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原来打算只是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一起交流的,没有想到有100多人。没有做很好的准备,算是胡说八道吧。讲的题目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大概1个多小时,留些时间交流讨论。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讲“三农”问题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成为朝野关注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学术界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哪些解决思路;第二个问题是对“三农”问题的考察,应放在什么样的框架下,这主要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第三个问题讲“三农”问题的出路,看看有无解决的办法。

        上个世纪末,或者说是1996年以后,“三农”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日子好过的时候,通常把农民给遗忘了,而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又想起了农民。五十年来,大抵如此。1992年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说,叫做中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所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把这个事实表述为所谓“卖方与买方市场的结构性转换”,也表达为所谓的“内需不足”。而实际情况是整个农民阶层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占我们民族的70-80%的人民,有巨大的需求,但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有效需求”。通常地讲,就是说没钱买东西。占我们民族人口的70%农民(又有一种统计说农民占国民人口的总量已经下降到64%),8.6亿——8.8亿,这么巨大的人口,这还不包括城市的贫困阶层,他们如果丧失了购买力,这个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有效运作。就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农民。所以经济学家思考问题是从解决内需不足的角度来考察“三农”问题,他们提出的办法叫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收减负在至92年以后党和国家的文件中不断得到强化,其核心便是增加内需。增收,如何增收?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个药方。第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人均1亩土地、种植结构相似而又雷同的小农经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能否将种植业,尤其是粮食,转到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调整,农林牧副渔的比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说农业要转到地方工商业。我们知道,如果说共和国的前30年,我们把它概括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那么这20年大体上可以描述为地方政府推动的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沿海和内地,我指的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引起的是不同的效应。可以这样讲,在整个80年代,沿海,主要是指江浙地区和珠三角,或者叫闽南地区,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地方财政也从农业转向以工商业为主,而绝大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就是说,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发动过三次到四次的大规模的地方工业化的进程,或者叫做乡镇企业建设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由此而留下的大量债务,还有半数没有着落。所以对中西部广大地区来讲,虽然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推动工业化,但依然没有完成地方的财政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农户的收入也没有完成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到外部打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样,20年来不断膨胀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支出,就实际上间接地压到承包制下的小农的及其有限的农业剩余上去。这种情况在92年以后加剧了。所以,经济学家开出的这两个药方,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至于减轻农民负担,99年在安徽试点搞税费改革,就是把各种苛捐杂税,包括合理的三提五统以及其他一些苛捐杂税并入税中,而农业整个税种也并未一种农业税。标准是按照上年全乡人均收入的8-9%的范围征收。在前年的安徽试点的时候,舆论把它视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大的革命,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第一次是土地革命,第二次是分田到户,第三次就是税费改革。而事实上,费改税之类的改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曾经实施过几次,而每次都是收效一时而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明朝中晚叶的张居正的那个改革,所谓“一条鞭法”,就是费改税。康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也是费改税。但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中央也看到了费改税要与其他一整套改革措施配套,最主要的就是精简机构。精简机构在我们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上,前30年搞了三次,后20年也搞了三次,一共六次,但每次精简机构的结果都是行政机构的膨胀。在乡镇这一级,80年代初工作人员的平均规模大概在20人左右,小的12-13人,大的27-28人。经过了20年的发展,这级机构规模全国平均达到120-150人,膨胀了五倍有余。而县这一级在80年代初规模为200-300人,现在普遍超过了千人。所谓机构的膨胀就是吃饭的嘴巴多了,不仅嘴巴多了几倍,而且嘴巴还大了几倍。所以,要减轻农民负担,需要精简机构和官吏。但是,这牵涉到地方政府精英的饭碗,谁敢动?国务院的体制改革很容易,把13个部门挪出国务院,成立国家的垄断集团,暂时解决了问题。县乡这两级你怎么办?减下来的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所谓的“增收减负”解决“三农”问题,思想提出来了,但是步履艰难,收效甚微。

