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期的农村转型前景是什么?农村发展的现实目标体系应该是什么?为实现农村发展目标农民是否需要组织起来,为实现目标进行共同努力?中国农村发展目标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条件下,是否就足以实现?如果必须走出传统的“一盘散沙”,而同时又没有西方现成道路的实现条件,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将出路何在?有没有“中国式道路”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与必然性?

     

    一、目前农民进城的现状

     

    根据统计资料估计,中国农村人口进城的数量大约占总人口数量的6%左右,这个数据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个资料数据,在严格意义上,只能说是体现改变居住地的农民数量,或者改变了主要谋生方式的农民数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实现比例。由于工业化道路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采取了排斥政策,这些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法真正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他们也只能说是“离乡不离土”,特别典型的是在沿海的“打工一族”,就是在“外面的世界没有家”的一族,甚至是在打工10余年,也仍然无法在外面找到安身立命的机会。

     

    从宏观的结果上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内部深层次原因是中国近20年来工业化进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边缘化的工业化进程,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国工业的“剪刀差”成为西方国家的廉价产品(向西方消费者让利)和跨国公司的利润,中国的工业部门并没有取得“剪刀差”和足够的积累。没有取得足够“剪刀差”的工业化,不仅投资者无法实现在行业扩展中快速积累和发展,国家也没有税收(对出口产品实行免税和退税)进行相应的市政建设,企业也不能给工人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条件。因此没有剪刀差的工业化,就不能够在发展进程中体现额外的优势,具体地说就是边缘化的工业化不能带来现代化。

     

    中国在1980年代以来的边缘化的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另一个奇特景观,这就是极为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这是因为中国工业老是在外生积累基础上扩大行业规模,无法通过资金快速积累来实现行业的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工业成长长期依赖外生新投资来扩展行业规模,在产业扩展中就表现为各地各部门的重复建设和布点。而八十年代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工业扩张过程,由于脱离了中国的资源现实和绝大多数人口的现实消费水平,产品在市场上没有能够顺利走完市场寿命周期就迅速丧失市场,导致投资无法收回,这一波投资“洋跃进”都是在“拨改贷”之后进行的,最后都变成今天的银行呆帐,有人把1980年代的外生积累依赖工业扩张过程,通俗地总结为“吃完财政吃银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已经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当时的主要落后原因,是因为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大规模进行战备建设的结果;同时当时也比较注意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所以当时的工业和城市建设投资,对拉动城市就业的效果,就远远不如今天城市扩充的“摊大饼”模式,当时执行的重工业优先战略与今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成长,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换言之,就是当时每吸收单位个人就业的投资(包括工业设施投资和市政设施建设)远远大于今天。

     

    二、中国农业工业化的可能性

     

    除了美国式道路之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都是:工业化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城---农村人口减少---土地集中---在政府帮助下实现机械化和农场化经营,农业就这样实现了工业化经营。美国式道路的实现前提条件是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多,中国刚刚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实际上今天许多人都一相情愿地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进城,来实现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转换,但是目前的结果远远谈不到理想,工商业的发展缓慢,加上改革之后内外资企业,都广泛采用西方劳动力节约型的“先进进口”技术,工商业发展对吸纳城市人口就业都是非常不充分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就更小。

     

    中国第三世界地位决定了也无法把资源负担和环境负担向外转嫁,中国边缘化的工业技术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无法依靠垄断利润来建立自己资源输入地位,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决定了中国没有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实现全面工业化的前景,因此中国全面城市化前景也是不乐观的。中国农业不仅走不通美国式道路,看来欧洲式道路也一样没有现实条件。因此非常可能的前景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将仍然居住在农村,也无法实现工业化经营,多数人依靠农业而且主要是依靠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种植业来维持生计,在这样的前景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前景和目标是什么?国家需要或者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来扶持农业以改善农民的处境?需要农民自身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来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为此农民将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适应性的乡村治理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特征?

