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田:质疑小岗村“分田密约”并展望中国农业的未来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分田密约”,据称具有非常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列入有典藏价值的文物级文献予以收藏。该“分田密约”上面按有该村全部农户户主的手印,发誓要扯散集体所有制分田到户,密约的内容就是要大家共同承担因此产生的政治风险。
      
      笔者不仅是在农村长大,而且曾经作过职业农民,根据笔者的经验判断,有相当理由对此一密约的产生过程,存有深刻的疑问。所收藏的密约本身是一个外来人为推动生产的赝品(据称原件已经遗失),这已经为新闻机构暴光,但是这个密约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其实大有疑问。
      
      
      
      一、“积极性决定一切”的背谬实质
      
      据称分田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导致粮食大增产和农业增收。这种“积极性决定一切”的普遍真理,是农村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具体到农业,根据主流媒体宣传的论点,其原理作用过程如下: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的收益与付出挂钩,极大增加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投入的劳动在数量和质量均大幅增加,所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在“积极性决定一切”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农业主要是“劳动在质和量上投入不足”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个条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77年,中国农村人口就已经突破了8亿大关,人地矛盾突出,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含义,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农业的增产和收益增长与劳动投入增加无关。
      
      在七十年代的实际中,华国锋推行机械化,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除了当时拖拉机质量不好的原因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力已经出现大量过剩,这样的话机械耕作产生的成本,对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种“净损失”。
      
      毫无疑问,农民是喜欢分田的,这和城里人喜欢自己当老板没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唐代韩愈就说过“为之政,以督率懈怠”,管理就是要不停地和人们的松懈和懒惰情绪作斗争。毛泽东也是职业农民出身对此十分清楚,他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农业要发展就不能盲目听任农民的简单意愿。
      
      实际上在分田以后,劳动投入在质和量上都有下降。在集体时代,每年四月份,笔者老家农村的田野就非常美丽,麦苗绿,菜花黄,紫云英一片粉红(当时普遍种植的一种固氮绿肥),几乎没有什么空地。而现在田野则显得非常荒凉破败,不仅绿肥不种导致土壤有机质持续下降,生产完全依赖化肥,而且除草工作也开始使用除草剂,水稻中耕晒田的作业程序因为麻烦已经被“精简”了。今天农民多了空闲时间,而又没有机会从事其他事业,普遍闲着在家打牌。
      
      
      
      二、“分田密约”对农民的实际意义
      
      可以断定,分田与否对农民生活进步而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后来对农民生活改进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步骤,如化肥供应增加、国家征购任务减少(与七十年代中期在整体上扭转“南粮北运”和粮食进口增加有关),都不是农民自身能够决定的。
      
      凤阳是吃“返销粮”的地区,农村生活改善与征购减少无关,而与扭转“南粮北运”有关。在13世纪中叶(南宋末年)开始,中国北方发生近2000年来第二气候“变冷变干”事件(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北方农业条件恶化,灾害频繁,所以人口大量南迁。凤阳也因此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区。在1973年,1958年开工共和国最大的濞史杭灌区(灌溉面积1200万亩,主要受益区是安徽和河南)全面投入运行,黄淮海平原的机井建设(达370余万眼)和低产田改造,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取得决定性进展,历史上延续了接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得到根本扭转,南方开始减少征购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再后来就跟着出现“卖粮难”的问题了。1978年,中国农田受旱面积高达6亿亩以上,这一年粮食反而丰收,长达30年的水利设施建设的巨大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了。在笔者的记忆里,1972年是最后一次在老家看到河南和安徽老乡逃荒(是年华北大旱黄河首次断流),后来的“逃荒者”都基本上不要饭,只要钱和米了。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因为集体会把人捆死,分田能够促进种田的积极性,有小岗村“密约”所显示的那种“肝胆相照、同生共死”的劲头,还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人心齐、泰山移”。毕竟只是种种田而已,是大家都会的老套路,又不是要土法上马制造原子弹,犯得上去冒“密约”里预测的那样“天大”的政治风险吗?“密约”所显示的气概和所需要解决的积极性问题,在精神境界上的差距不也是太大了一丁点吗?
      
      而且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里,由于生产效率低下,财富积累困难,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各种风险都需要绝对避免,包括对新技术探索、采用和推广,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几千年来,农民只要不是活不下去,就决不会铤而走险。今天农民的负担超过国家政策规定的许多倍,农民也仍然在苦苦忍耐,堪称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小岗村农民如何能够例外,难道真的是脑后长有反骨不成?就算是脑后长有反骨,现在农民负担这么重(凤阳没有工业财政收入没有来源,农民负担肯定不轻),为什么又学乖了不跳出来?
      
      说穿了,密约也许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能够证明某种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对农民而言并没有现实意义。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密约产生的过程,是出于小岗村农民的自发行为。
      
      考虑到当时报章曾经广泛宣传的一个“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笔者以为这样的“有划时代理论意义的文献”出自安徽,就不那么“偶然”了。直到今天,笔者也看电视,也看报,也上网,如果要问我四川和安徽省委书记的名字,惭愧得很,还真是说不出来。那时的民众可也真是过于“见闻广博”。
      
      
      
      三、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依靠农民提高积极性,来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思路,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实,注定也无法继续发挥作用。所谓土地私有能够促进农民投资投劳的增强农业后劲的说法,体现的是某种“文人画师”的“孤僻之瘾”和与“国际接轨”的精英嗜好。实际上由于农业投资的特殊性,现在的农村经济单位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参见拙文《分田到户的五大弊端》)。新技术特别是对黄淮海平原极为重要的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会受到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的制约,而且会受到农民“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观念上的排斥。
      
      这一切都要求集体所有制回到经济现实中来,在形势不变的条件下,也只有扩大基本经济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才能突破“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制约,克服农业发展上的“软制约”(参见拙文《中国和西方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中篇),提高农业的抗天灾能力实现稳产。而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以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为前提,这样才能实现机械化耕作和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市场和动力。这大概需要国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大开发才有可能,有关这一点,笔者在《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农民从而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展望。
      
      虽然集体方式与农民的主观愿望有距离,但是只要是坚持努力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农民是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的,是“吃了大亏的”,但是农民认为建设国家是他们应该尽的义务,并没有任何怨望;这和“吃了小亏”(失去优势地位)的精英主义者,对老毛的极端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今天农民对老毛的感情来看,只要是从根本上为农民利益作想的人,一定能够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

  • 责任编辑:nieli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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