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翼造反派对“《读书》两主编”的“造反策略”赏析

    记得前几年有些个“自由派学者”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给汪晖扣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意思是这个反对人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可能是考虑到政治风险很大,汪晖对“新左派”的帽子至今不肯认账。这些自由派和公共知识分子多是教授、博导和研究员等等大腕,他们共同把汪晖认定为新左派,照理说这应该是很权威的结论,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官方还是很腐败很渎职,至今没有采取行动把汪晖抓进班房去,所以有些人很是不爽。



    这样一来,自由派人士就降低了对官方的依赖,在“政界”之外的学术界,采取了好几次独立行动。一些个著名的右翼造反派就说汪晖毫无学问,为加强这一说法的权威性,有个姓雷的自由派人士,趁着哈贝马斯访华讲学的大好时机,拉大旗作虎皮,假借哈贝马斯的尊口说中国新左派一味引用西马的文献“引错了”。这个雷某“谋事不周”,造谣之前没有好好打草稿,结果当即被一位曹先生指出“重大纰漏”,说雷某不懂英文和德文,也缺乏适当的机会跟哈大人对上话,所以这个说法只能是编造。结果这个社科院的著名研究员只好“忍气吞声”出了一回丑。由于这些自由派和公共知识分子们的行为目标,与文革期间“要把走资派拉下马”的造反派高度雷同,本文姑且名之曰“右翼造反派”。



    虽然利用哈贝马斯来遂行右翼造反派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但是,右翼造反派的战斗精神还是十分顽强的。记得在评长江读书奖的时候,右翼造反派就有一个很大的联合行动,最高目标是要把汪晖从获奖名单中间“拉下来”,最低目标是要实现借机丑化他――例如说这个人很贪财,在评奖的时候评委们偏心。这是在“道德”评价方面着手“矮化”目标对象的。



    记得《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高默波的文章,文章说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时期所取得的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右翼造反派就借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系列呼吁,要求政府出面制止读书杂志发表“为文革翻案”的文章。这一次由于右翼造反派组织良好,出击准确有力,加上还有一些中宣部、中组部的退休高干参与造反行动,结果取得了可喜成绩,读书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都受到了批评。汪晖私底下叹息说,我们发表文章是希望就相关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那些“自由派人士”说这个题目不准讨论。看起来是因为汪晖不仅不了解右翼造反派的心意,而且还不听右翼造反派招呼,所以这些个右翼造反派就非要把他从《读书》清洗出去不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右翼造反派们可没有天真,非常注意在“造汪晖的反”的时候,尽可能引起官方重视和介入,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因为文革是官方的最大忌讳,在一些高官那里,文革比国民党搞的“四一二大屠杀”还要犯忌讳,右翼造反派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常常明智地加以利用。



    联系到右翼造反派人士十数年如一日的执着造反行动,甚至是搞“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给出的对汪晖的各种评价是很有意思的。雷某那样的中年造反派说汪晖没有学问读洋人的书“引错了”,也有人反过来说汪晖写的文章是“欧化汉语”“句子特长”谁也看不懂,象沈昌文这样的年纪老大不小的右翼造反派则责怪汪晖主编读书时学问取向太强“文章读不懂”,张柠这样的年轻造反派则说读书编辑头脑少了一根至关重要的“筋”――“没有培养公民意识和练习公民言说的想法”。



    这一次造反行动,是以《新京报》为阵地发起的。从这一事件过程进行“孤立的”分析,是一个名叫张弘的记者发布假消息引起的,这个记者开始借孟晖的博客文章制造谣言,然后这个记者还特地找李少君采访,要借“李少君的嘴”来否定读书杂志的主编。很不幸的事情是,网络时代的谎言格外容易被揭穿,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孟晖和李少君本人的说法,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记者是在造谣。



    报章上出现报道不实乃至是谣言,这个现象并不罕见,关键是谣言过后的《新京报》的反应比较罕见。在报纸竞争激烈的时代,败坏信誉的媒体,无疑会影响自己的市场地位,这个影响是可能转化为“经济损失”的。在通常情况下,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带来负面影响的人,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整体而言,这是市场经济效益与媒体内部管理要直接挂钩的因果链决定的。《新京报》声称对这个谣言绝不道歉,而且还把《读书》杂志主编人选“最后落定”作为刊登澄清文字的前提。这个事情有点怪,似乎《新京报》不在乎孟晖和李少君的反驳声明,也不在乎报纸信誉因此遭受的损失,这就超出了通常的逻辑,需要引入别样的分析。



    这一次对新左派汪晖的“造反”表现,只能认为《新京报》内部已经形成共识,只要这一造反行为部分有利于把汪晖、黄平从主编位置上清洗出去,就愿意接受报纸声誉受损害的代价。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报道不实或者造谣事业就不再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偶然行为,而是符合右翼造反派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有计划行动,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报纸信誉损失,在事先就已经得到了谨慎的评估。所以,在孟晖和李少君作出强有力的反驳之后,换任何一家其他报纸,都不能做到《新京报》这般举重若轻,这般不以为耻。从前,社科院雷某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声誉作为代价来造谣的,这事情早有先例,只是孟晖这样的小丫头想像不到而已。



    在文革期间,有人担心学生造反派太单纯,不了解对手在政治上多么成熟,所以把对手的策略编成一个顺口溜,以告诫刚刚涉足政治场域的青年学生。鉴于很多人不了解右翼造反派的策略,所以有必要把这个著名的顺口溜转述如下: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路线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造谣好得很。从右翼造反派的表现看,他们是深谙此道并长期奉行的,正因为他们把汪晖等人作为政治上的对手而不是学术交流的对象,才制订出以扼杀、清洗为目标的章法。这些年的几次争执虽然时隐时现,但是要把汪晖从《读书》主编的位置上清洗出去的坚定政治目标,右翼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动摇过,甚至不惜牺牲他们口头上极端重视“言论自由”原则,不惜放下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高贵身段,想尽一切办法去借用官方力量并结成各种程度的“统一战线”。



    当然,也存在另外的可能性,比如:《新京报》的当权派可能有恰当的读者群调查数据作为依据,认定他们报纸的主要读者群跟普通人不同,不是喜欢真实,而是更喜欢谣言,这么一来,“造谣不道歉”就反过来成了可以提高报纸市场地位的好事情,造谣记者因为促进了报纸效益反而应该受到表扬;又比如新京报的官儿们认定新京报越是对汪晖、黄平这些人造谣,读者们就越是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很坚定、很正确,越是喜欢新京报,因此,造谣就可以取得正面效益,造谣记者也应该得到表扬;又或者,在今天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候,新京报的当权派们也可以认定越是堕落就越是快乐,可以借此得到很高的心理满足,可以好好地“过上一把瘾”,根据一般的规律,能够让领导们高兴的下属当然会前程似锦的。看起来,一件事背后得可能性是很多的,本文只是就其一个方面做了点演绎,未免显得挂一漏万,不那么全面,需要先道个歉。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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