        关于“三农”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提法,就是目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在经济学界,他们认为承包制小农的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所以,大量地减少农民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此外,还说要加快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把沉淀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至少有2亿)转移到工商业当中来。因此,一方面要完成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须将土地的现有产权结构进行重大变革。他们将土地所有权视为妨碍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学者建议土地实行私有化。这样,可以加快土地流转,将土地有偿地集中到一些种田大户手里。但这个问题,土地的现行所有制结构如果转化到私有权、私有制,将会给中国的农村、农民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他们深思熟虑。他们一方面提出要改变土地的产权结构,加快土地流转,另一方面要求废止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的建设,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进行,改变我们50年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他们认为,只要改变歧视性的户籍制度,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以较快的速度转向工商业,转向城市。这种拷贝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经验的思路,在中国能不能适用?中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能不能转移到城市?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其工资结构有下降的趋势。据调查,1986年到1996年间,沿海城市打工者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明显地增长。与之相反,96年后其总体工资结构有下降的倾向。现存的工资,就算500元吧,能否使打工者在城市居住下来,能不能养家糊口,这是一个问题。现存的工资结构使得农民只能成为农民工,不能转化为城市的工人。另外,城市现有的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指义务教育、失业保障、医疗保障,这四大保障在现存的中国经济条件下,能不能一次性地或者是较快地赋予、覆盖到全体国民、全体农民,这还是一个问题。这么来说,如果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户籍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进入城市,而同时又未能把城市的社会保障赋予进城的农民,那么将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等级。这样对整个城市的管理将带来什么,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是学术界主流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想法。

    “三农”问题,通常把它认为是一个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不然。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考察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三条主要线索。在这里不能详谈,只是提出来供诸位参考。

        第一是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所谓人地关系问题,即农业人口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不始于当今,也不始于共产党政府,更不始于毛没有听马寅初的一句话,所以中国的农民就撑开肚皮生孩子。不只如此,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由来已久。可以这样说,500年了。如果再往前追溯,1000年了。中国秦汉到隋唐之间,我国的人口规模通常在6000万左右,南宋时期突破1亿,原因就在于一项小小的农业技术传播。即早稻,所谓占城稻从越南引入中国。于是,中国长江以南的水田开始形成了两熟制,甚至三熟制。这样形成两大效应,一是人口规模扩大,因为原来比如5亩土地养活1人,而现在2.5亩就可以养活1个人了。随着单位亩产的提高,复种指数的增加,南方的人口开始超过北方。第二个效应是由于稻田的价值增高,引起了对长江流域江流湖泊的围垦。我们湖北、河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围垦,基本上是从南宋开始的。还有梯田上岗大概也从南宋开始,这样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长。南宋人口突破1亿,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时期又上升到1亿以上。明代的150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这一年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一位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发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是南美的高产作物进入了中国,主要是玉米、番薯、土豆、南瓜、花生等,通过荷兰、西班牙到中国的贸易的商人进入了南中国海地区,进入中国。二是墨西哥的银元进入中国,引起南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银元国家,而银子主要来自墨西哥和日本。明代所以会出现倭寇,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本来带来了日本的白银到中国来经商,经商失败了就抢。所以1500年以后,南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日渐稠密。以后随着每一次的战争(主要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每一次的饥荒,每一次的天灾人祸,这些高产作物就不断地向中部、北方、西部地区进军。直到现在,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主要还是靠红薯、土豆和玉米这些支撑。有人说清代的“摊丁入亩”,从此人头税取消是对中国人口膨胀负有主要的责任,当然有道理,但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原来我们民族主要的河泊土地化了,由河谷民族和平原民族变成了丘陵民族和山区民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那个时候就逐步开始了。由于水稻和小麦没有办法与森林和草地争坡地、争丘陵,而红薯、土豆、玉米有这个能力。这样,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人口增殖出现了。大概是在康熙晚年,剩余土地已经基本上开垦完毕。到了解放初,我们已有耕地16亿亩,人口达到5.83个亿。经过50年,我们的耕地仅剩14.2亿亩,人口规模达到13亿,到2030年,我们的耕地会进一步减少1亿亩,而那时我们的人口规模将是16亿。当然,这里的土地面积只是税亩,而非实亩。实际的耕地有多少,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9亿亩,一说是20亿亩,一说是21亿亩,还是说是24亿亩。中国的统计数字历来是不真的。即便我们取其中最大的,人地紧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亩产。50年来,共产党在农业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单位亩产平均提高了3-4倍。1952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3600亿斤,达到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到1996年,总产量达到1.1万亿斤,提高了将近3倍。而同期人口增长了1倍多一点,所以我们比过去时代好多了。因此,人地关系问题,不是哪个党派带来的,也不是哪个领袖决策失误带来的。而且在50年代初,平心而论,也不可能来实施现代的计划生育。因为共产党依靠农民来打天下,如今天下初定,就要发动一场针对农民生育文化的战争,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那个时代,确实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毛发动的“工业化”过程当中,的确有一种天真浪漫的想法。195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就讲,只要我们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工业化加上机械化,我们的粮食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几倍的增长,而是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全国用1/3的耕地来种粮食,用1/3的耕地来种树,还有1/3的土地让它休闲。