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属文革中间的问题,都被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弄得加倍复杂和混乱,迄今为止,精英们的努力还没有超过地摊小报对“宫廷艳事”和“权力斗争揭密”的兴趣范围。虽然大量的档案没有公开,但是根据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对比”,在政治竞争的视野里,作一点结构和功能分析,还是可能的。



    一、文革中间党内强势群体重新掌权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第一代领导人弃世之前,无论是声望、资历、级别还是人数,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强势群体;而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群体、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由于毛泽东鼎力支持,建国后的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其实是刘邓等党内弱势群体占据优势,由前述弱势群体组成的“南下干部”多数也是后解放地区的方面大员,这一批人在当地由于人数少、级别高,多数需要依赖上级的组织力量支持,后来被指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多数是这样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张平化、广东的陶铸、赵紫阳等。



    “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质疑,五三年高饶反党集团和五九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在于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服气,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文革期间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确实导致中央高层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未竟事业,新形成的权力格局大体上与党内的力量对比趋于一致。



    毛泽东对党内弱势群体的鼎力支持,是党内政治平衡的关键筹码,文革期间毛泽东撤回了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弱势群体的支持,结果党内竞争自动失去了平衡,由此引发党内强势群体驱逐弱势群体的竞争,这一竞争是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的体现,号称文革期间第一、第二大冤案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党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竞争引发的。



    文革的早期动荡形势稳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委会,一般而言,革委会内部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军队干部的手里,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很顺利地被边缘化了,权力分配格局与党内力量对比回归到一致。三结合的革委会内部,参加者还有造反派和前党政官员,在后文革的叙述中间,政治整合和象征符号的对应关系是:林彪代表是的军内当权派势力,四人帮代表的是造反派(群众代表)势力,刘邓是作为前党政官员群体的符号代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几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鲜明的,而且取舍之间的制约条件也是相对明确的。



    在这三个群体中间,造反派实际上是一种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间力量,得以在特定时期存在全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支持。军队干部群体是共产党内的强势群体,一般而言总是认为自己掌权最合理,实际上军队干部群体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最为简单粗暴,换言之是最积极地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前党政系统当权派回复到党内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二、强势群体掌权追求低成本管理带来的“简单粗暴”



    九大之后,军队干部逐步表现出要极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态势,主要的方式是要在权力结构中间换上令行禁止的本系统人马,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同时军队干部还系统制造很多秘密的专案,去清查刘邓系统干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许多干部也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军队干部的政治整合运动中间,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势力,后是剪除前党政系统官员,在剪除党政官员的过程中间引发了文革期间官僚精英群体内部最大的政治冤案:内蒙内人党冤案、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军队干部和党政系统干部矛盾和政治竞争的爆发。“军干群”三结合只剩下了“军”。



    在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借着国家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在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往往被硬指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兴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实现“权归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在整风过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所在。在文革期间,军队掌权时间不长,但是带来的消极作用很大,许多今天人们控诉的“迫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军队干部掌权期间。



    作为一个一般的结论,军队干部作为管理者,强行把复杂的社会事务,按照简单的军内规则“令行禁止”来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由此打击了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人。这一段经历恰恰证明了毛泽东解放后选择的正确性。



    三、重新厘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停止军队干政



    在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终结之后,填补空白的要么是造反派(当时所谓的“新生力量”),要么是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造反派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组织程度很低,本身还不能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主导中国的政局,这一点是毛泽东素所深知的。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中间得到很广泛的共鸣,实际上是造反派从当初自称要当“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宣称愿意承担政治竞争的组织和管理成本――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对于承担政治竞争成本有着巨大的怨言,并希望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竞争的成本下降到零,这样造反派在根本上就抛弃了先锋党选择,在政治竞争的成本面前忘却了从前的政治竞争意志。以文革的经验看,先锋党仅仅是在“哀兵奋起”的时代,才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因为此时已经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风险和成本为零。由于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能成为独立掌权或者作为权力中心来起作用。