     

    三、农村贫困化与土地报酬递减问题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条件。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针,就无疑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并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这一切都会引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减少农业的净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最后结果是减少农民的纯收入。在分田到户之后再绝对强调所谓市场经济规则,就是要求由农民独立承担这个土地报酬递减的后果,这就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而且没有缓解与解决之道,最后结果是通过市场教条“体制化”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边缘化。

     

    社会上的优势阶层即使碰到资源报酬递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负担进行转嫁,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市场工业品价格上升或者是财政转移,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上通过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尽可能缩小富裕阶层的人数。中国的石化产品价格和钢铁产品价格,长期高于世界市场,能够体现这些产品在开采加工过程成本高于国际市场的现实,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有能力通过市场转嫁资源报酬递减所产生的成本,而农业和农民则不能。

     

    这一问题的产生,是整个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这一片栖息地之间的总体矛盾造成的,没有理由让农民独立承担,因此这一部分的成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各个行业分摊,或者通过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回馈给农民。例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帮助农村发展秸杆还田技术或者发展沼气技术,并帮助农民把最繁重的、易于实现机械化的体力劳动进行替代。

     

    四、民主化村级治理中的两种常见的“压力集团”

     

    上级政府在民主化村治问题上,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角色,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总是扮演“利益撮取者”的角色在行动,是典型的利益集团行为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行为,相反与纯粹的“自组织行为”倒是十分符合,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政治权力是被按照集团利益来利用的。最明显地体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地方政府就是公然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直接对立的,而不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底层执行人角色的。农民认为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催粮派款,刮宫流产”,其中刮宫流产是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了国家政务部分职能。

     

    另一种最常见的压力集团是财政利益的分赃者,各种政府工程的承包人,各种专业种植(如烤烟)行为的幕后推动者,这些人推动政府作为或者是不作为都是基于职业利益。这一种是资本和政权的结合模式下的利益集团,政府部门的个别负责人成为“工程爱好者”,则是因为上级政权对下级的管理考核目标体系失误造成的,以至于容易找到有可乘之机。

     

    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相反,那些在财政分配中受到损害的群体,其行为模式也不是积极地寻求反向对策---制止或者减少对己方不利的财政行为,而是转而推动那些对己方有利的财政分配行为发生和增加。

     

    中国的民主化村级治理过程中,村级政权机构面临的最常见的两种利益联盟组成的“压力集团”是:上级政府官员集团和财政工程承包人集团,这两个压力集团都把行政权力作为利益实现的后盾。在这两个利益集团的行为中,通常使用的“行政”手段,还包括向村级政权里的个人进行利益回馈(如完成收款任务的分成)和利益剥夺(完不成任务则处罚或者罢职),在这样的强势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村级政权即使是民选的也无法真正对村民负责,关键在于村民不能够在组织程度比上级政府更为严密,也不能保持比上级政府更为积极有效的活动能力。这与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作用机理是一致的,在实际中村民也普遍持有深沉的无力感,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无组织的多数不能够胜过有组织的少数,即使没有政治权力的砝码作用。在现实中,政府的组织程度一定会远远超过农民的组织程度,而且无论是在人力资源还是在物力资源方面,政府都具有绝对优势。民主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权力,政治权力最后必定都要归依到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为基础,民主迷信就在于宣称无组织的多数能够战胜有组织的少数,若果真如此,世界将不存在有任何一支土匪或黑社会组织了。

     

    五、自组织的前提与决策中的风险因素分析

     

    1、  自组织与外生型组织如何可能

     

    在中国长系列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农村的自组织形态极为不发达,也不完备。宗族组织实际上和乡绅势力的某种结合,替代地方政权神经末梢的真空。传统意味着什么?有没有除了“不觉悟”和“不开化”之外的东西?

     

    自组织是否可以凭空产生,是否需要资源支持,是否需要稳定的利益目标诱导?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农会”,如果没有“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的目标和功能,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解放后农会消失转化为农村基层政权机构,有没有自组织失去现实存在理由方面的原因?还是仅仅因为政府政策变化的纯人为因素所致?今天农民为什么对自组织具有深沉的无力感,无组织的多数能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农民的组织程度是否可能胜过政府的组织程度?发生在“哀兵奋起”这样的非常时期的强大农民起义组织,有没有可能经常化?从而有利于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和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建立。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外生型组织的意义何在?1940年代初期陕北困难时期,在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变工队,与后来的人民公社关系如何?毛泽东明知道农民喜欢分田,为什么还要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仅仅是因为喜欢“一大二公”,还是因为农业的现代发展必须改变家庭经营方式?生产型乡村管理组织的意义,有没有管理柔化的前景?分田后乡村机构有没有管理硬化的必然性,乡村政权黑社会化的必要和可能。农民在分田之后克服困难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下降,产生何种后果?免于匮乏和免于忧惧是否都具有重要性?除了人均粮食增加之外,减少忧惧要不要成为一个发展目标和评价尺度?

