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而言,有政治抱负的群体,对于自己的力量越是充满信心,就越表现得宽容大度,也就越有“民主”意识。越是感到权力垄断受威胁,就越是气急败坏,不择手段。中国的铁三角精英同盟就是这样。

    说起来,都赖美国人,竟然发明了互联网这样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中国主流精英一统天下的垄断话语权,因互联网的“人民战争”打了近乎“倒闭甩卖”的折扣。正是在互联网而不是纸媒体上,曾经有人宣称主流经济学家们遭遇了“滑铁卢”。毛泽东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提出:对于维持或者推翻什么,掌握舆论总是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主流精英们虽然都是“非毛”好手,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也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一句顶一万句”的热忱落实老人家的重要指示 。吴、厉、张等大碗都表过要跟网上舆论拼到底的决心。
     
    相形之下,纸媒体在主流精英基本属于“大后方”。为其如此,大后方而出现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杂志,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了。这在主流精英的话语焦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关键时期尤其不能容忍。其实在老田看来,《读书》上所发表的文章,就其作者和文章倾向而言,90%都是严格符合精英们的主旋律的,跑调的只有10%。以自由精英平均不到两天就表一次的决心――“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而论,10%不仅是一个可以容忍、甚至是一个应该可怜的比例。但问题就在于,现在是一个历史关头,10%也不行,因为那会对“铁三角”(奸商、贪官及其喉舌的主流精英的同盟)主导权构成威胁。所以,从攻击汪晖个人开始,到在《南方周末》和《新京报》放下身段,亲自制作并传播小道消息,目的无他,就是形成舆论压力,敦促官方出面对《读书》杂志主编采取“组织措施”。

    要深入理解主流精英把《读书》两主编“拉下马”的造反努力,还需联系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和“时间表”做一番分析,弄明白主流认定中国今天已走到哪一步、下一步还应该往哪儿走。从《读书》这本小书读懂当代史这本大书,也算是帮助发掘自由派人士辛勤劳作的一点附加值。

    对于二十多年前展开的经济改革过程,最真实的道白是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先生说出来的,他在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总体路径规划时,以罕见的坦白和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分步骤计划。戴园晨说:“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改革目标的定位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向问题”。“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以后再提‘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出‘天津’。”张勤德对戴园晨所叙述的“高明策略”做了点分析,认为:“他这是在公开夸耀‘主流学者’一开始只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等被接受搞起市场经济以后,再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因此公有制应当退出竞争领域之类骗术,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公开嘲笑善良的人们受了他们那种一开始只提改革原有体制中的弊端,随后只提私营经济是有益补充,最后再提改革所有制、实行私有化的鬼蜮伎俩的欺骗,至今还没有明白过来。”(张勤德: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二答“主流学者”,载乌有之乡网站)

    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鼓吹改革的时候,格外注重所有制的问题,动不动就要对公有制和国企进行“攻坚”,所以遭到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的嘲笑,说这些人是“逆向的斯大林主义”――满脑子只装着一个斯大林的问题意识――在生产关系诸因素中间只注重所有制方面。在张勤德看来,主流知识精英长期拒绝思考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等方面,只关心“化公为私”的所有制变革,因此可以被认定为“资改派”。

    不仅仅是在政策主张方面,就算是观察社会和思考问题时,自由派人士也保持了对于斯大林的过高热情,阅读自称自由主义的徐友渔的文章,把它跟被扣了“新左派”帽子的汪晖的文章比较,确实能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自由派比新左派更拥护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历史观,更重视以这样的特定“时间表”来对照并剖析今天中国的现实,进而强调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超越;而汪晖那篇曾经在自由派中间广泛引发胃溃疡和高血压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明显缺少徐友渔那个“全人类历史的必然阶段论”视野,局限于“现代性”的不同样式或者道路,显得十分的“技术化”。

    1984年高尚全等人参与起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称改革中心环节是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在决定被执行了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来检验执行效果。与改革启动前的1985年相比,1995年的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已经从36%下降到24%,盈利能力大幅度萎缩。根据刘日新教授的研究成果,国企在工业领域的比重已经萎缩到17%,大大低于1949年的数字。如果从决定确立的改革目标出发,国企改革显然不能说是成功了。但是只要不是那么死扣字眼,转而从主流们视野里看来,公有制企业的大幅度减少本身,就自动证明了改革则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毕竟剩下来需要“攻坚”的地盘很少了。随着私有制地盘的扩张,主流精英们开始把着眼点从经济领域稍稍移开,1998年就有部分主流精英开始欢呼“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了。
     
