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评张素华新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李锐和杜润生开创的党史国史叙述路数,由于符合官方部分人的需要,受到格外的追捧,最后竟然抬升为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的“潜规则”和“公开标准”,他们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路数受到有意识的鼓励和跟随,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因此可以称为“李杜范式”。

     

    毛泽东推动并确立的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略,是以后来被概括为“三面红旗”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李杜范式则是集中消解“三面红旗”的制度运作效果,并主要是通过发掘“三面红旗”的理论错误和实践灾难为着眼点的。其中杜润生先生关于农业的著述最终认定除非个体农业将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李锐先生的著述集中于党内生活的非民主化责任问题,认定公有制或者集体化必然导致生产下降和找寻党内错误的责任人,是李杜范式的两大要点。张素华先生新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本文中间凡引文仅标明页码的,都出自此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北京第一版),算是在李杜范式笼罩之下的一个标准文本。

     

    一、对李杜范式的界定

     

    李杜范式在研究党史国史时,叙述的目标首先在于找出“责任者”来为“钦定错误”承担责任,于是整个党史和国史研究集中于呈现“正确者的正面言论和错误者的负面言论”,以及精心挑选出合适的政策效果和恶果,并与领导人的言论进行对照,再从这样的对照中间随意给出因果关系。

     

    由于李杜范式的不变主题是突出错误责任人,这个主题所决定的叙述模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文革时期最不得人心的“专案组”模式的继续:文革的专案组先确定一个“三反分子”,然后发动人们揭发或者通过查阅档案来发掘此人的“三反言论”等等,并通过各种“上纲上线”的推理模式给此人的言论定调子,最终达到把被审查人定成“三反分子”的目的。从定成三反分子开始,到找出三反言论和上纲上线的定调子结束,成为专案组工作方式的经典模式,而李杜范式则很好地继承了这些经验。

     

    在研究视野上,李杜范式的一个特点是刻意屏蔽制度的不同方面,把一切问题都联系到正式制度上来,对于执行过程的问题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党内分歧,则讳莫如深,或者竭力回避。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执行过程”三个部分构成,但是李杜范式在研究视野方面,则主要局限于新中国的正式制度方面,认定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曲折和错误,只能是联系正式制度变革来看待,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屡屡见到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票证制度那些千篇一律的“不同”见解,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和执行过程则刻意予以屏蔽。

     

    毛泽东非常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些都是对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表述,这其实是共产党内分歧最集中的一个领域,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却未能发展出适当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所以长期付诸阙如。由于研究视野狭隘,在涉及到非正式制度领域和执行过程的时候,李杜范式在叙述上,就往往极为勉强地相关问题化约为正式制度的延伸内容去解说,甚至作为“党内权力斗争”去呈现。

     

    由于正式制度变革是由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急剧制度变革,而非正式制度则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影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与正式制度的不适应性不仅存在,而且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很突出;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运动,都有重建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内核。对于非正式制度的表述方式,除了上层建筑革命这种概括方式之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间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正式制度被马克思界定为实现“与传统所有制”的决裂,建立公有制,这是正式制度的变革反面,而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变革,这是新的正式制度必须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变革过程,而不是任何空想和极左。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强调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家或者政治家所作出的决策,出现偏差和问题就是经常的。而在李杜范式影响下的中国党史国史专家们则宣称,若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不是一首好诗,就没有生存的理由。一个新制度的执行和贯彻,早期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学习、适应新制度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和时间,因此新制度早期运作中出现各种问题乃至执行者“错误的想像和发挥”,不一定完全能够避免。如果长期把新制度实施初期的问题和缺陷,作为评判标准,则一切新制度都没有生存的理由。非常不幸,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这样的偏颇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除了这种偏颇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

     

    体现李杜范式作为一种“专案组叙述模式”的主要特点:因为制度实施的效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因此这个制度或者决策人就没有合法性。与这样一种叙述模式紧密相关,李杜范式从来就是一种“定性研究”,从来都拒绝“量的分析”,拒绝成本和效益的对照。有的专家竟然由此发展出来一种“成本批判法”:因为某项事物产生了若干代价,因此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其实也是文革时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态度,在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中间的翻版和高调继续,以这样的态度去研究国史党史,学术水平的下降乃是不可避免的,近三十年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从根本上讲,就是李杜范式内在的局限性所带来的。

     

    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现实相关的研究都陷入困境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并实际上体现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的职能要求的系列相关学科,诸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思想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由于受到李杜范式独霸局面的影响,完全不能够与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观照理解,在青年大学生中间都业已失去了良性影响力。换言之,中国今天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大学这个环节不仅是一个空白,而且还往往适得其反。