     

    2、  农民的决策和在决策中的农民

     

    农民常年受艰苦劳动的洗礼,意志力量长期受到锤炼能够大于欲望强度,多数农民能够免于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束缚,因此能够较好地服从道德律令和传统规则的指引。这一点特别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经常提到“劳动大学”是知识的另外一半,和书本知识同样重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指在艰苦的劳动中个人意志得到锻炼,从而个人意志的力量能够大于欲望的强度,人就能够轻易摆脱自身欲望的主宰和束缚,并不勉强地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这对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来说,这无疑能够提供一个宽广的视野和胸怀,避免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掺杂在其中,如古人所言“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才能真正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和“文以载道”的治学精神。对于知识精英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能够自觉而不勉强地作到不漠视弱势阶层的正当利益,更不能不敌视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整体协调,这也是道德教化能够起作用的前提和保证,毛泽东时代极其强调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也是这个意思:精英阶层要主动与弱势阶层进行协调,在社会协调和社会整合过程中精英阶层担负第一责任。

     

    农民就个人而言能够摆脱精英主义的束缚,在理论上是增加了可协调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易于实现“自组织”。由于农业利益具有生存保障的特点,而且没有利益精确重现的可能,难以精确度量,因此不容易实现利益协调和输送。农业投资的收益确定性和保证程度均差,与农业收获一样,经常性受到天候和其它难以控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共同投资决策困难。农业利益受田埂、畦沟的明确划分,利益界线明白无误,农民能够轻易做到不觊觎邻居家的庄稼,但是也难以接受例外性的非常规的利益输送。总而言之,在农民中间进行经济协调和输送是比较困难的,与农民的习惯法不相符合,经济规则在农民中比较不受尊重,在组织管理中运用利益杠杆无疑是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在人均经济福利仅仅足以维持最低生存时,实际上连经济杠杆都无法运用,因为不能进行生存条件剥夺所以需要平均主义。而在农民之间在主要利益关系被自然界线(田埂、畦沟)明确划分之后,在次要问题上相互让步则习以为常,由于不涉及根本利益纠结,因此各种形式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农民个人的行为调整和规范中作用都比较突出。农民既服从舆论的规约又拒绝组织管理,与农民具有足够的受到艰苦劳动锻炼的意志力量有关,同时又决定于农业利益的特殊性。

     

    在决策学中有一个“生存度”的概念,用以表述个人在决策中谨慎程度,是与决策事件的风险(可能损失)占个人可支配资源的比重成正比。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一般要受到“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决定性制约,在这种方式下,所有的风险都要尽量避免,所有的开支都要尽量节约,并尽力争取可能多的收获,否则将有可能产生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风险,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最高风险---即生存风险。对于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基于不确定性等于成本的理由,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之下,是需要持绝对谨慎态度的,换言之这也是一种生存度很高的决策。由于农业收获受到自然天候条件的决定性制约,不受人为手段的调控,难以有准确的预期,是一种典型的“不可管理的风险”,即使在工商业机构中,对于不可管理的风险也是要极力予以避免的。因此各种农业投资和耕作方式改进,既是一种“不可管理风险”,同时又是一种生存度很高而必须谨慎对待的决策,因此农民的决策模式要受到这两种决定性因素的制约,趋向极端保守和过分稳健。

     

    由于在组织中强行出头与官府相抗衡,结果有可能招致官府报复的组织行为,由于其风险大而且无法精确评估,又有个人无法控制的特点,也属于一种典型的“不可管理风险”。因此农民进行自组织就面临着组织人才匮乏的问题,同时在组织中进行管理,又不能得到很有力的支持和认同。因为基于“低成本运营方式”的习惯性约束,在生存度很高的最保守的决策模式之下,对组织中成员进行利益协调和输送是极为困难的,换言之,就是组织中最后排除了可以运用的有效管理手段---经济资源按照组织目标进行重新分配。这两者的强大影响大概是中国传统社会,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稳定的农民组织的最根本原因,实际上在海外的以传统农业为基本经济基础的社会中,也没有产生过真正的农民的“自组织”。

     

    3、  在传统和现实中的中国农村组织状况

     