这个牛皮我们现在当然觉得很奇怪,问题的严重性也得到认识。当人均耕地达到1亩以下的时候,这个耕地只能用来种粮食,别无其他出路。这个问题从96年以后就被学术界反复谈到了。但是,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现在的承包制,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不经济,但为什么要坚持承包制,为什么要人口来均分土地?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学意义。它是稳定天下的一个基本的农村经济制度。因为大量沉淀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短期内转移出去。这是第一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是政府与农户的关系。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层阶级——也就是贵族阶级被消灭了。所以秦汉以后我们看到,国家的行政权力直达农户,而每一个王朝兴起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编户齐民,税收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这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从来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即国家与农户关系不能用西方国家的一般理论来理解。理解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有两个字已经标识出来了,那就是“国家”。中国的“国家”这两个字是不能被翻译的,翻成什么?“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No”!它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解读。脱离中国语境,无法理解。国者,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家就是小农家户,国与家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界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地主、富农、中农、佃农和雇农等都看作小农的不同样式,他们共享一套伦理价值。因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三纲”作为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两项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一项同家有紧密联系。没有一个民族这样把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核心是税赋关系。国家所以编户齐民,因为有土地就有税,有丁就有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有家才有国,作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必须维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只有国家有效地维护小农经济的正常税赋能力,然后才能得到正常的税收,养活皇家和各级官僚。但是,随着王朝持续和推移,人口膨胀,土地增加有限,农业剩余的大部分要被农民自己的家庭吃掉,剩余越来越少;同时,国家的官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这样,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越来越多,最后必定是“官逼民反”收场。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发生过与地主之间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则比比皆是。官逼民反,怎么逼?只能逼出农民可怜的剩余,以至于农民不能再生存下去,就造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帝王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保护农民。古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治平”,不承担发展的任务。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向西方学习,要工业化,要抗击西方,就必须提出工业化强国的任务。而强国任务、工业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地农民要。整个50年,农民税赋占20-30%,国家通过高额的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每年从农村转移出去900亿斤粮食,甚至达到1千亿斤。那就是说,这与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租和交给国家的税,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差别。这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榨取了从前地主所获得的地租。这就是共产党消灭地主的一个理由。地主阶级消灭了,但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让我们别无选择的采用新的方式剥夺农民。现在的问题是,当农民50年来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那么多积累,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化的红利,这在道德上怎么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农业(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在2000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3%,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可以不要养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农不养工、农不养政、以农养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可以废除一切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那么,现在农民承担的税费有多少呢?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农经局的一项估计是平均一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税费加上罚款约为1200个亿,国务院农调所得估计是1780个亿,而湖北监利的李昌平估计是4000个亿,有的人可能估计的更多。我的估计是在2500-2800个亿之间。这个钱能不能免掉?我们2001年的财政收入是1.6万个亿。其实,有人估计,如果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入,总量达到3万亿。那么,拿出1/10来解除农业税赋,既合理又可能,想想单是北京申奥就支出2800个亿啊!至少把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个亿/年,这个可以做到。所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为农民拿多少才合理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尤其是50年来,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是不是还能继续为市场、为城市、为政府无私奉献?不合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历史上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封建王朝中晚期的那种紧张关系,有可能在共和国的50年、60年、70年间展现出来。

