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亲手设计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国家管理模式

    ――重读《论十大关系》和《正处》讲话

    作者:老田

    为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13周年而作

    首发老田博客(http://xblao.blog.hexun.com/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既有来自于战争年代的“动员经验”,又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的深刻把握。在一九五六年前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的思想逐步成熟,开始系统规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战略和国家管理制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毛泽东作了两篇非常重要的讲话,一篇是符合新中国特点的建设思路《论十大关系》,另一篇是根据革命时期的管理经验和新中国资源动员特点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本文对于《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传承关系进行集中梳理,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间的思路,被毛泽东后来总结提炼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相关的快速工业化战略目标――“大跃进”,以动员农村丰富的劳动力为目标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顶点,这三者共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二十多年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经济制度。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内部两个最主要的分歧,也是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官员们在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方面所引发的,如何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难题,是毛泽东晚年思考的重点。

    关键词:超积累动员 总路线 三面红旗 党内分歧

    对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的深刻把握和总路线的提出

    根据沃勒斯坦的概括,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和关键就在于:“在以前的体系中,资本积累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几乎总会在某一点上受阻,甚至在其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比如,少数人手中拥有或积聚了一批以前未被消费的物品。这位假定的资本家总是想要得到劳动力的使用,这就必须要有人被诱或被迫去完成这项工作。一旦得到工人,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必须以某种方式销售出去,这就要有一个分配体系和一批具有购买这些产品的必要财力的买主。产品必须以高于卖主出售时投入的总成本价格销售出去,再进一步,这个差额还必须大于卖主维持他本身生存所需的费用。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利润。利润的所有者还必须保存住这些利润,以便在适当时机用来投资,随后,整个过程必须在生产这个环节上重新开始。”“历史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普遍商品化过程,它不仅涉及交换过程,而且涉及生产过程、分配过程,以及投资过程。这些过程在以前都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再者,在追求更多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家总是力图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把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加以商品化。由于资本主义是自顾自的过程,结果必然是,从本质上说,没有任何社会交易能够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冲动是把万物商品化。”(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2-3页)从这两段话中间可以得到资本主义生产循环的一般特点:一是要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地市场化,这样才能使得积累的资本能够方便地透过市场来主导生产要素的整合,二是要有剩余在私人手里的逐步积累,这样生产才得以维持和扩大。

           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国家政权就全面接管了解放前由私人资本积累过程所主导的经济建设事务,而政权主导条件下资源分配,则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目标优先顺序和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资源数量。实际上,政府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和分配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在中共高层只有毛泽东对这一特殊性有着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政府主导模式下人力物力的动员模式、能够动员的资源数量、以及资源对于发展目标的响应程度。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毛泽东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虽然总路线最后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被通过的,但在《论十大关系》最初的讲话稿中间,就已经有了总路线的近似表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年卷,“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群众组织1968年翻印,第90页)更早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反对右倾保守的讲话中间,也提出了一个很接近的表述。

        “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群众,不抓先进,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负责人七至十周,接近群众。办公室式,只能常规法。先进经验是要突出常规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前进规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错误。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辩证法。这才能鼓舞群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设,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稳步前进。”(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年卷,第81页)

    “多快好省”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一个发展思路,在八月二十四日对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间,他再次给报告加上了多快好省的字句:“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八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由于党内许多领导人社会主义建设在政府主导下的特殊性,缺乏适当的认识,就此引发了共产党内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和分歧,最集中的是体现在对“总路线”的不同认识上,这一重要分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表现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争论,表现为发展速度问题上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中间,这一个接近总路线的关键表述,被胡乔木删掉了,改成“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的删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内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特点缺乏认识的另一类看法。毛泽东对于多快好省这个总路线的坚持,是与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的重要分歧之一,在他后来多次批评“反冒进”的时候,所列举的重要理由就是:吹掉了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和多快好省。

          我们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除了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还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是一个多快好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促进派”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应当作促进派,不作促退派。由于有了这几个东西,一九五六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多用了点钱,多招收了一些工人,市场供应有某些紧张。这个缺点并不大,很容易克服。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一九五六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结果就影响今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这个经验教训很大,不能不接受。总之,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职极性,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论作什么事总要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要批评纠正,但是要在保护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批评纠正,既批评他们的缺点也批评我们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作得更好了。我看,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派”,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群众组织翻印,第236页)“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69页,后文简称《毛传》)