    虽然农民绝大多数能够对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具备免疫力,在理论上是比较好协调的一个群体;但是由于农业生产频繁遭遇生存度极高的决策和不可管理的风险,农民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接受利益协调和组织管理的。从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农民在通常情况下都不在正式的自组织之中。大致上可以认定中国农民的组织程度,是与农业和农村状况背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不仅中国如此,实际上西方社会在传统农业时代,也没有存在过稳定的农民“自组织”。农民自组织仅见于大革命时期的农会,这与工业组织形成原因类似---基于利益撮取(分田分地、减租减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组织起来,向精英阶层争取生存的权利,这确实需要揭竿而起,虽然这个决策的生存度一样非常高,但是精英阶层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他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生存度也不会再继续恶化了,这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兵必胜”“民不畏死”“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实际上国家政治组织,也是基于精英阶层维护社会分化和优势地位,以便稳定地、长期地向社会撮取利益的一个利益保障组织和机制。而现代西方各类组织,也都是基于利益撮取基础而形成并完善的。没有不基于利益撮取的自组织,因此农民若需要进行组织协作,分工互助,基于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进步的组织,也许必定是一种外生型组织,这种组织和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大概只能在强化舆论监督、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认同感等方面去下工夫。

     

    农民多数对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具有免疫力,无疑为外生型组织成立和运行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而毛泽东时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无疑就是一种外生型组织。当时在极力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以此开辟一个有效的在管理机构和农民之间的交流窗口,并在降低管理成本方面取得了无可置疑的伟大成绩。

     

    同时在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以改善农业基本条件,普遍推广新品种和新的耕作方式,在给农民以物质保障方面的努力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以自给自足方式办理普及教育和合作医疗;借集体经济推行“五保”制度,给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在扩大基本经济单位的同时,无疑可以抵御单个农户比较难以克服的风险和困难,以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在毛泽东时代晚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解决农民的繁重体力劳动问题,推广机械的速度还是可观的,在分田之前,笔者的生产队已经有两台脱粒机,两台水泵,一台柴油机,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农忙季节,大队的柴油机还在各个小队进行轮流帮助做抗旱工作等,这个过程在分田之后不仅嘎然而止,而且还发生根本性的趋势逆转。毛泽东时代在根本改善农民生存条件的努力,增进农民的人均物质福利,通过集体的力量使农民免于忧惧的困境,这两个方面无疑都是受到农民广泛拥护的组织目标,是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降低管理成本的关键措施。

     

    毛泽东时代所有最主要的关注方向无疑都在于:让农民免于匮乏和免于忧惧,这不仅是增强认同感实现管理柔化的关键,也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体力劳动特别繁重而且收获少而不稳定,一直是中国农民在两千多年来所一直面临的两个最主要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农民对毛泽东本人和对那个时代的感情。这大概是精英主义者所无法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的,受外生型组织管理是明白无误地违背农民的意愿的,他们也正是就这个问题进行发挥,借以拉农民当同盟军来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但是农民却反过来衷心拥护毛泽东,表现得与精英主义者完全不同,精英主义者假装吃了一闷棍表示不理解。其实这种区别不仅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毛泽东时代农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受到真诚关照的,两千多年来农民最切实的两大忧患正在被认真对待,而且也是具有解决前景的,这一点农民已经看到了而且都非常清楚和笃定;而精英主义者却是真的在毛泽东时代,寻寻觅觅找不到可以建立优势地位的机会,这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精英主义者也是洞若观火。

     

    迫切需要清楚的是:在没有“美国式道路”的成功前提、没有欧洲工业化前景的条件下,在农民不能大规模转移进城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前景和农业现实道路的要点和难点是什么?“中国式道路”的大概轮廓将如何划定?否认现实并主观认定西方道路的唯一性,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迷雾,也是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强大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认识障碍。认识和研究“中国式道路”,不是好高务远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精英主义和丛林法则在人地关系恶化的现实下,必然在中国率先破产的结果,是一种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不得已前提下,必须抛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无奈的现实选择。

     

    六、乡村管理的柔化与硬化

     

    1、  管理柔化在于认同感的建立

     

    认同感强烈的态势下,管理就一定是柔性管理,而不论管理的目标和手段为何;相反没有认同感的管理,一定是硬性管理。管理下认同感的产生,既有源于管理对象对物质福利增加的考量,也有非物质利益的影响,免于忧惧和免于匮乏是同样重要的。

     

