博弈。按照作者的比较学院派的说法就是一面是作为政者与商者身份交相重叠的政府,一面是赢利型保护型经济并置的村级组织,一面是无权却又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由于三者的身份都不再单一,互动博弈也就在所难免。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发生在小镇的各种官与官、官与民、民与民之间的纠纷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通过法律来最终解决的,所有的问题(哪怕是上/访)都是通过多轮博弈解决的。没有人想到会采用法律武器,实际上,法律在其中也根本不起作用。而三方在博弈中采用的手段五花八门,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比如镇上执行命令,要求村里做好税费改革的评估工作,文件上有很多一刀切的标准,不达标是要一票否决的。村主任和支书接到命令,首先想到的是镇里还有一笔集资的钱没有退还,趁此机会要求镇上先还钱,再办事,与镇领导展开了第一轮的博弈,公开说的是大共//党用了小共//党的钱……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私下说的是这次政府不答应给钱,我给他搞个鬼,经过几轮讨价还价,最终是镇政府花钱消灾,村里拿到钱之后,评估任务完成得也相当漂亮。乡镇和村里达到双赢。

    在一场征地博弈中,村干部的立场则在乡镇和村民之间来回游动,只要哪边收益高就倒向哪边,而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只能在说服或命令村干部、威逼或利诱村民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村民们则结成攻守同盟,相约谁也不在不平等的征地补偿合同上签字,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三天两头请村民吃饭喝酒、洗脚,甚至给村民打牌提供赌资,再加上各个击破的手段,最终让村民们签了字。

    由于环保压力,需要关闭几十家采石场,采石场老板集体赴京上/访,但是到了北京却并不急着去信访局递交材料,等镇上截访人员赶到北京,双方再在首善之区展开新一轮谈判,由于没有突破递交材料的底线,所有上/访人员都得到好吃好喝招待,回到小镇之后,镇政府的承诺再次打折;于是再上/访,再截访,几乎每个回合下来,采石场老板们的补偿金额都会多了一些。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有意思的是,无论政府还是村民,几乎没人把签订的协议当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双方看来,无论签字与否,协议只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已,政府的底线是上级的死命令,双方都希望不突破底线的情况下,在反复拉锯的博弈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至于博弈所采用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那是完全不必考虑的。

    可以说,在小镇的政治运作中,权力与权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模糊的,乡镇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具体的运作中大部分场合是缺位的,合法的行政命令必须通过亲情、人情、交易等方式进行转化,才能得以实施。而村民本质上作为弱势的一方,在具体的博弈中又充分展现出顺民-刁民的性质,无论其合法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一律采取无赖式的谈判方式。人情、法律、伦理、民俗乃至权力、权利,所有那些现代或传统社会中神圣的观念,全都被双方肆无忌惮地拿来作为博弈的筹码,最终形成作者所描述的弱政刁民之间对抗的有趣场景。

    记得第一次读到洛克的《政府论》时,感觉像看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书中对契约精神、权力的让渡与制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精致而有力的论证,在那时的我看来,几乎是公理一般,不仅美妙,而且是可爱型的。不过现实是,各种主义在中国全都要以中国特色作为调整的策略,才能以打折和妥协的方式推行下去,这些妥协有很多时候让人难以接受,可恰恰是最有效的方式。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现代社会的那些基本共识:契约精神、法律神圣、官僚体制、环保意识等,一进入中国农村,就像现代化的正规军陷入了游击战的汪洋大海,重武器全不好使,双方还是按照传统套路大打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在双方的混战博弈中,所有神圣的观念都被消解了,化成隐隐约约的青烟。

    这些乡镇政治运作的故事,虽然不至于使我对那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产生动摇,可是却使我一度在可爱还是可信之间游移不定。不是所有的种子在任何土地上都能有令人满意的收获。如果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种子假还是地不适合,那又该怎么办?

    几年前读过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中的内容大部已经忘记,只有一句话记得很清楚:凡是在逻辑上难以被理解的事情,在社会学上都可以被理解。话虽然说得漂亮,但也许是最无奈的解释。

  •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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