          原始讲话中间,使用了“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这个句子,明显体现了对政府主导不同于私人资本的特色的认识。对于私人资本而言,除了在劳动力市场、设备和原料市场进行“等价交换”的购买行为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调动”积极因素和动员“可用力量”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严格受制于资本积累的数量,不存在超过资本购买力水平之上的发展空间。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由政府主导生产过程,人力物力资源的利用水平,并不完全局限于政府掌握的货币购买力数量,而是存在着动员更多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建设的可能。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比,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存在一个“超积累动员”的潜在空间――就是政府可以以超出积累资本数量的购买力水平去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理解什么是“多快好省”和总路线。

          总路线是毛泽东最常用的通俗表述方式,体现的是他所把握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以也最为他所坚持和看重,他在南宁会议上甚至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0年第1版,302)从这个角度看来,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一大支撑点(是动员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建设的基层政权要求),而大跃进作为快速工业化战略则内含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顺序。

    劳动力资源的动员要求――强化农村三级基层政权

          在修改《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间,对于利用中国特有的丰富人力资源问题,毛泽东再次反复强调:“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毛传》683)“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毛传》679)

         动员中国丰富劳动力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除了强化基层政权之外,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此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毛泽东本人的亲自推动下,农民从互助组开始进行合作协调的努力,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过渡,最后于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至此农村三级政权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基层三级政权的管理职责和事务划分,最后是在一九六一年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只是把广大的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这个目标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不是组织过程的全部,公社也不是唯一的组织形态。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除了许多大家已经熟悉的好处之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好处,就是我国农村中极为巨大的劳动力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从前无法做全面规划的农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规划了。除了农、林、牧、渔、副业的生产规划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规划,增加肥料的规划,改良种子的规划,改良土壤的规划,消灭各种病虫害的规划,消灭地方疾病的卫生工作规划,消灭全国文盲的文化工作规划,建设大小道路、电话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消灭蚊蝇鼠雀的规划,绿化的规划,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划,就变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来实施的事情了。这样,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这个元旦社论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写出的,后面列举的种种措施,出自毛泽东主持制订并下发征求意见的《十七条》,此时《四十条纲要》还没有最后成型。)

          由于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又主要是分散在全国农村大地上,数量庞大,就需要相应的组织和管理力量,也同时这个动员过程由于是属于“超积累动员”性质,缺乏可资支付的报酬,劳动投入的利益只能是在未来的系列年限里才逐次受益,因此管理手段的选择就要受到这些特点的限制。被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活劳动投入,在政府掌握的购买力水平之上的超额投入部分,会对应着“没有对等劳动报酬”的问题,这就需要“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的精神鼓励起作用了。与物质刺激相比,精神鼓舞不能不是更为优先的选择。

          在完成全体人民的组织工作上,在以非物质刺激手段进行组织和动员方面,都有着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动员群众的丰富经验在内,这也是毛泽东认为在建国后必须继续认可和加以借鉴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在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论十大关系》,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年卷,“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群众组织1968年翻印,第90页)无独有偶,这一部分的表述在公开发表后,也被大大删减了,淡化了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必要的经验继承关系。

    以此而论,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继承了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积累起来的宝贵管理经验,它包含了两个部分的内涵:一个是以政府主导去追求“超积累动员”潜力和更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对于没有报酬的超额劳动投入伴随着精神激励这样一种特殊的管理手段。而没有报酬的精神激励要能够起作用,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整体利益“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不是为了少数人发家致富,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基础,超积累动员就是无代价的纯粹剥夺,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基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可信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可能动员群众进行“无报酬的劳动”。总路线在政治上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要超越资本家与工人利益的对立,不容许有区别于多数人利益的特权阶层形成和资本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这是“超积累动员”的历史正义性和现实可能性所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超积累动员”的潜力,这一点在城市和工业中间也能够部分实现,例如服务于工业和城市的许多基础设施工程可以通过人力动员来完成,但这一发展空间主要是在农业中间实现的。因为工业的发展,要涉及到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的投入,还需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支持,要更多地受制于物力资源的积累。而中国的农村由于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强化基层三级政权的组织能力,可以利用很简陋的手工工具进行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工作,在缺乏现代工业投入物的支持下,通过动员劳动力进行有组织投入,仍然有实现高产和稳产的巨大农业发展潜力,对于如何实现这个巨大的发展潜力,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四十条纲要”作了完整的展望和规划。根据四十条纲要的安排,通过各种传统资源和现代方法的结合,即便是没有更多的化肥投入,估计粮食单产提高一倍多也是有可能的,并提出目标:“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自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P637-638)