    从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所达到的高度看,实际上无法实现通过“换班子”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只能作为政治平衡力量运用。这也许是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一两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决不了问题,而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大乱达到大治”。关于周期的间隔,毛泽东曾经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后一个周期恰恰一个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长度。考虑到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激发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需要一种“非正常的造反运动”,那么文革这样的大民主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要在“大民主”的造反运动中间去产生政治意识、同时把形成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运用到一个人的工作周期终止之时,以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文革之所以需要,在毛泽东看来是因为:群众无法在通常状态下产生政治竞争意志和意识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的大民主运动过程,二是政治平衡力量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产生,如果这两条不成立的话,文革付出巨大成本就是错误的。



    在军队干部离开地方的同时,就是所谓的“解放老干部”,让他们出来主政。这一过程的政治内涵,被一九八○年代之后的舆论宣传弄得加倍混乱,说成是在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斗争中间,周恩来成功地保护了老干部并帮助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把周恩来推上老干部势力的政治代表地位。很难想像周能够在与毛泽东的角逐中间,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完全不能相信“老干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终结军队干政――是周恩来所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源于老干部群体与毛泽东的对立,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为他们感到文革中间“吃了毛泽东的亏”,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恩主来作为政治代表拥戴。至于周恩来是不是他们后来描述的那个样子,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周之外找不到另外的人,来满足这一政治需要:在与毛泽东本人划清界线同时又要表明后来的政权是前面一个政权的自然延续。



    在军队干部短期掌权期间(从革委会成立到支左干部离开地方),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了,毛泽东为此终结了军队干政。与此相关,由于毛泽东排除了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独立掌权,那么必然就是老干部们逐步复出,因此在党政干部群体中间有着部分代表意义的邓小平出来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检讨诚恳与否是没有价值的,毛泽东是否相信他“永不翻案”的保证,都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后来被主流精英着意渲染的毛泽东要邓小平“为文革作结论”的事情,对照一九七○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明显是一种缺乏政治常识的说法,毛既然冒着与老干部翻脸甚至“被枪毙”的风险去发动群众大民主运动,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反而在乎邓小平这样一个人如何评价文革了,那不是笑话奇谈么。



    其实,毛泽东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话,他不需要作什么设计,继续让军队干部掌权就行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将没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的,那样邓小平将永无出头之日,有且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让军队退出。如果军队不退出,到毛泽东去世后,很显然就不再有人能让他们退出政权核心了,那么他们会一直掌权到苏东剧变时节,这个时候中国的变化还难预料,根据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经验,军队干部掌权的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有限的几年的掌权时间内,所制造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像还有多少可能避免苏联覆辙。这一结果大概是毛泽东最优先需要避免的,毛泽东“两害相权取其轻”,终止了军队干部继续掌权的局面,因此邓小平复出才有必然性,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偏爱他(什么邓是毛的人,井冈山时期就如何如何,这些都毫无政治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只邓小平这一派人掌权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极后果相对小一些,所以成为毛泽东的不二选择。可惜邓小平自己似乎不知道这一必然的政治态势,出来工作后就拼命去争取一个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政治平衡作为沉重代价。



    四、邓小平的政治算盘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允真、赵紫阳私下谈话,要他们下

    去发起“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许多人说这是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和后来的邓小平前赴后继想要通过整造反派来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拥戴,结果彻底摧毁了这个对干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约力量的群体。通过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来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艺术”,一点也不神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过了。



    综合后来的演变态势看,毛泽东要求邓小平对文革有一个态度,唯一的意义在于造反派虽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无法独立掌握政权,但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和牵制力量,对于减缓干部队伍的腐化和堕落是有着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并无其它替代力量。显然,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面临着一个“治国如何治吏”的问题,防止干部队伍腐化,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看来,在精英阶层之外很难有平衡力量的整合和成长,中国是因为文革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特殊案例,而且是在毛泽东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才在造反运动和当权派的对立中间,造反派才得以成长起来并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能够部分制约精英们的走极端趋向。虽然造反派达不到先锋党那样的自觉程度,也未能达到独立掌权的组织程度,但是已经成为政治上强有力的牵制力量,可以作为政治上“掺沙子”的力量,来策略性地运用。



