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村落村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发自河北定州

      “善分不善合”

      “今年一次水都没抽!”6月24日,刚从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的新贺泵站回来的贺雪峰略带几分忧愁地说道。

      这位致力于“三农”问题的学者现在非常担心新贺泵站的前景。2003年,在贺雪峰的建议之下,服役超过寿命期限的新贺泵站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办法来运营。

      但是现在,贺雪峰发现,当把泵站改造成市场化的运营之后,抽水的谈判对象越来越分散,找不到谈判的组织。

      新贺泵站的遭遇是中国民间乡建运动的一个缩影。在青壮年农民逐渐流出农村,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秉承晏阳初、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在中国农村开展着各种乡建活动的学者来说,举步维艰。

      以往,泵站在旱情来临的时候,可以找到村民小组长从中协调,但是自从税费改革后,湖北取消了村民小组长,再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从中进行协调。

      显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依靠民间自发的组织。但是贺雪峰经过调研后发现,要在这些自发组织内达成一致协议,成本太高,有时甚至要让这个组织的牵头人自己垫资。

      “假设一个村民小组30户人家,只要其中4至5户不抽水抗旱,那么这个组织就难以维系下去。”贺雪峰说。

      “因为小农合作的本身特点——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传统小农就是一个个的马铃薯,这种合作意愿就很低。”“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说。9年前,他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村落村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正因如此,目前全国各地成立的农村合作互助组织,大部分规模偏小,这大大降低了它们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转道文化重建

      在合作经济效益并不能短期之内改善的情况下,还有另一部分从事乡建的学者选择了从文化入手。

      一位近期刚从江西调研回来的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看到的很多农民是为生计、家庭发愁,缺少对前途的信心。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留守人口。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称,目前我国农村有23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1800万留守老人。

      犹如七十多年前一样,中国的乡村建设的学者们开始试图恢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七十多年前,晏阳初将当时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分别医治。

      在这些乡村建设的学者的观察来看,传统文化、传统秩序正在农村沦陷,“以往谁家死一只鸡大家都清楚,现在谁家死了一个老人可能都不清楚”。而主流文化全部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能够给农村定位的只有电视。

      现在,这些学者努力通过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文化性组织让曾经被忽视的群体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并不比繁华都市的居民差,对未来有一种预期。

      从2003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兰考县组建了五支农民文艺队、两个老人协会。2004年兰考陈寨村文艺队在城、乡共演出三十余场,并且登上了兰考县春节联欢会的舞台。2005年,何慧丽又把他们请到了北京,在高校演出。

      “我是希望她们能够有自信、自尊和这种主人翁意识。”何慧丽说。

      2003年开始,贺雪峰借鉴温州经验,在湖北荆门和洪湖的四个村开始了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

      在贺雪峰的眼中,村庄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少,通过老年人协会的实践,可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基层组织逐渐撤出乡村生活的过程中,让这些老人介入每个家庭,对村干部施加影响,进而变成一种社会性力量。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减少农民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道德、文化、伦理秩序的重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的农民工有一个指向——他们老了以后不会变得孤独无助,儿女不会不孝顺这些最基本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民间乡建式微?

      经过近30年经济利益唯上文化熏陶的中国农民,更关心的是能否带来实际收益。这些疑虑来自于那些乡建所在村落的村民,甚至是地方政府。在他们看来,短期之内,这些乡建的学者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位乡村建设点的村支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也认同这些学者提升农民联合意识,也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下子不能见经济效益”。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的一位朋友曾经自费去贵州扶贫一年,搭帐篷在田边,花去许多积蓄,但最终伤心而归。不仅乡镇官员从开始就不欢迎他,后来村民也不欢迎。

      “他的许多建议、要求,或无意中挑战了村官的权威,或与当地的生活方式不符。”该人士说。

      “要找出农民想做什么。”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邮件中写道。在他看来,“几件事是农民所欢迎的”——小额贷款或其他金融服务,让农民能够借到钱;改善教育;改善医疗服务,方便农民就医,降低费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曾经去印度的的赤脚学院考察。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志愿者都是通过这个组织深入印度农村。

      邓国胜发现,这里的志愿者有的懂生产技术、有的懂节能、有的懂打井、有的懂社区管理,“有各种不同专业的人在做”,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些专业志愿者在中国凤毛麟角。

      对此,78岁的茅于轼感慨,目前中国做农村工作的人非常缺乏,和农民的人口比例不相称。

      事实上,目前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主要还是此前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少得很”。这已经不同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思潮。

      “那时,知识分子把乡村建设视为救国的途径。在他们眼中,农村破产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危亡。现在,精英人物已经很少关注农村了。”曹锦清说。

      (本报记者邓瑾、徐楠、余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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