     

    二、对“三面红旗”制度内涵的界定

     

    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战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后来被人概括为“三面红旗”,这是新中国早期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的核心。但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学界却从未认真对待过,“三面红旗”的制度内涵到底是什么?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学界甚至没有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给出一个基本的界定。党史国史研究中间,每叙述到三面红旗问题,往往是信口开河,例如把大跃进和浮夸风划等号,把人民公社和三级所有说成是农民集体偷懒,这种套路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长期存在,仅仅适应于在共产党内找坏人或者责任人那样一种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至今未能给出起码的学术分析,更谈不到开展真正的理论争论和学术积累。

     

    “三面红旗”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其内涵相对稳定,涉及到经济发展目标、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特别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源动员模式,这三个主要方面。作为发展目标的大跃进,其代表性表述是刘少奇在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目标内含了资源分配上重工业优先的选择;而从五○年代初期的互助组开始,经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渐进努力,到1961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这是通过强化农村基层政权来有效动员中国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的资源,体现适应中国资源禀赋而强化的“非资本动员”能力方面。而总路线中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则体现了短期内超额劳动投入所内含的一种“无法给予报酬的劳动”关系,因为工业化对于农业增产的帮助,需要等待工业化初步完成之后才看得见效果,这需要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期间农民要为工业化作出贡献;在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前期的超额劳动投入只能是在此后的若干年内逐步体现出来,换言之,动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过程中间,早期严重存在着无法支付报酬的限制,这除了要人们确信长远利益之外,还得要求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改变。

     

    如果对于“三面红旗”作出了明确制度内涵界定,就很容易看到这个发展战略与中国的资源禀赋――有剩余劳动力却缺乏资本――的现实针对性,也切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以政权接管私人资本的资源动员职能,来更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投入经济建设。同时,三面红旗所对应的利益发展空间,在农业上的设想,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就不是毛泽东所谓“一大二公”的讲话,而是他精心设计并反复在党内宣传和征求意见的“四十条纲要”了,这个纲要对于发展农村福利,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兴修水利和改革种植制度,都作出详尽的设计。反过来,回顾一九五六年八大通过的《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就可以看到“三面红旗”的发展战略,从剩余分配到劳动力动员方式,都已经完备地体现在其中了,这个决议的第一条就是肯定重工业优先的,第二条是根据资金和原材料的限制来发展轻工业,第三条就是在缺少化肥和机械等工业投入的前提下,要依靠集体来动员劳动力资源提升农业。

     

    在李杜范式的叙述中间,把正式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重大政治决策过程舍弃掉,把详尽的制度设计依据舍弃掉,这也成为李杜范式的首选叙述方法。在他们的叙述中间,似乎共产党内的重大决策,就是几个领导人的无畏争论之后,偶然定下来的,共产党内的代表制度和国家法定权力履行程序,完全不起作用;从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到党内生活的一般准则,都是出于偶然性的争论和处置非常事件,被确立下来的;而且共产党内部的正规管理渠道完全无效,执行官员行为的依据,往往依靠小道消息或者某次会议的部分言论。

     

    根据李杜范式笼罩下的党史国史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新中国的国家管理中间,有且仅有他们选择暴露的言论,对于国家政治和管理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共产党的历届大会和工作会议的部署,党内外发布的系列文件和报章宣传,都是不起多少作用的。在李杜范式的叙述里,最主要起作用的是三次争论,第一次是毛泽东的“空想”和邓子恢的“务实”之间的争论,结果站在错误一边的毛泽东胜利了,共产党由此搞了二十年的“极左路线”;第二次是关于反冒进问题,结果也是正确的方面作检讨,导致“大跃进”或者是浮夸风的兴起;1959年在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争论之间,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处分,因此,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了,个人专断就发展起来了。而人民公社的兴起,则仅仅是因为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从李杜范式所能兼容的选择性叙述中间,很难想像共产党政权还有什么规章制度可言,更不必奢谈什么民主,因为作为新中国最重大的经济建设战略出台,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协商过程和决策机制起作用的痕迹,而是简单地取决于几个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争论。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效果,按照李锐的说法,就是:“回顾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人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十几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人跃进和人民公利化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李杜范式总是进行选择性暴露和评论,解释党内民主失落的第一经典著作,要算自称毛泽东秘书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在官方宣传机器的大力帮助下,最终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庐山会议,就简单地认为彭德怀上书的内容是反对毛泽东本人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决策的,更认为庐山会议对于新中国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而从来不去追问彭德怀的意见书到底反对过三面红旗没有?