    所有制的份额事关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巨大的变换不会没有政治后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是这样认识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上走到私有制为主体后,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仍可坚持现行这一套。本人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长期以来,我们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原理出发,分析论证西方私有制决定其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与冲突,进而决定其由多个政党代表不同社会利益开展竞争性的轮流执政的必然性。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的。问题是,如若中国也走到与西方差不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那一步时,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于、服务于经济基础。)难道就失灵了吗?我看不会。不知经济学家们是否都能同意我的这一判断?”(浦兴祖:《经济制度改向的政治后果――一名政治学者的关注点》,载海派经济学网站)与浦兴祖教授的平铺直叙相比,主流精英们看来也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成熟”,知道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一句话不说,著名的贺卫方先生在新西山会议上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自由派人士长期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只有经济改革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最近三两年之内,作为铁三角喉舌的主流精英(或者称为自由派人士)空前活跃,不仅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贪官和奸商群体在国企解体过程中间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在经济上获得了强势地位,更由于他们认为已经“经济改革”已经大体就绪,现在改革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作为铁三角精英同盟的喉舌,他们提出一个这样的关键问题:现在已经到达天津,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是怀有“到了天津应该怎么办”的强烈问题意识,自由派人士近年来进行了数次“攻势舆论”。2003年吴敬琏、曹思源等人就在青岛召开过一次“修宪讨论会”,明确提出改变国体和共产党的性质问题;2006年高尚全、贺卫方等人在“新西山会议”上的讲话,代表铁三角的精英同盟明确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到了天津之后接着就应该“走台湾的道路”。2007年自称代表“主流”的刊物《炎黄春秋》发表了谢韬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从走上井冈山的时候,就走上了一条“左倾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应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在这些系列的主张背后,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因果链条――在经济改革大体就绪的今天,政治上应该怎么办?
     
    在一些自由派人士看来,中间阶层都是拥护他们观点,主要问题可能出在共产党高层和底层的结合上,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放出风声要预防“高层和底层不满情绪的结合”,因为这样的结合将不利于他们解决“到达天津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与吴敬琏对中间阶层的盲目信任不同,樊纲和厉以宁先生就显得比较有真知灼见,樊纲先生说上网人士多数是中间阶层的人,并不代表一般工人农民。因此当他们呼吁“不能让互联网左右国家政策”时,当他们号召“顶住互联网”时,他们没有把中间阶层当成同盟军,这也部分地汲取了斯大林的政治智慧:把中间阶级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综合这几位大腕的意见,除了要警惕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之外,还必须警惕中间阶层对于“政策”的不良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铁三角精英同盟利益的持续扩张。
     
    在铁三角精英同盟中间,贪官们(权力精英)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掌握资本的奸商(经济精英)搞“权钱交易”,而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则宣称“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以便把贪官和奸商的“权钱交易”合法化正当化。喉舌精英们在第一阶段的服务,主要集中于把“权钱交易”合法化,现在则进入了第二阶段,主要致力于把政权转移给贪官和奸商组成的“财富同盟”手里。这个用心美国人或准美国人都看穿了,在一篇网上流传的“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中间,作者分析指出:“中国今天的舆论中间,对于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评价,都远远不如对西方的民主市场体制评价高。这个舆论氛围,不仅反映了官商财富同盟的利益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于舆论和学术的控制能力――不利于权势集团的舆论不可能在中国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共产党的媒体上根本就发不出来。很多‘左派’人物,包括曾经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老左派’,都只能在网络上发言了。”(《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载华岳论坛)
     
    布罗代尔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没有政权和舆论的完全支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为了精英同盟的利益最大化,仅仅有财富的积累是不够,必须把政权也直接拿到手里,在这一点上,自由派人士们从不天真,他们选择了一个很聪明的切入点。因为,“铁三角”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过程中间,大多有贪官掌握的权力起作用,因此,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人士,就非常明智地把矛头指向行政权力的腐败,以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间对于腐败官员的不满,这一点也被旁观者看出来了:“与新老左派及其社会基础的远隔不同,官商财富同盟的舆论动员工作却有成效得多。……‘铁三角’中间的知识精英成功地引导了失意的大学生们――他们把仇恨和攻击矛头指向共产党政权,所谓的左派都成为这个庞大网络群体的憎恶对象――被他们指为‘极权政治’的拥护者。看起来,‘铁三角’在影响失意的大学生方面,成功地利用了他们对于现政权和腐败的不满,在机会合适的时候,这一群年轻人有可能成为‘街头政治’的前驱力量。”(《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载华岳论坛) 但是正如樊纲先生所指出的,大学生群体这样的中间阶层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特别是新老大学生在网络上发出的言论,就很难让主流精英们放心,但是他们还是要顽强地、一如既往争夺这拨人,特别是要防止他们跟读书跑了。
     