    葛兰西提到的“强制+同意”“统治+领导权”,就是西方内部阶级矛盾缓和、国家管理柔化的结果。这是工业革命深化,欧洲成为世界工业产品的供应中心,撮取全世界的剪刀差,社会上因此产生“涓滴效应”,社会财富从金字塔的顶端向下溢流,中产阶级数量和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广泛起作用的结果。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已经被资产阶级同化,也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这其实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背景,也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灭亡迟迟没有兑现的主要原因。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产业技术分工和国际贸易,把人与人的紧张关系转嫁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上,把中心地区的矛盾向外围地区转嫁,最后矛盾在外围地区积累引发了落后国家的革命。西方国家是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是以人地关系恶化、中心与外围地区利益输送的扩大,来解决中心地区的社会矛盾的。质而言之,西方社会管理柔化的要点是“物质充裕+矛盾外嫁”,是消费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农村尤其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实现管理的柔化。

     

    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个人物质利益的膨胀解决不了人生的全部需要,何况农民能够得到的物质利益,本身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农民人口规模巨大,财政和工业的转移支付能力不可能占到重要地位,因此乡村管理的柔化,必须在充分组织农民进行发展生产上设法,换言之就是要突出生产性组织功能。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受自然因素的决定性制约,生产的增长终究不可能达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足以缓和人与人矛盾的程度,因此在农民个人生活中就更加突出了免于忧惧的重要地位。乡村治理的柔化,也需要在免于忧惧上多设法,增加农民的人均物质福利,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2、  中国乡村治理有很好的管理柔化前景

     

    在发展生产推进农民的人均福利方面,在组织农民共同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方面,还是有相当的努力空间的,因此生产性的组织功能的落实,能够为乡村治理的柔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饥荒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已经能够作到而且必须做到---部分使用机械替代最繁重的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具备基本的抵御饥荒能力,这两者尤为紧要。毛泽东时代通过集体方式扩大基本经济单位的自给水平和层次,推广新的耕作制度和实用技术,通过国家资源分配倾斜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今天农民对毛泽东时代的感情,也证明这些着眼于农民长远利益的制度安排,最终是能够得到农民拥护的,农民也是能够看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的。

     

    以下各项工作,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在目前农村通过生产性组织的推动,无疑是具备实现条件的:

     

    1)  注重秸杆还田:中国农村每年秸杆产量在5-7亿吨之间,这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资源,目前主要是用于焚烧,是最不经济的利用方式,而且还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通过养殖(如舍饲牛、羊等草食性肉用动物)利用秸杆---动物粪便---沼气生产---余料还田方式,这不仅可以减少焚烧过程产生的废气,而且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农作物品质,减少化肥的使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有人估计,如果将2亿吨秸杆进行青贮、氨化处理,即可满足4000万头牛的粗饲料。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对防止土壤流失也具有的巨大作用,研究表明,如果土壤含有机质达到2%,就能够有效抵抗雨滴的溅蚀,如果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4%,那么即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也能够自行恢复。另外的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方式是种植绿肥,由于绿肥最后要通过腐烂在水田里来起作用,这个过程产生的大量甲烷无可避免地要排入大气,有人研究认为甲烷是一种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上百倍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极大,因此种植绿肥的方式需要谨慎评估,大概必须让位于秸杆---沼气---余料还田方式。

     

    2)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中低产田改造:加强池塘、水库和渠道的减淤清淤投资,加强清淤机械研究和开发,保障中国农业灌溉设施的长期有效性,对于稳定农村和增进中国粮食安全,均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土壤改良与中低产田改造,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家庭层面上是无法进行这种投资的,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中国的中低产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9%,改造中低产田不仅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渠道,也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出路。

     

    3)  在中国由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根据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性规律,“恩格尔系数”是随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呈下降趋势的。即城市人口在支出分配上用于购买食品(即农产品)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以中国的庞大农村人口,在与少数城市人口的交易中,即使城市和工业发展速度可观,通过城乡贸易能够回馈给农村的比例,也会逐步下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强调商品农业和市场农业,是不能给绝大多数农民提供出路的,在理想状态下也只是仅仅具有个案意义,那也许能够为一小部分农民和少数地区提供出路和机会,但是绝对没有可能在全局意义上给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解决方案。1990年代城市市场禽蛋肉产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立足于“自给自足”方向来增加农民消费和人均农副产品的供应,在一个大集体内部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道路上,还是大有空间的。