     

    李杜范式领导下的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其实也很少严肃对待正式制度的变革,也从不解释制度内涵和大跃进目标和实现方法,而是设法含糊其词,因此对于同一政策的内涵乃至起点方面,都留下了由专家们任意发挥的巨大空间。与李锐把大跃进界定“十几个大办”和“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不同,张素华先生是通过“反‘反冒进’”和“高指标”来界定大跃进的。张素华在书中所因袭的说法,也是党史国史中间最常见的说法之一:“‘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是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278)

     

    对于大跃进这样一些具体的发展战略,李杜范式固然不愿意进行认真呈现,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正式制度,李杜范式虽然总是表现出“很重视”的样子,但也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认定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而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显然,就不能让社会生产的决策目标继续按照生产资料占有者利益最大化来确定,从管理程序而言,就是要改变社会生产的决策权按照少数人按照自身利益(或者按照生产单位利益)来决定的方式,变为按照全社会的福利要求和生产可能来进行决策。说到底,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基本点就在于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决策,要超越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私人利益和作为生产单位的局部利益。这决不是什么“斯大林模式”的过度集中,也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更不是列宁为了对付战时局面发展的临时措施“战时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要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和实际可能来安排生产和消费。在李杜范式中间,对于社会主义的正式制度的这个基点,他们是通过批评过度集中、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来“策略”地进行全盘否定的。

     

    三、迁就李杜范式就不得不剪裁史实

     

    实际上,共产党内关于正式制度变革的分歧并不突出,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是人民公社的过程,不仅很少不同意见,而且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程度也很有限,多数局限在政策目标速度的快慢等次要方面。由于李杜范式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正式制度变革方面,叙述目标又以寻找极左错误路线的责任人为第一要务,因此,缺乏适当的说明材料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达到这一叙述主题和目的,党史国史专家们就不得不选择性发布和遮蔽某些领导人的言论和主张,甚至,在叙述方式上不得不依靠加强“评论”的分量,去降低证据的说服作用。

     

    张素华先生的《变局》一书,为了把责任集中于毛泽东的头上,确证他必须为“浮夸风”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负责,就得把其他重要责任人洗脱干系。对于鼓吹浮夸风的头号人物谭震林,在列举了一些他鼓动浮夸风的证据材料之后,再经过他一番高明的解释和评论之后,最后落脚点竟然是“他的高尚之处”(234)。张素华先生的高明评论,按照主题的要求,就这样超越了证据材料起作用。在对待刘少奇鼓吹高产浮夸风的问题,张素华先生在列举证据材料之前先加上“本来比较冷静”和“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279)的事先交待,然后再加以淡化。反过来,毛泽东有着大量的批评浮夸风的言论,安排了一次又一次会议来纠左,却似乎在党内完全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在这些专家的眼里,都不能作为评价毛泽东头脑是否冷静的依据。甚至,毛泽东为了给一些“左派”泼冷水,在五九年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商品生产主张,也被张素华轻薄地解释为“出现了问题,不是面向现实搞调查研究,而是回到书本。”

     

    因为毛泽东已经被视为极左错误路线的代表,因此反毛就成为正确的最主要表现。对于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要追究毛泽东错误的发言,张素华先生拔高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甚至“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说“他是唯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并且应该检讨的人。”大会上邓小平“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还有刘少奇“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只有这两个人站在正确方面。而周恩来的讲话,在作者看来就是“未必利大于弊”,因为他讲过“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反应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犯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肯定了毛泽东,显然就站在错误一边了,不过张素华先生对周总理还比较客气,用词很有分寸。对于陈伯达讲话的评价,张素华的底气就很足了,他说“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毛主席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以上引文见108-110)作史学工作关键在于证据,作者表现出再强烈的感情都代替不可史实;至于彭真本人,恐怕不是“居然要”审查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而是是否“实际上”审查过的问题,文革期间被传得沸沸扬扬的“畅观楼”事件,是否存在,张素华先生比我们具有更好的资料条件去印证。为了求证方便,我把当时学生们初步查证的结果,一字不改地附在后面:“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刘、邓直接操纵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其亲自指挥其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非法秘密审查一九五八年以来毛主席的报告和毛主席批示的中央文件。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刘、邓、彭在六二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攻收集‘炮弹’,妄图实现赫鲁晓夫式的‘宫廷’政变阴谋。”如果张素华总结提炼的大会发言所揭示的政治态度是靠得住的话,则刘邓彭三人在会上的表现,恰与当年学生查证出来的畅观楼事件结果,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张素华先生还在书中代彭真立言,说他的意思不过是:“上从毛泽东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于党和毛泽东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111)张素华先生的书中间,数次引证了毛泽东作自我批评的资料,不知道是张先生认为毛那许多次自我批评未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标准所以不算数,还是张素华记性太差,说到这里的时候完全忘怀了。至于说到彭真“太天真”什么的,也不算是新手法,海外反共反毛精英早就在说毛泽东权欲熏心、以帝王权术驭下什么的,张先生因为要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继续拿工资,没有办法把议论展开下去,妨碍了进一步的发挥,真是可惜呀。

