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同意张利华在其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的长期性与艰难性》的文章(刊于2002 年1月24日的《联合早报》)中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判断:中国民主化将是长期的与艰难的。但是,对文中有些说法并不以为然。拙作主要就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城里人、知识分子傲慢的偏见:农民素质低不具备施行民主政治.

      持民主不宜在农村推行的人认为,中国农村许多村民的文化程度很低,缺乏政治知识,如张文中所说的中国农民"对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词汇更感陌生"。但是,这种看法是城里人、知识分子的傲慢的偏见。事实上,实现民主的权利技术上说并不复杂,任何具有清晰的头脑与具备分辨好坏的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够正确地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农民中识字率低与政治知识的缺乏并不构成推行乡村民主化的重要障碍。绝大多数村民不仅能够行使其民主权利,而且对些很有热情。政治文化并不构成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的一个障碍。我们不妨来想想所谓素质要比农民高得多的城里人、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民主之权利。在城市有多少人能认真地对待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要说在中国有象样的民主,真的还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此外,我们要问的是农民素质低是如何造成的?难道天生不成?农民素质底无非是由于受教育的机会缺乏所造成的,而这是中国社会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农村的结果,责任不在农民而是在政府,在城里人与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是构成中国政府人员的主体。

      二、中国农民对民主选举缺乏兴趣不是真的

      说中国农民对政治民主、对选举不感兴趣,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农民当然对那些大而空的政治没有兴趣。而民主无非是一种提供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的渠道而已。农民清楚自己的利益之所在。现在中国农村进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是中国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领域。村民选举关系到农民自治的利益问题,他们当然关注。的确,有些农民对选举、对参与政治是没有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缺乏热情?这需要作分析,而不是想当然的就以为中国农民素质低,对政治不懂,所以参与意识低,对民主选举没有兴趣。农民对村民选举没有兴趣有几种情况。一是在村民选举实行的初期,不少村民认为,选举只是浪费时间,表现出冷漠或消极地对待选举。农民这种态度与他们对政府是否真心让他们民主选举村级领导人有关系。农民本来就不是很高的期望与他们能得到的有限的实际成果之间的差距造成在有些农民中的失望、冷漠情绪的产生与开始扩散开来。二是村庄缺乏基本的共同利益,如没有集体经济,或者集体资产很少,选举与村民的利益没有什么大的关联。农民选择不关心政治的行为是理性的。三是选举被乡镇政府或能人或村中的恶势力等操纵,农民则以他们能够表现方式如冷漠,消极地对待民主选举,而这不是农民有没有兴趣的问题了。总体上说,农民是越来越重视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对政治参与是有兴趣的,也是认真的。我们曾经对浙江等地农村所做的多次实地调查表明,农民是重视手中的选票的,他们对选举是很关注的。比如2000年福州市所辖的农村进行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有些农民手中拿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福建省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规定,对照着选举的每一个过程。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治参与与村民利益是否以及多大的相关性,二是民主选举是形式的还有具有实质意义的。

      三、村干部的素质与制度建设

      在中国,人的因素是重要的。张在文章中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与根据的:" 有好素质的村长、村委会委员,农民的利益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若是村长和村委会委员素质较差,或者出现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就更难得到保障了。"人的素质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中国政府曾经将村民自治制度概括为" 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不能否认由于有些村干部素质差、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而使村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但是,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民主选举之实践,不少农民学会了"艺术"地运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能够理性地选择村干部。另一方面,在民主选举程序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的就是候选人提名方式的变化,尤其是罢免程序的出现。罢免是保证正式选举结果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村民不可缺少的民主自治权力。罢免对于中国乡村民主化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农民自己来选择自己的"村官"这在历史上已属于破天荒之举了,现在他们又可以将不称职或不信任尤其腐败的村干部罢免掉,则更是史无前例了,在过去,不要说传统的乡村社会,就是人民公社时期乃至改革初期,农民将干部撤换掉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不乏?quot;民告官"的事例,但是能够赢得官司的则是极少数,而"民罢官"则恐怕旷古未闻。而在民主决策与监督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主要体现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与运作。村民代表会议尽管出现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其历史则不长。从我自己的调查经验来看,1998 年我们在浙江各地做实地调查时,所调查的村不少还没有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即使有也是刚建立不久。1998年11月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浙江各地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较快,而已建立了的村其制度也日趋于健全。浙江省到1999年10月,全省 43000个村,已有41200个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占总数的96.5%。我们在 2000 年与 2001 年对浙江与福建所作的调查情况表明,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当多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已经成为村里的真正决策机构了,而村级领导在决策过程中也注重与运用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制度将"为民作主"改变为"以民作主"的民主方式。制度建设对中国乡村民主化特别重要。

      四、知识分子与中国乡村民主化

      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对中国乡村民主化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说推进中国农村民主的是各级政府的治理精英( governing elite) 与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边缘化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高谈民主,但对村民选举与乡村民主不屑一顾,不愿意或者更确切说不善于进行具体的操作,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就败北而终。哪么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如何对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作用?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作用何在?在中国乡村民主政治中,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的作用在于:第一,扮演批评者角色。这一点很重要。它是由知识分子本身的特质决定的。第二,发现经验背后的一般性或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对民主政治的诸种理念进行分析,这有助于政策的推广。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增强草根阶层(grassroots)的民主意识,如何与草根阶层相结合,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 责任编辑:h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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