     

    4)  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无法让农民在城市立足。这样城市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方式对农民有利,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而且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每单位个人需要多消耗数倍的能源,对环境也有不利影响,而农村生活人就在大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之中,不构成对环境的重大压力。

     

    5)  加山地和丘陵的生产力,种植优质速生用材林和果树。在分田到户之后,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已经找到了更经济利用山地的方式,而是因为以家庭的力量,无法看护山林,保障树木和林果收益的最终实现,而司法救济成本又太高。实际上是因为山林管理困难,所以最有效的山林利用方式被放弃。

     

    6)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要逐步进行机械化替代。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高扬程取水抗旱也是可以实现机械化的,机械脱粒曾经在1970年代实现了机械化的,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但是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

     

    7)  产品、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推广,都要求扩大基本农业经济单位的规模。如节水农业推广,降低地下水水位的“井灌井排”方式(华北农民发明的防止土地盐渍化的有效方法),技术的学习和掌握,都需要根本改变农村生产单位家庭化的现实,在集体生产单位内实现分工和协作。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没有出路,所以土地无法自然转移和集中,土地资本化和集中,必定排斥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机会,人均耕地数量不足实际上也决定了“地权平均”是一个给广大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底线,所以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扩大,必须是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方式,不能容忍把任何一个个人排斥到这个体系之外---因为这实际上就等于生存权的剥夺。

     

    3、  管理柔化的效果和保证管理柔化的有效措施

     

    1973-1974年中国农村开展全面的计划生育,措施严格,但是仍然受到农民的高度认同,不仅效果良好,而且政策的执行成本也极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取得了重大成果,197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181980年就迅速下降到了2.52.1是人口更替水平)。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不仅迅速,而且实现过程的管理成本极低,关键就在于政策目标在农民中间的认同感非常高。因为当时生产队里田地面积是固定的,人口迅速增长对人均福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加上当时实施的“五保”政策,对老而无后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同时生产队是共同劳动的,家庭缺乏壮劳力不构成一个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所以对计划生育不利的各个主要方面的忧虑,都被大大减轻了,最后只有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在起作用,这样对政策的反对作用就相对微弱,自觉性和认同感就容易确立,相应地管理柔化作用就明显,政策执行的成本就极低。

     

    毛泽东时代在社会管理中,还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措施,而且还有降低管理成本和强化低成本的反向监督手段,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和对象之间的意见交流方式,是管理柔化的可靠保证。这一措施一直被精英主义者咒骂为专制和暴政,实际上除了那些精英主义者之外还有什么人特别不愿意接受舆论监督呢?普通民众并不必然与他们看法相同。精英主义者宣扬“法律第一”,实际上意味着拒绝日常管理与监督,因为法律向来就是一种作为对例外行为进行强制纠偏的硬性管理手段,是一种日常管理失效之后的不得已的最后救济手段;同时法律作为一种司法手段,应用成本极为高昂而且缺乏及时、灵活的特点,不可能作为替代日常管理的手段。

     

    毛泽东对精英主义者的毛病一清二楚,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群众的监督是成本最低也是最有效的监督,鼓吹什么高妙的民主制衡和依法治国,实际中的执行结果就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20年精英主义者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就是这种如意的代价或者是成就。乡村债务问题、腐败问题严重到最后足以导致基层政权瘫痪,就是中国精英主义化改造成就的一个部分。

     

    4、  管理硬化会产生恶性循环

     

    管理硬化就是放弃说服教育工作,放弃认同感建设的努力,依赖简单粗暴的强制作风来执行管理职能。这本身就足以恶化干群关系,导致管理对象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下降,使得政策执行变得困难,成本上升。同时对基于利益分赃的“压力集团”作用过程和机理,农民是非常清楚的---“官官相护、鱼肉百姓”,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损害了基层政权机构的权威和形象,降低了认同感。由于“催粮派款、刮宫流产”在执行上日益困难,结果干部又更加倾向于依赖强制手段,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反过来管理机构膨胀的成本又会分摊到群众头上,进一步恶化干群关系,认同感继续下降,最后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干群关系恶化---认同感下降---管理成本上升---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改革后20年来,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的部分现状。

     

    七、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

     

    1、  走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

     

    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不能是研究蚂蚁上树的态度,要有关照意义。不能盲目标榜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漠视农民的疾苦和正当利益,走入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死胡同。