        第三条线索是沿海和内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沿海和内地,如果把中国分为沿海、中部和西部的话,那么近代百年以来,西部地区,我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深深卷入近代化过程的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等等,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意义大不一样。东部地区既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也得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东部地区的一些城镇发展起来。在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从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商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基本上进入了工商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那么些人口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农业地区流动过去的打工仔打工妹。所以,近百年中,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自发的转轨过程。这一过程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到明中叶。现在江浙一带的城镇原来的基本雏形大都是从明中叶开始形成的。近代以来,沿海这一带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抑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温州,它在解放初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而当时全国平均为3.7亩。还有广东潮汕地区,现在人均耕地面积0.2亩左右,那就是说,在解放以前,那里的农民已经是半农半商半工,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内地、城市和海外。所以在公社体制下把那些亦工亦商的农民重新按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人均0.8亩的土地,怎么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呢?事实上,就是在公社时期,江浙一带还是在经营土地外收入。我的一个表哥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53年搞“四清”的时候,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永康县发现那里的很多大队的大队长都是地主和富农,他们认为这是阶级复辟,上报上级。中央后来专门派有关部门下来调查,结果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搞补(锅)打(磨)等手工业了,一般年初出去,春节回来。在家劳动的妇女老幼没人管,所以惩罚地主富农,让他当大队长。所以,为什么沿海地区在公社制废除以后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并向乡镇企业转化?为什么在温州地区在改革中会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出现,而苏南地区则是以集体经济的面目出现,这都是有历史基础的。计划经济30年,是对几百年来的那种发展趋势的中断,而20年来,则又得到接续。所以,当沿海地区迅速完成地方工业化过程,地方的财政主要资金也从农业剩余转到工商税,农业已经不重要了。我在江浙一带跑过很多县,那些地方的农民,你问他什么叫农民负担,竟然不知道,更别说什么“三提五统”了。96年的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为私有制,村集体经济收入没有了,这种情况下,部分地方又开始征收农业税。2000年浙江全省废除了农林特产税,同时,“三提五统”也随着农业税恢复了,但是,有些地方农民拒绝缴纳,政府也就算了。而原来在96年以前乡村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以工抵农了。所以,当沿海的乡镇企业趁国有企业体制转轨的笨拙和迟缓地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后,一方面挤垮了很多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微乎其微了。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中西部地区只有依靠地下矿产资源或是当地的原材料进行一些简单加工,而这些又正是日趋注重环保的中央政府所严厉限制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给中西部了。如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一个像沿海在80年代那样辉煌的时期,那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可能吗?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太晚了,因而我们不可能循序渐进的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的道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个赶超的空间太小了。1850年的法国人口总量为3600万,英国人口总量只有2000多万。1800年的整个欧洲人口规模是1.5个亿,同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四亿。英国依赖于比它大几百倍的殖民地,从而完成了绰尔小岛的工业化过程。法国来晚了一步,它的工业化进程充满风险和斗争,德国更晚,必须依靠上层国家力量来推进工业化,结果是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但每次都被摁在地下。美国则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当时规定,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男女每人可以拥有160公顷土地,其他的国家可能吗?所以,沿海地区20年的工业化的完成是以广大国内市场为背景的,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只能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来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只好搞些地方保护主义,假冒伪劣什么,搞点钱。

        因此,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中西部农村的问题。近代中国发展的一条线索就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国民党称之为江浙财阀,那么,这个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是东部。而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什么,在哪里寻求支持力量?是中西部,尤其是中部农民。因此,1949年的一方胜利一方失败,可以看作中部对东部的胜利,农民对于资本的胜利。前30年,中央依靠计划体制抑制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2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新一轮的矛盾正在生长。如果我们不想再让历史重演的话,这个问题应当纳入一个紧急的战略性框架中思考。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其一,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条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再一个是我们的“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而且我们仍然害怕这些“条”管不好,再加上一个最大的“条”,把各个部门统起来,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这里只是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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