     

    对于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职一事,张素华先生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任田),刘少奇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见《变局》一书的239页)这两段话中间,张素华先生坚持了李杜范式的三个要点:一是只有分田才能增产(所谓“有效途径”就是指这个),在统计数据不符合论题的时候就撇开数据来信口开河;二是大跃进等于浮夸风所以属于决策问题,由毛泽东这个决策者负责,没有浮夸官员的个人责任;三是时刻揪住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不放(所谓刘少奇是“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

     

    张素华先生一口咬定安徽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而且曾希圣还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了“有效途径”,这个说法虽然严格符合李杜范式,但与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完全相反。我手头有一本《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427页了给出安徽省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在曾希圣大搞试点分田的1961年,全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走出1960年的低谷,开始出现上升势头,安徽却与全国的大势相反,粮食产量继续由上年的674.6万吨下降到629万吨,安徽的责任田并没有显示出“有效途径”的丝毫端倪。七千人大会之后李葆华到安徽任职着手纠正责任田,粮食产量才停止下降,于1962年达到670.7万吨。如果是张素华先生一个人严格遵从李锐和杜润生的路数的话,显然就不足以称为“范式”了,实际上即便是安徽省自己组织人马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安徽》,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也违背统计数据去响应李杜范式,写出这样的结论性意见:“‘责任田’是针对农村生产大呼隆、分配平均主义的旧体制的改革尝试,在实践中显示出很多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一年大见成效,不仅农民口粮初步得到解决,城市供应也有好转。‘责任田’对安徽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本书的编写组里头就有安徽的统计工作者,没有理由不知道由他们亲手汇总的数据。

     

    张素华先生在书中竭力淡化刘少奇对于浮夸风的影响,这样的精心安排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是有传统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刘少奇选集》的时候,在收入了他1958年5月30日的《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之后,从五八年夏天到六○年春天整整两年时间都没有一篇文章入选,下一篇被收入的文章出自1960年5月7日,似乎刘少奇在两年期间连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和讲话也没有了;反过来,八大政治报告本来是依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由秀才们扩充而成的,刘少奇并无版权,只是受中央委托在大会上念了一遍,却被收入了刘选。笔者手头有一套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选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在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遗忘”的两年跨度中间,收入了刘少奇十七篇谈话、讲话和信件,其中很多独具特色的讲话,颇具特色和神韵,本不应该忽视的。例如他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中间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讲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 、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 、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中间谈大干快上和供给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能够说明历史真实、体现特定时期“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结果都被文献编选者给屏蔽掉了,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读到了。在被屏蔽掉了刘少奇两年的重要思路之后,再选入刘选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刘少奇在炭子冲的调查谈话,开头就要“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这固然有助于塑造一个不同的刘少奇形象,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在这个史实之前还有另外的事实被遮蔽掉了。

     

    在胡绳主编的权威党史中间,为了呈现正确与错误的对照和斗争时刻都有,还不得不把一个“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来作为毛泽东“错误”的对立面而呈现出来;这本权威党史公然写道:“在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党中央提出来。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8月北京第一版,409)毛泽东发表讲话时,尚未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更没有于八月十六日才通过的反右倾决议,我们不愿意怀疑由今天中国最高党史权威们书写的党史,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刘少奇为什么具有未卜先知能力,能够在七月下旬对八月中旬才发生的事情事先提出“正确”的意见。这样的笔法出现在权威党史中间,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李杜范式已经陷入了严重困境,无法由既有的历史事实给出适当的主题说明,不得不在证据材料方面别出心裁。

     

    四、李杜范式对执行过程责任的转化

     

    为了把执行责任,说成是正式制度所引发的,要由决策者毛泽东来负责,李杜范式下的党史国史中间,最常见的“逻辑过渡”是通过讲两个故事来实现的,一个是“反‘反冒进’”过程中间的周总理挨批评,另外一次是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撤职,通过这两个故事,来说出除非按照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行事,否则就要承担无法排遣的巨大政治风险和心里压力。

     

    通过强调官员所受到的“压力”,给出“同情”来开脱执行过程中间不正当执行的责任,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很令人怀疑,姑且不论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是否曾经实施过,就算是降低到一般的管理水平来看问题,我们有理由问一句“毛泽东作为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批评下级?”不过,经过这样的转换,执行者的过错和责任就无足轻重了,国史党史研究中间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予“忽略”了。