    在网络言论中间,“精英阶层――平民阶层”的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在这个话语系统背后复活了一种变形的“阶级分析”,中国的未来出路和问题被推定为“抑制精英阶层走极端”,改革中间的问题被认为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剥夺多数人。但是,这个分系框架在主流学术中间没有地位,在主流们控制严密的学术圈子中间,在大学的课堂讲授内容上,看问题的视野和分析所援引的理论框架,都严格服从“最大化利用民间对于行政权力腐败的不满”这一政治需要,他们从西方引入一种“国家――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在这个不同的两分法框架的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权力样式配比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更少的政治权力和更多的经济权力之间的搭配是最好的,所以,国退民进、财产是自由的守护神等等神话,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最小公约数”。喉舌精英们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间,把所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归结为行政权力介入经济领域造成的恶果,在现实政治中间,就明智地把所有社会不满和攻击矛头引向共产党政权,从那个署名美国智库报告的分析看,主流精英们确实很好地做到了“理论框架和政治需要”的完美统一。
     
    前不久,中纪委还发出“大限通告”,勒令贪官在期限到来之前自首。这一安排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高层有着与自由派人士不一致的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反腐来实现与政权与奸商的脱钩,避免奸商通过与贪官的勾结来“捕获政府”从而把经济领域的矛盾转嫁给政治领域,避免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去承担资本积累过程转嫁过来的风险。共产党高层竟然有如此强烈的政策宣示,确实有理由让喉舌精英们感到“担心”,这明显与他们的努力方向相反。好在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前中组部高官李锐、中宣部高官朱厚泽明显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同时有着共产党高官和“胡风分子”身份的谢韬,实际上把“贪官群体”的利益作为共产党的利益来看待的,所以他认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并把这个群体从巨大的法律风险中间拯救出来就是“挽救党”,在这样的看法背后,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认定共产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反腐措施克服已有的消极面,为此,操作的方向要反过来,把贪官的个人法律责任解除掉、同时把责任全部归结为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和一个不好的组织――共产党,在自由派人士看来,似乎贪官们的“权钱交易”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共产党政权并信仰了社会主义。为了实现此一目标,就明显需要自由派人士那种把矛盾和不满引导到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建设。

    自由派话语权没有“建设”到的“化外之地”越少,那种地方所承受的自由派炮火自然也就越猛烈越集中。自由派人士对于《读书》主编任人选的长期关注,体现了他们要把“普世价值”输送“化外”的持久抱负,由于在论战中间未能把汪晖、黄平说服和教育过来,那就只能是“不换脑子就换人”了。鉴于汪晖和黄平两人主编《读书》杂志已经十年之久、从官方内部还没有产生过解除主编职务的事实看,很难认为三联方面的官员与自由派人士保持了完全一致。而且,自由派人士先后运用如此多的花招,从外部敦促三联官方采取行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差距的存在。
     
    特别是,《读书》杂志与自由派人士的有限“不和谐”,还远远没有触及自由派人士进行思考和言论的基本框架,换言之,汪晖和黄平都还没有突破自由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作用限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对自由派人士进行最具杀伤力的“进攻”,唯其如此,《读书》这个“异己的堡垒”必须尽快攻克,以免出现颠覆性的不利影响――妨碍自由派人士所拥护的铁三角的政治事业――解决“到了天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的全部努力在于:不让读书拐跑了中间层,不让共产党高层与社会中、下层会师或合流。
     
    所有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人就都是绊脚石,都必须清理出局并换上自由派的信得过人选。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预测:即便是汪晖黄平等人被清理出《读书》主编岗位,自由派人士如愿以偿地接任主编,他们也决不会把《读书》办得跟《读者》一般“好读”,以响应那个“文章不好读”的批评。其实,尽管自由派人士对于《读书》编辑方针和写作风格的批评东倒西歪站不住脚,他们对于《读书》主编的造反行动也会继续下去。别看自由派摆出一副跟“官府”势不两立造型,他们所制造的“舆论压力”所瞄准的,其实除了官,还是官, 那“舆论压力”是随时准备转化为“组织压力”的。当然,《读书》的官员会作何反应,我们无法逆料。我们只能把话放这儿:拭目以待。
     
    二○○七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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