    实际上,如果没有稳定的农业剩余增加以支持城市和工业人口增加的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就成为无本之木。为了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努力,为了实现农业剩余的稳定增长,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九月主持编辑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1956年1月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名正式出版发行)开始,他深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确信农民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也能够通过集体的努力实现稳产高产以支持快速工业化。他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集)正是在这个“周游列国”的基础上,1955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主持了省委书记座谈,先在杭州制订了十七条,在天津扩充为十七条,然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征求意见;在1956年一月的杭州省委书记会议上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青岛会议之后,先是刊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后经过数次修订和讨论,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八大二次会议上“基本通过”,并加以修改之后形成的修订草案,交付于一九六○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自己后来回顾的具体的制订过程是这样的: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毛传》,406-407)

    这个四十条纲要对于指导中国集体农业的发展,在协商过程和通过程序的复杂性上,都是空前的,受到毛泽东格外重视,后来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中间也是长期起着基础性的指导作用,笔者在一九七○年代开始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时候,当年的口号仍然是“学大寨、赶昔阳,粮食生产过《纲要》。”一些人为了把浮夸风的责任转嫁给毛泽东承担,所以长期以来贬低甚至屏蔽这个纲要的意义,今天的年轻人只知道浮夸风跟毛泽东有关,几乎没有听过说毛泽东极力提倡的“四五八”。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通过八大上升为国家意志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点的认识,经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讲话为蓝本的起草过程是:

    “刘少奇听完汇报正式提出来起草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首先找陈伯达,陈伯达又找了几个助手,我算其中一个,陈伯达大概用了个把月时间写出了报告的草稿,其中要点是讲社会主义国家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引证列宁的意见,引证苏联的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高速度。”“陈伯达这个月里还是很用心思的。搞出的那个稿子,少奇同志好像不太满意。他找胡乔木说,你看看这个稿子行还是不行。胡乔木看了以后跟少奇同志讲,这是个学术报告,不是政治报告。少奇同志还是老办法,就是陈伯达不行就用胡乔木,胡乔木不行再用陈伯达,对胡乔木讲,‘那你去搞一个稿子’。胡乔木接受这个任务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他的稿子还没出来。”“到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10点来钟,少奇同志把陈伯达、我等人找到他家里去,非常高兴地说,‘今天毛主席向我们讲了,他听完三十几个部委的汇报以后,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讲了十个关系,也就是讲了十个矛盾’。他明确、肯定地说,‘就以毛主席所讲的十大关系作为纲来写八大报告’。”(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二),转引自乌有之乡网站)“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引自《毛传》,第511页)

    刘少奇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到八大政治报告,再到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的认识以及由此确立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对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间的资源分配顺序选择是:

    第一“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八大会议依据《论十大关系》所确立资源分配准则:重工业优先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适当发展轻工业、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有组织的劳动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坚持执行了20多年,直到1970年代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止。

    新中国经济建设目标和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

    根据毛泽东自己后来的看法:“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第34页)后面的几条实际上都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管理问题,而前面被毛泽东称为“主要的”五条,则直接涉及到新中国的经济资源分配问题:在安全目标和福利目标上的分配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同产业中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农轻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配置问题(沿海与内地)、不同管理层级的资源分配权与配合问题(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上,我们看到近代史以来国家饱受侵略的民族记忆,在重视内地工业的布局思路上、在项目选择上都体现了对国防安全重视。而且,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朝鲜战争前后,呈现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安全的巨大重要性,由此苏联援支援中国进行了“156项”(实际上只进行了150项)重点项目建设,并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这些项目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明显与兵器工业相关。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共同安全目标的实际存在,重工业优先战略根本就无法起步,新中国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第一轮重工业工厂的建设,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是建立在苏东国家先行工业化的基础上的,这些技术和装备都是苏东国家以较为优惠的条件供应中国的,援助的起点和援助的终点都是服从这个共同安全目标的。

    以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为例:“一九五三年五月,由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建设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和电力站等,通称‘156项’。后来,苏联陆续同意增加了一些援建项目。苏联先后共承诺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304个和64个单个车间及研究所的全套装置。”“截至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完成和基本完成设计、设备交付任务的有149个成套项目,其中主要项目具有年生产能力为:炼钢620万吨、轧钢460万吨、发电设备60万千瓦、发电813万千瓦、重型设备和重型机床12万吨、原煤2490万吨、合成氨45万吨、原油加工200万吨、飞机1500架、坦克1800辆、各种炮9300门。”(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电子版,第九章第一节)