    邓小平如果具备起码的政治家胸怀,就应该继承这样一股来之不易的政治遗产,用来帮助监督和威慑当权派的腐化和堕落,继续进行“掺沙子”政策,以遏制权力天然的腐败趋势。非常不幸,邓小平最强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为此而不顾一切,他看得见的终南捷径就是通过“死整造反派”去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拥戴,结果造反派骨干最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篡党夺权等”罪名送进了监狱,现实政治上就失去了平衡力量。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是“不溯及既往”,这一枉法审判的政治内涵就是“得罪当权派绝对不容许有好下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无官不贪的严重局面,民间盛传前总书记说过这样的话:“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



    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毛泽东亲手制止造反派“补台”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一九七六年可以通过简便的抓四人帮方式来实现“和平过渡”。如果按照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时期的代表分布状态来划分权力格局,那么造反派势力占据各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数量,这样北京简单抓人就不成立了,那么实现同样的政治变化就需要来一次全国性的大变局,除非是调用军队,否则就无法实现,而调用军队即便成功,新成立的政权就不可能再继续宣称是前政权的一个自然延续和继承人了。这大概是毛泽东竭力要避免的后果,所以邓小平后来的“复出”及复出方式,还都是在毛泽东临终前刻意安排的政治格局中间活动的。



    毛泽东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小平,虽然明知他“改也难”,但是仍然保留他的党籍,千方百计为他“顺利复出”留下余地。毛泽东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权,因此邓小平后来的复出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体现在毛泽东终结军队干政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打倒他,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告诉人民“这个人不是我要的”,此后邓小平上台那是形势使然,随后的中国社会变局也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也仅此而已。此后邓小平掌权和掌权后的闪展腾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泽东的算中。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在整造反派问题上寻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对邓小平造成了一个的竞争态势,这也许是迫使邓小平比华更下狠手去整造反派的依据之一。在宪法上取消“四大”,再通过审判让造反派头头统统进班房的结果,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力量。邓小平后来说“十个如果”什么的,也许有那么一点真心,由于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失去了制约力量,他确实对扭转干部队伍的腐化趋势无能为力了。



    和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官僚精英群体更愿意认同的政治代表,虽然华国锋主持粉碎四人帮,相关老同志也承诺了支持他的诺言。关键在于华国锋不能在全面否定毛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竞争力有限。在三中全会后举行的“四千人大会”上,一些干部就开始私下议论过,说当时的政治态势是“毛泽东的旗子,刘少奇的路子,华国锋的牌子,邓小平的法子。”



    五、邓小平推进“非毛化事业”给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据华国锋后来跟身边的人讲,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两个凡是”,也从未为此在中央作过检讨。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文章作者的偶然说法,中央并不存在什么“凡是派”,邓小平抓住这个东西开始做一篇大文章,发起所谓的真理讨论,结果是却是各省市、各大军区表态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可言,而是通过“相对民主”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整合了官僚精英群体中间“非毛化”意志。在此之后才有了一九八○年的“六二七决议”。这是一个实践优先的主题,本质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马列毛理论”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需要,在必须继承毛泽东时代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就无法马上引进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来简单地加以应用,所以短期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肯定实践先行。



    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仍然有一个问题,虽然经过时间的自然淘汰,老军头们多半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残存的力量仍然不是邓小平能够主导的。所以邓小平只能自己“退在幕后”,以退为进,要求其它人也同时“退休”进入顾问委员会,假如他自己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处在前台,将很难完成这一事业,因为这样的力量对比上的互为牵制关系,邓小平毕生未能作为真正的政治核心,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舍此之外,邓小平为了边缘化自己无法主导的强势群体,就提出“年轻化和知识化”作为换班子的依据,这两个条件恰好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者完全无法具备的,新进者成为党内多数,有利于主导权的转手。这一过程配合了给老干部“提级加薪给待遇”的赎买政策,在放弃权力和地位的同时,给以数倍于从前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平衡政策带来了国家财政的空前紧张,并成为国企改革的决定性出发点。