     

    带来巨大政治风险和压力的经典故事,其中之一体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间,第十三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强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说毛泽东的过火批评使得周“两鬓白发又增添了”,甚至有“总理位置保不保得住”的巨大政治风险,我不知道一生经过那么多大风大浪的总理是不是那么娇贵,在此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先生们的原文照引如下:“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甚至引用周的某个秘书的说法:“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参见1394-1397页)

     

    另外一个经典故事,是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给出的,与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所写《庐山会议纪实》一致,格外强调官员们明哲保身、但求远祸是来自于毛泽东对于干部的批评和组织处理,说不敢讲真话的原因在于受打击的风险很大,把官员执行过程中间的不正当的行为,说成是官员们为了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时的合理反应。原书中间说:“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谈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09-410)彭德怀受处分的文件今天也还可以查到,原文件中间说得很清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510页)这个文件说得清清楚楚,怎么一到了研究党史的权威手里,就变了样子,成了“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这不是明摆着说谎吗?看来,李杜范式为了把执行者的责任淡化,需要把党内批评所蕴含的政治风险急剧放大,不得不脱离已有的文献进行“艺术处理”,这似乎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说明了李杜范式规范党史研究的严重局限性:要捍卫李杜范式就无法兼容已有的真实历史文献。

     

    本来,在西方新近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间,执行过程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由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不为零,执行者(或者称为“代理人”)可以脱离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获得一定的便宜行事空间。已经有多位西方经济学者在这些方面取得卓越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中国的党史国史研究中间,本来也具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和很有研究前景的一片领域,却被李杜范式按照某些官员的政治需要,从研究领域中间粗暴地驱逐出去了。

     

    五、李杜范式的末路

     

    在李杜范式中间,杜润生老先生对于集体农业的结论,具有标志性意义,按照杜润生先生的看法,集体中间农民的劳动与收获的联系被割断了,只能降低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分田到户乃至土地私有化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换言之,公有制尤其是农业中间的公有制是错误的,必须抛弃。由于杜老先生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因此,一切不符合论证需要的统计数据都失去了合法性,由于集体农业时代二十多年的产量主要是增加的,因此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得不到呈现。能够得到呈现和重视的,只能是符合集体没有积极性的证据,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农业减产,以及失败的集体农业案例例如小岗村,或者泛泛谈论食品不足和票证。

     

    李杜范式也许满足了某个时期的特定政治需要,也许符合某些领导人的胃口,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发生了严重冲突,也与已有的历史文献失去了吻合性,可以说,李杜范式已经完全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再坚持下去,只能是继续排斥真实的历史,排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探索历程的正确认识,不可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越来越走向谎言和欺骗。毛泽东曾经提醒改正宣传错误的必要性,有必要在今天重温:“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十章,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

     

    由于时间的远去,曾经被人们认为很迫切的政治需要不再存在了,特别是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和丰富起来,李杜范式主导下的党史国史研究显现出来的问题和不足就越发严重。在读《变局》一书的时候,这一感受就特别强烈,张素华用了三十五万字的篇幅来呈现这一次重大会议,材料的丰富可想而知,但由于张素华先生把自己的叙述严格局限在李杜范式之中,书中的丰富材料就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为了捍卫李杜范式,张素华先生不得不掺杂极端过分的评论和解释,否则丰富的材料本身,就很能够很容易颠覆根据李杜范式所呈现的结论。如果是简单地去掉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个问题倒也容易解决,比如仅仅罗列符合自己论点需要的材料,同时屏蔽掉不符合需要的材料,也可以实现叙述上逻辑自恰。张著的特点是资料非常翔实,也没有特意剪裁不合适的资料,甚至不能说明结论的材料还相当多,因此对照作者的评论,读来的不协调感就格外强烈。

     

    过去党史国史研究的严重不足,还提醒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曾经在李杜范式之下被确立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就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而言,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仍然显得单薄和无力,根本无法代表和完整呈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间艰苦卓绝的努力,无法呈现新中国在工业化历程中间的巨大成就,也无从教育今天的年轻人正确认识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没有人或者群体足以代表建设年代的共产党?还有没有毛泽东以外的人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定了毛泽东之后,还能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代表人?特别是我们亲眼看到李锐和杜润生等人,从个人充当“非毛化”干将而在政治上开始发迹,至今已经完全走向历史的反面,在思想信念上和组织上都彻底背叛了共产党员的一般要求,应该说他们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中国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叛徒,这又说明了什么?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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