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新中国作为一个企业来看待,显然更为合适,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人力物力资源的配置,不再是市场交易过程,而是一个内部管理事项。在这个过程中间,原来由不同的市场主体分散承担的交易费用,转换为官僚精英群体承担的管理成本。官僚精英群体对管理成本的态度,实际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间有着关键位置,毛泽东晚年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判断就是在这个问题的看法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官僚精英群体长期拒绝承担起码的管理成本,由此毛泽东认定这是他们独立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把当权派的蜕化作为阶级矛盾来看待。

    与私人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相比,政府作为资源动员的主体,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而且“全国一盘棋”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经营的风险,提高资本的收益率;由于不再依赖存在互为消涨的竞争性私人企业主导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习过程,国家能够以更高的速度推广和普及新技术和新工艺,换言之,国家因为去掉了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主导作用,因此能够克服保密的障碍,以更低的学习成本更快速地积累人力资本,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了私人资本的积累模式,所有的物化劳动积累最终不是为了少数人富裕发达而存在的,因此个人的长远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在利益上更少排斥性,这收获了很高的政治认同,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成效。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新中国是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在多个方面比私人资本有着很大的优势,快速工业化战略有很好的保障。刘少奇曾经明确表述为“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能够快速推进,并且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这在新中国的领导层中间有着很高的共识。

    后续年限的政策实施结果,发现始终达不到政策设计目标。大致上在一九五七年之前,毛泽东认为政策效果远远低于政策设计,原因在于官员在管理经验上的不足、管理者文化水平低下所致。因此,毛泽东强调学习和培训、调查研究和正确的政策指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越过始终相对消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越俎代庖亲自总结经验并设计政策,他在一九五五年亲自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教基层干部和农民如何办合作社;在这个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十七条政策方针,后来修订增补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四十条纲要”),这个“纲要”在七十年代还是农村工作的指导性政策框架。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总结《工作方法六十条》和《人民公社六十条》等工作方法和章程,以弥补官员在政策认识方面的积累不足,填补空白。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毛泽东认为大的问题已经解决,长远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预备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

    在随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发现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不再局限于经验不足,而是他们形成了独立的集团利益,与国家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不一致。刘少奇六○年与人民日报领导人谈话,总结浮夸风时期的报章表现时说“中央领导一半,报纸领导一半。”“报纸领导”的这一半,许多人解释成为一个知识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党官员多数是职业农民出身,有适当的经验去判定高产卫星的真假,关键在于官僚精英群体的利益趋向制造并支持了“假卫星”舆论,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反应了官员的政绩需要和报纸记者的“傍政治大款”需要的结合,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陈晋研究毛泽东诗词,发现毛泽东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整个心态就处在一种突围心态里,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帝修反”的重重包围之中。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反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早已是一个老问题了,显然促使毛泽东改变看法的新依据是“修”这一部分,说到底就是对于共产党内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判断,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现在受到威胁,其危险主要来自共产党内部。

    从六○年开始,毛泽东开始借助苏联撤退专家破坏国家关系的契机,进行有限度的论战,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以及开始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争论。其高潮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对赫鲁晓夫的公开论战,说到底,毛泽东对于苏联的事态并不特别了解,也不一定认为有必要去关心苏联的演变过程,中苏论战的本质是就着苏联的问题来理解和解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困境,寻求突围的道路。拿赫鲁晓夫当垫背的靶子来批判,本质上是为了促进中共党内对消极面的认识和提高,试图在批判的舆论氛围中间寻求党内团结和工作推进的空间。有人渲染说,章士钊在文革初期劝说毛泽东搞好党内团结,消弥毛刘分歧,对共产党比较有利,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导中苏论战时期的想法,由于论战方式未能触动党内当权派的反省,因此失败了,因此毛泽东才认定仅仅依靠思想批判和理论纠偏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必须配套组织措施。章士钊的认识,因此落后毛泽东好几年,当初批判赫鲁晓夫就是为了内部团结而进行的最后努力。

    在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猛烈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把预防“党变修、国变色”问题作为一个近期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安排各种措施进行整改。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亲自拟定“前十条”,对基层农村干部进行整风,同时从上级下派工作队,并重新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强化农民的组织力量,试图在两个方面建立制度化的监督方案。但是这一过程被刘少奇主持的“后十条”和王光美“桃园经验”所转移,一方面四清变成打击矛头向下在群众中间寻找“新富农”以体现“党内外矛盾交叉”,一方面工作队目标转移到重建上下级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上,结果导致“二十三条”的出台,宣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毛泽东认为政策效果落后于政策设计,原因不再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而是权力服务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服务于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利益,并认定属于修正主义范畴。为此,解决方案,就不再是加强监督,改进方法,而是必须寻找一种外在的压力,促使当权派面对管理成本的上升问题,把工作作好需要当权派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模式,就被毛泽东引入,以促使当权派洗心革面选择承担一种更高的管理成本。毛泽东认定,大民主群众运动能够给当权派施加一定的工作压力,抵消当权派为了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努力所过滤掉的政策利益,所以他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的背后,隐含着一个这样的逻辑:生产的利益扩张空间受到当权派阶级本能的扼杀,群众造反运动能够部分地改善当权派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努力,也因此能够促使工业化战略的更快推进。

    综合看来,毛泽东对于政策效果不佳的判断,明显有三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他认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关键,是管理者文化和经验不足,因此他的努力方向是总结经验并亲自推进政策执行,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主编《高潮》一书开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发出,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着眼点是提高官员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个时期,他对于“干部为自己掌权”的看法占了主要位置,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悲观看法开始占据上风,但是为了避免党内团结的破裂,他借助对苏联事态的批判,试图统一党内的认识和努力方向,并发起为当权派施加监督压力的内外部组织措施,结果未能奏效。此后,毛泽东认定当权派的问题,已经成为顽固的结构性问题,判定当权派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自动复制出来“掌权为自己服务”的事态,不再对他们的行为模式进行低成本调整下回归抱任何希望,由此开始注意高成本调节方案,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

    在这个认识转变过程中间,毛泽东始终认定工业化的政府主导过程,可以有更高的成效,这个成效受到抑制的原因来自当权派管理工作的消极过滤。前期毛泽东认为当权派是出于经验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所以政策效果达不到。后期毛泽东认为是当权派的阶级本能障碍,他从一九六○年开始,先通过理论教育和党内监督方式来解决,最终在四清时期全面失败。因此,毛泽东认定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在外部去寻求力量。只要是外部压力足够大,足以部分抵消当权派在管理上的消极应付,那么生产发展或者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是“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内在逻辑。一九八一年的六一七决议宣称,毛泽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判了很多属于正确的东西,所以是晚年错误。这个判断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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