    通过这样数管齐下,邓小平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权,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同盟了,由此开始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时代,虽然他在名义上从未担任过最高政治职务,而他本人也恰恰与毛泽东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过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掌权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在根据政治竞争需要迅速膨胀起来的官僚精英群体对面,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经过各种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间,财政困境已经产生而且不可避免,邓小平就是在这两大限制条件下开始他的“改革开放”时代的。



    结果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是先生产条件后消费条件,邓小平的政治调整过程中间,自然地转化为先消费水平后生产条件改善,中国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少地流入技术进步创新行业。特别是财政困境带来一个政策是:把国企作为提款机使用,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衰败;而经济进步则要在已有的积累之外去“白手起家”地艰难成长,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经济剩余损失,相当于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所积累的资产和人力资源,未能在后来的经济进步中间发挥着成长点的作用,相反最有价值的人力物力资源却随着国企衰败而被浪费掉了。随着国企衰败和资产报废,工业化时期第一代参加工作的职员大多都进入退休年龄,其退休养老费用当然就失去了依托,原有的生产性资产报废之后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来负担其养老,今天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额亏空,有人估计高达26000亿元之巨,这已经成为今天政府财政的一个重大负担。这是与邓小平时代早期的“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对应并互为因果的困难。



    在一九八○年代,国企的生产资源分配多数依赖计划性的物资渠道,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实际上没有生存条件,从技术人员储备、生产设备存量和原材料来源上都是如此,但是邓小平的“双轨制”模式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这些企业的一切生产资源都依赖既有的国企资源,所以报纸上鼓励一切国企资源的非正常流出方式,例如星期六工程师等等。双轨制开辟了“批条子”权力的直接市场化渠道。



    在非毛化舆论进行的同时,开始了以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权力蜕变过程,这两者共同损害了共产党掌权的合法性。为了邓小平时期的政治需要,开始以矮化毛泽东时代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重大决策”都说成是错误的,以此在反面去证明以刘邓为代表的“管理执行”是对的,“决策错误论”在根本上直接否定了新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建设目标、资源动员方式乃至建设成就,这样的非毛化舆论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全部合法性,结果在逻辑上就直接论证了“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权力的蜕变过程,也在反面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当时崔建的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大学生中间曾经激起了广泛的共鸣,人们都同意那些“拿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的官僚精英群体,不能再自居为中国革命的合法继承人。由于邓小平主导的非毛化舆论和现实中间权力异化,彻底破坏了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根基,这些重大变化都与邓小平的政治选择(即所谓“重大事情上由小平同志来掌舵”)具有因果关系。



    一九八九年的事态发展,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上台后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来了,当时的情况是:有可能在法定程序上废黜他,这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候。这一事实表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早期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经不起重大事件考验的。据后来传出来的信息,邓小平当时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推荐什么人接班就是什么人,江泽民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共同推出的,邓小平当时表示完全同意,还在公开讲话中间说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北京开枪事件,不仅使得邓小平处于政治上的困难境地,而且也使得邓小平产生了一个必须快速进行“政治上善后”的迫切需要。他必须洗脱自己作为开枪事件决策人的不利政治后果,这使得他成为“民主和私有化主张”的对立面,勾画了自己作为“西化道路反对者”面貌。这给邓小平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本来是非毛化事业的组织者,现在又作为一个西化的反对者而存在过,如果他不能对历史作出适当的交待,将仅仅作为一个“权术家自私者”进入历史。一九九○年江泽民上台之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更加刺激了邓小平,他迫切需要在残年中间,重新为自己作出历史定位。



    一九九二年的邓小平南巡,本质上是邓小平走出一九八九年政治上的虚弱状态,重新与杨家兄弟取得一致,取得军队的部分支持,搞一把“枪指挥党”。“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要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改革事业保护人这一角色的最后努力,表现出自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一条道路”而奋斗的斗士形象。一九九二年后各个政权支持机构,特别是公检法和军队,都出来说要为“改革事业”保驾护航,这一次是邓小平表现了一个这样的意思:国家政权到底是在谁控制之下,你们要想清楚。据说陈云在上海讲话表示拥护。江泽民迅速进入了大转弯轨道。