     

    现实的研究态度只有两种:一是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和“文以载道”的态度;另一种就是漠视底层民众的正当利益甚至是敌视他们的生存利益,从而得以标榜学术客观科学化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标准,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有说服力的说法”。

     

    “制度+意识形态”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西方意识形态功效卓著,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功效是建立在“资源充裕+矛盾外嫁”的现实基础之上的,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起了决定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即使在理想的状态下,也只是能够降低管理或者是统治的成本。

     

    走出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才能正确评价农民自己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传统和习惯。研究者需要自问的是:在采用欧洲中心论的“传统-现代”二元表述之后,是否切中了中国农村的现实,能否足以解释过去,能否指明未来。

     

    一切工农业生产都有规模经济问题,我们的一些名牌精英主义者宣称只有中国农业需要越分散越好,中国将依赖家庭农业来追赶现代化的潮流,这是什么样的高明逻辑。西方农业工业现代化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点的,根据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只有中国农民和农业必须走回传统,进行分散化的手工劳动和家庭经营。

     

    2、  精英主义者自身与农民极为不相同

     

    农民常年进行繁重得体力劳动,也能够自觉接受“低成本运营方式”,接受了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农民,绝大多数对消费主义就具有免疫力,从而也能够不困难不勉强地抛弃精英主义。但是根据中国精英主义者的说法,中国农民向来与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我个人就是职业农民出身,对这种说法感到非常惊奇。据说分田到户的好处是原则性的,因为农民最喜欢符合民主和自由高妙原则的那些东西,可是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们总是把安全与生存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在中国精英主义者看来,只有中国农民是例外,首先关心的不是尚未根本解决的安全与生存问题,而是要坚决地与精英主义者保持一致,第一步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这样的权利,争取本质上只属于精英们的政治分赃机会。

     

    有人指出,只要中国农民丧失拖拉机耕田的前景,就有中国精英们的小汽车;在分田到户之后农民和农业转向传统、失去未来,失去了利用拖拉机替代繁重体力劳动的前景,这才是精英主义者为此喝彩的根本原因。敌视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发展前景,今天竟然成为一种精英主义时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本身也是这种漠视甚至敌视农民正当利益的精英主义恶性发作的结果。在中国农业缺乏美国式道路成立的条件下,在中国边缘化的工业化不能带动农民进城的条件下,两条西式道路在中国都没有成功的条件,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出路何在?今天首先需要的是精英们做出象样的让步,才能够让农民有安居乐业的机会,从而才能避免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的“武器的批判”,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即使不是出于良知,即使为精英们的长远利益计,我们的精英主义者也要走出短视的自欺欺人空谈,迫切需要的是“慎终追远”和改弦更张。

     

    3、  脱离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纯粹理论假设出发,会得出极为荒谬的结论

     

    把林毅夫对中国农村研究作为一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种种言说,脱离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实有多远。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

     

    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比农业更高?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底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7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而且根据耕作方式和程序对比,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在改革之后已经明显下降,不知道林毅夫博士从“经济人假说”推导出来的“积极性决定”理论,将通过何种“隔山打牛”神功来起作用。根据统计资料,1978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折纯)884万吨,粮食产量3亿吨,198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3突破4亿吨,同年化肥使用量达到174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97%;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万吨,增加了362%,同年粮食产量达到5.1亿吨,增产70%,不知道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化肥使用量急剧增加跟粮食增产有关系没有。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只要是农民有退社的自由,就不会再有水旱灾害,从此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作用机理就比较奇妙了,笔者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这种“天人合德”是如何实现的。即使在现代气象知识产生之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根据经验得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结论。根据林氏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这完全符合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极为严重和频繁的水旱灾害,根本就没有发生的理论根据,不应该存在。这种丝毫不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对照的洋八股理论,是一种纯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完全到了睁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说假话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研究学术良知何在?能够给中国提供什么实际指导意义?除了论证精英主义制度合理之外。

     

    我们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也许需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非去农村扎根不可,是选择去大寨,还是愿意去小岗村?在自然条件方面,小岗村可是比大寨要优越得多。我们的精英主义者在午夜梦回时,最好也能够想一想:如果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要得到根本改善,农业需要取得进步,农村要发展,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要推广,是“大寨模式”能够提供更好的前进基础?还是以家庭经营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岗村模式”更有效?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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