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韬牌”的民主社会主义解析

    意识形态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权力设置之一(另外两个是:以垄断合法暴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和以垄断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经济权力),从社会功能上来讲,是一种“无需镇压就起作用”的低成本管理制度。意识形态作为制度起作用,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认识作为支撑:一是要建立起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的一种人格上的信赖――他们是精明强干、道德高尚的人,也就是说在社会价值分配领域要给统治阶级一个更大的权重;同时,更需要从理智上确认除了符合强势群体利益需要的制度之外,不存在另外的好制度作为备选。这两点要人们接受,当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

    谢韬的雄文啰里八嗦,语无伦次前后矛盾,我足足认真读了三遍,总算把他的问题意识提炼出来了。谢韬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现在中国的强势集团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相当于是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富翁,府上却缺少一道有防护力的围墙,所以是危险的。为了稳固强势集团的统治地位,谢韬先生发现仍然有继续乞灵于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原来把马克思主义按照经济决定论路向界定为“发展生产力”已经不太起作用了,或者不够了,需要按照“政治决定论”的路径进行新的界定,按照谢韬先生的说法,这个新路径就是辛子陵经过详细考证的“民主社会主义”。

    从经济补课论出发,共产党搞“三大改造”是错了,从政治补课论出发,共产党走上井冈山更是错得出格,反正是共同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出路。中国至今穷困,按照谢韬们的看法,就是共产党作出的经济和政治选择错误带来的,共产党的错误这么大,后果如此严重,到现在,就不能再自作主张了,再不听谢韬先生这样的“教师爷”的话,就不能“得救”了。现在,谢韬先生等已经依据马恩晚年的理论成就指出了这个错误,共产党为了“得救”就只能遵命改正从前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前非了。

    撇开社会现实不论,谢韬先生的前一个判断不能说不符合强势群体的现实需要,至于他所建议的“政治补课论”的高招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则大有存疑的必要。不管怎么说,“补课论”这个东西在中国最近的二三十年间,还是受到了检验,虽然很多精英紧跟方励之的步伐鼓吹了二十多年“补课论”,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歪曲为“发展生产力”、把毛泽东思想成功地歪曲为“实事求是”――结果成为一种资本家也为决不会反对的“普世真理”――应该说,这些所谓的经典理论“最新发展”经不起起码的追问,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几个人是资本家非反对不可的,显然,马克思和毛泽东无疑应该名列其中。

    为了把自己的说辞正当化,谢韬先生巧妙地把强势集团的诉求作为共产党的诉求来看待,似乎共产党离开了强势集团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就无法存活。人所共知的是,共产党内部只有那些共产党中央发誓要清除出去的“贪官”这一小撮,才与谢韬先生要为之辩护的那个强势群体有共同利益,所以谢韬先生大可不必假装天真说什么“耿耿救党之心”。苏联解体和苏共非法,结果使得苏联的强势群体在瓜分了政权和财富之后,还消灭了合格的债权人,所以成功地把暴富过程的法律风险降低到零了,谢韬先生大概也希望把共产党这个符号作为强势群体的某种诉求对象来对待,因为有了苏联的前车之鉴,谢韬先生的高明用心就显得很有限了。何况,新西山会议派已经说过要共产党分成两派什么的,还说要走台湾的道路什么的,更有著名精英曹思源主张把共产党改名社会党的高明。以此而论,精英们初步有了共识――为了强势群体的需要迫切想要在共产党身上做点手脚的愿望;不过,象谢韬先生这样在“耿耿救党之心”的“忠诚表白”下来耍手腕的,还是第一次,足见高明,应该予以表扬。