    另外一个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间主要思想是平衡发展、多种积极性动员的思路,很显然,这个思路在现实资源分配中间不至于与重工业优先产生冲突的依据仅仅在于:农业的发展可以依靠丰富的属于劳动力资源的有组织努力。没有这个基础,这个讲话就只能体现为“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那种“全面性”,有了这个认识和基层政权的逐步强化为依托,就可以体现为重工业优先得到资本金的积累,而农业主要依靠丰富劳动力的有组织努力,各有适当的资源保证而不至于相互冲突。

    毛泽东曾经谆谆告诫,农轻重是一种相互支持关系:“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但是改革后某些专家教授,却要撤销国内各次产业之间的良性支持关系,搞什么“国际大循环”,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化的优先目标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福利,到今天这两个目标仍然是看不到解决前景的严重问题。我们对照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对张平化的告诫,就十分发人深省。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从毛泽东所担忧的党内分歧看,解决中国国家安全和民众福利的战略安排,并未能够在党内取得共识。不利于这两大目标实现的重大战略转向,在毛泽东眼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从苏联解体过程中间官员们所起到的决定作用看,毛泽东曾断言苏共变修并预言过苏联解体,以及他对中国演变前途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考察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拙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曹荣湘、孟鸣歧等译,第47页)“当然,既然党一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改变自己信仰的惟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他们因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同上书,第150页)而导致苏联变天的“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同上书,第168页)

    回顾毛泽东当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为主要的“复辟势力”来看待,对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现实经验,理论认识和历史演变如此吻合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简单回顾共产党内部的“两大分歧”

    在毛泽东临终的时候,他回顾共产党内部的分歧时,特别提到了两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和方向问题,一个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方面。从今天回顾过去,党内分歧基本上不是认识上的,进行“三大改造”过程中,党内的分歧只是关于速度的不同看法,没有站出来直接反对的;但是在执行过程的严重问题引发了党内分歧,并反作用于道路和方向选择上。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叶,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转折,也应该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待。如果把分析的视角延伸到官员自身的个人利益动机上,毫无疑问,党内分歧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美国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权威唐斯认为,官员们有五种自己的“纯”个人利益目标,主要表现为:权力(包括官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权力)、金钱收入、声望、便利(这表示要求增加个人努力的变化的抵制,以及接受减少个人努力的意愿)和安全(未来丧失权力、收入、声望或便利的概率比较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89-90页)。官员们还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选择,总会呈现四种偏见:“所有官员都倾向于夸张地反映对其有利的信息,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支持有利于增强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他所提倡的项目,反对那些损害或者不能增进其利益的政策或项目。”“每一个官员在执行上级指示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取决于那些指示是不是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他愿意从事对自己的目标比较有利的工作,而不是对他的目标没有影响的工作。”(同上书,第82-83页)

    在战争年代不成为问题的东西,在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丰富群众工作经验,在和平年代官员们为了追求“便利”,就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看作“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而倾向于放弃了。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他在1957年二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从正面阐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应该是说服而不是压服,目的都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毛传》,652)1958年他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这是再次从反面反对等级森严和上下级之间“猫鼠关系”。结合唐斯的分析,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这个讲话在党外反应热烈和党内反应冷淡的原因,毛泽东在与人谈话时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与党外报纸对讲话的热烈反应不同,“《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毛传》,659)。

    应该说,建国后许多干部偏向于采取压服的简单手段来执行政策,目的是追求“减少个人努力”的“便利”,而不管毛泽东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说:“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毛传》656-658)

    官僚们追求自身的个人利益目标,要求降低风险和管理事务,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利害关系起作用的结果,体现的是官员们的共同选择,不管这些官员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毛泽东的讲话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原因在于使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不符合官员们的利益和偏见。毛泽东长期为此而奋斗,正面引到的《正处》讲话不管用了,就从反面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来动员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都是与这个结构性利害关系搏斗的结果。执政党的地位,使得官员们的蜕化变质成为普遍的痼疾,这一点并非处于毛泽东独有的极左思想和错误判断,而是一个在共产党内部具有高度共识的问题。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他在1965年提醒张平化注意的那些不利后果,今天都已经成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了。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晚期的思考,他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思想遗产,我们今天如果不能进一步总结和提炼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找出克服官员们结构性利害关系对国家发展选择的障碍作用,正确的选择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的未来还将在值得忧虑的困境之中继续下滑。所幸的是,新的中央集体对此已经有所察觉,并开始着手进行调整,在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方面,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价值和作用与日俱增,所以胡总书记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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