    逻辑上的困难还是存在,他说的是一九八九年广场上学生没有明确说出的内容,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诉求高度一致,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择“开枪”这样的极端手法来处置呢?他在八九之后的短期内,策略叙述是他作为“传统社会主义事业保护人”来定位,报章根据他的讲话大反“和平演变”和抨击国外“大气候”;一九九二年他自己在讲话中间,再一次亲自来反对这一解释。



    邓小平不愿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捷径,建立起自己的代表性,结果他到死都没有找到,他总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聪明”选择,闹得焦头烂额。当然在经济上他的子女有很大的斩获,香港有杂志动不动就把邓家选为“世界十大富豪”什么的,其实也未必捞了那么多。邓作为政治人物,自许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做富家翁”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一个小结



    行文至此,邓小平的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点已经具备了,现在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毛泽东原先指望邓小平能够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是前党政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邓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这一过程终结之时,他又发现军头们完全无法合作,必须彻底边缘化,最后他发现新的干部队伍根本就把握不住。邓小平总是指望一个很舒服的掌权方式,但是他毕生被自己弄得手忙脚乱,他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总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是代价付出之后他又总是发现了更大困难和问题,向强势群体让步或者赎买都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最后他也象毛泽东那样,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个注脚,他发现就是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南巡讲话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镕基进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问题,但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事件的阴影。



    朱镕基掌权之后,比苏联的叶利钦更加激进,叶利钦尚不敢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一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俄罗斯也仍然背负着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镕基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强行进行医疗、教育的市场化过程。在朱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西方人士原期许他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搞垮,结果共产党还是没有垮台。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矛盾却因此更上层楼了,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断裂社会”,这个现实已呈现出威胁社会政治安定的趋向,这已经成为“胡温新政”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优先问题。从邓小平开始,到朱镕基过渡,中国在权力和资源分配都是向强势群体倾斜的,但是希图以此在政治上寻找新的支撑点,则失败了,这些政策后果则成为后任掌权者的负担和严重困难。



    毛泽东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在苏东巨变中间,“对政府和官员的不满”成为精英阶层动员民众舆论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邓小平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则充分利用并释放了毛泽东时代官僚精英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怨气,邓小平及其后任为了自己当权的政治需要,竭尽全力释放了这种不满,苏东剧变的民间舆论基础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积累起来的社会怨气。在中国,这一部分政治资源已经被邓小平利用完了,相反,一九九○年代中国民间还产生了“毛泽东热”,这是对新的精英阶层施加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夺的正当反应,特别是对朱镕基实施的政策剥夺后果的回应,前不久重庆特钢工人的示威运动也是在街上悬挂“毛主席标准像”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民众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护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业已成为底层民众的追求目标和怀念对象。



    中国确实有人希望来一个彻底的“变天”(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在中国是“买办、贪官和奸商”集团),苏联的国家解体和共产党非法,曾经使得苏联的强势群体――“瓜分集团”――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下降为零(因为合格的“债权人”被他们消灭了)。中国“瓜分集团”也是新形成的强势群体,他们在瓜分行为接近完成时期(一九九○年代后期),引导了中国主流话语热点的转换,热点问题迅速从经济学领域转移到政治学领域,这个新形成的中国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们,明确表示了迫切希望通过“政治市场化”以和平地接管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愿望,他们唯一的“群众基础”可能是近些年来通过大学扩招而批量生产的“小右派”(实际上是被新的强势群体――“买办、贪官、奸商”集团――阻断“上升阶梯”的候补精英群体)。但是,这个新的强势群体不可能赢得底层民众舆论的支持和认同,失去了苏东国家同类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政治资源。这一区别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饶有兴味的政治研究课题,邓小平消耗殆尽的资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不满――中国新的精英集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一点是否预示着中国有着不同于苏东国家的未来呢?是否会出现让美国失望的演变方向呢?目前还看不清楚,这显然是考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大课题。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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