    首先应该肯定,谢韬先生强势群体所担心的事情是真实的,文章因此显得很有针对性。中国的强势集团也确实在民间遭遇到彻底的怀疑和痛恨,长期无法建立起“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决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因为什么区区腐败或者分配不公,更不是老百姓中间“红眼病”一起发作,而是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追问:被谢韬先生封为“生产力”代表的强势集团――包括奸商、贪官和买办群体――能否在中国现实中间履行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基本社会职能:比如在经济上要动员尽可能广泛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投入生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要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以达成社会政治安定、对外要能够捍卫民族基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不需要要求统治阶级清正廉洁,可以贪污可以盗窃,也可以玩女人,甚至稍稍卖点国也是可以的,这都可以作为无可避免的问题发生了就解决,解决完了再发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不能履行基本的社会职能,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要与毛泽东进行政治对话,还是非常方便的,毛泽东的一些重大政治判断都经过大规模的宣传,在中国是尽人皆知。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谢韬先生最好不要装作不知道,毛泽东说如果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或者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掌权,那么这个统治集团必定会因袭大清王朝和蒋记国民党政权的旧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对外无法捍卫民族利益的同时对内要排斥90%以上的多数人利益,因此必定是要短命的。谢韬先生无妨扪心自问:你要为之辩护的那个强势集团,是不是能够摆脱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老套套?

    当然象谢韬先生热心为强势集团辩护,甚至把强势集团的需要说成是共产党的需要,从而把贪官、奸商和买办的需要,装扮成为共产党的需要来辩护,好像这种辩护还很有力量似的。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马克思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奠定了一个鲜明的立场: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消灭私有制”。谢韬先生在为强势群体辩护的同时,除了要拉上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总是不忘要把毛泽东作为反面对照来说话,不惜以谎言作为立论的基础,例如说饿死三千七百万,例如说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依据,而且早已被辨明是谎言。但是谢韬先生为了需要,还是要援引,当然谢韬先生为强势集团的辩护,乃是纯粹的政治而非学术行为,那是免不了要用谎言的,但也不能象你谢韬先生这样从说话策略到说话依据“句句是谎言”吧,这样会降低辩护的说服力的。

    谢韬先生应该明白,如果一个强势集团想要取得民意中间一个较好的评价,想要人们相信他们能够真正兼顾多数人的利益,这是需要现实来说服人的,不是区区几篇奥妙文章就解决得了的重大问题。如果中国的强势集团不是根本上违背多数人利益,长期对平民阶层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做起码的回应,为什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失败得如此悲惨?以至于把马克思说成是“发展生产力”之后,需要你老先生再费心地推介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呢,问题原本早就应该解决了呀。

    中国的强势集团,不仅仅对海外列强和垄断资本有强烈的偏爱或者依赖。海外列强们的成就,中国的老板大亨及其吹鼓手文人,早就借用过来作为一个最强大的思想资源,促使老百姓相信他们能够把自己也带到第一世界那样的富裕发达境界。从八十年代开始,方励之等人就说过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港澳台等等,要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私有制借重资本家来发展生产力。这个诺言许下已经接近一代人的功夫了,老百姓确实已经是等得不耐烦了,按照谢韬先生的预见,你准备叫老百姓继续等候多少年月才到达你新许下的“民主社会主义”诺言呢?也不知道谢韬先生想过没有,方励之这些先生的“经济补课论”老百姓已经不相信了,谢韬先生有没有预计过你的“政治补课论”会赢得多少信徒?

    中国的强势集团确实有道理担点心思,谢韬先生想要把他们在现实中间已经彻底破产的信誉,在纸面上重新建立起来,最低限度也要告诫受损害的被统治阶级,不要继续进行毛泽东所领导的那种没有成就的反抗,这的确是符合强势群体需要的,甚至这个需要还很迫切。我们从物权法的争论中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暴富群体的财富如此不正当地积累起来了巨大财富、并在积累财富过程中间如此严重地损害了一个很大数量的群体的利益,为什么他们“有钱有势”反而要感到不安全,非要给政权和司法系统强加一个保护“善意取得”的责任呢?既然天下大势如此,谢韬先生就算再能干十倍,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又能够挽回些什么呢?你的“政治补课论”能够让几个老百姓相信上十年五年呢?

    本来,从一九八○年代开始,最信奉补课论的群体是大学生们,他们一进大学门,就在关在教室里头,从社会“红尘”中走开,被期许为作为统治阶级的候补梯队来培养的,他们在讲台下聆听西方如何好、西方好是因为制度好,告诫他们到社会上去之后唯一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争取西方那样的好制度。应该说,这样的输灌确实起了作用,并且还继续在起作用,这从网络上反应可以看到。但是,得很抱歉地告诉谢韬先生,你们传统的“补课论”特定受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们想不出高招,有可能在这个你们本来具有很大优势的领域率先彻底翻船的。

    我这么说可不是吓唬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06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仅仅1184万人,但是研究生和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人数就达到了403万人,此外还有476万人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但是中国从开放政策开始,至今外贸比重超过70%,是各大国中间最高的,正是在这样的高度开放成就中间,中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技术创新体系,国民经济密集地配置在全球分工的劳动密集型领域,中国不仅在技术成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本土的“低技术密集型”生产体制,无法吸纳这样庞大的高学历人才。从上面几个数字的简单对比上看,迅速膨胀的高等教育汲取了学生家长那么多的积蓄,学生承担了那么巨大的培训成本,结果呢,毕业生中间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找到与培训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在这个可怜的10%中间,还只有几分之一的人,能够得到一份可以逐步分摊收回学费投资的“高薪”。因此,绝大多数大学生不得不降低就业标准,从事那些与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糊口,接受农民工水平的低工资,他们的未来完全是灰暗一片。要他们在“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小孩、买不起房子”的状态下,继续作为经济或者政治“补课论”的信众,我估计困难是越来越大了。

    针对这样的严峻现实,希望谢韬先生早早设法,毕竟是“做比说重要”,这句话在今天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迫切需要落实。说到底,大学生们是统治阶级的候补梯队,你和你热心为之辩护的强势集团,如果在忽视工人农民利益之后,继续忽视他们的基本需要,那中国的强势群体真的会走到蒋介石那一步:最终只作为极少数大富大贵人家的代表了。谢韬先生真的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了那一步随你舌灿莲花,都不会有任何作用了。毕竟你和你的同道们都喋喋不休地说了二三十年了,那些陈词滥调不仅在过去效果不能让你自己满意,未来的效果也肯定会越来越差,如果硬要说会有什么效果的话,恐怕负面效果就越来越大。

    谢韬先生造谣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其实有些人就算是读了书也跟没有读一样,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人比猪还愚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回头的,谢韬先生可不要忽视学习“猪的智慧”。毛泽东在分析社会矛盾的时候,明确区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反面,统治阶级是处在主要方面地位上,拥有主导权的,革命不革命,暴力不暴力,最终是要由统治阶级说了算的。毛泽东原本不过是小学教员,从未想到要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是蒋记国民党政权不给活路他才率领队伍上山的。换言之,如果不是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就没有人会上梁山的。象谢韬先生这样,只看到强势群体多面临的危险,却从来不设想在主要方面做点“说服教育工作”,却妄想通过造谣诽谤的方式去诬蔑暴力社会主义来增进精英们的安全,这种“无投入”的产出水平是很可疑的。而且,谢韬先生想要从被统治阶级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希望降低反抗水平和意愿,也算是一条路子,但是却一味地从强势群体的感受出发说话,根本不调查毛泽东这样的人在民众心目中间是什么形象,这种“盲人骑瞎马”式的宣传教育工作,想要在民众中间取得效果,只能说是白日做梦。

    总而言之,谢韬先生看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困境,足见目光敏锐;也知道如果不解决,对于强势群体有着若干威胁,也想要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显得谢韬先生足够积极和主动。问题在于,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沉着冷静,不能乱了章法,谢韬先生希望通过乱咬毛泽东,通过从马恩那里榨取意识形态支持,表现了很高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将精神”,但是却失于毛躁,有点“不知己不知彼”的莽撞,希望谢韬先生还要继续努力,寻找一个更好的辩护模式,还应该在进行辩护之前先行评估一下效果,要是继续这样胡闹下去,精英们的事业会被你搞得加速破产的。

    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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