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主流精英的说法,中国农民没有长脑瓜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前中国农民总是盲信盲从(主要体现在受毛泽东的愚弄);二是今天农民只知道怨恨、发牢骚和毫无根据地怀旧(不能认识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

     

    总之根据精英们的说法,中国农民是不知道要靠种田吃饭的,总是指望天上掉下大馅饼;根据精英们的说法,中国农民在1958年全部参加大炼钢铁不种田,就算是种田也还是不老实,昼夜不停地想着“放卫星”出风头。结果是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钢铁也没有炼成,最后大放卫星的结果是自己骗过了自己---误以为粮食会从田里自己长出来,而后来三年困难的原因是农民指望粮食自己长出来的希望落空的结果。当然精英们最后还是宽恕了农民的幼稚和无知,把责任归结于毛泽东那个暴君加蠢材,农民也是受害者---根据精英们的说法农民被饿死3000万以上。根据精英们的说法,农民的错误在于盲听盲从,有的精英还说农民也是不肯盲从的,结果是被拿着武器的民兵逼着犯错误的。

     

    一、农民有没有盲听盲从的能力

     

    虽然中国精英们言之凿凿,但是笔者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中国农民有盲听盲从的能力和意愿。毛泽东确实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决不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作用于农民的结果,在1950年代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农民对整天开会学习听不懂的文件是不胜其烦的,对共产党也不算是特别客气,把他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1990年代,笔者回老家时遇到一个亲戚,他对我说“中央又出了一个狠人(方言意即有本事)名字叫做李鹏”,当时李鹏已经是第二任总理了。说农民会自觉依据中央政策或者是毛泽东号召行事,这个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是执行非常审慎决策方式,对于新产品新技术无不尽力抵制,直到1970年代,农民还干群一心抵制使用拖拉机耕田,因为当时农村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使用拖拉机发生的费用,对于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种净损失。因为对于农民和农业来说,收获受自然条件制约,每单位土地在每个收获季节的收获都非常有限,如果不尽力避免风险和不确定性,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困境。笔者曾经做过职业农民,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无论毛泽东是何等样人哪怕是神仙,都是不可能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反复实践的审慎态度,去盲听盲从和发颠发疯的。

     

    二、毛泽东的威望从哪里来

     

    毛泽东思想虽然不足以让农民信服,农民也不大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但是毛泽东时代农民生存状况的巨大变化,人口巨大的农民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所有农民都有深切体会的。在旧时代的农民,其人生安全和基本生存需要,都没有出路,这在毛泽东时代都有了根本的改观,而且由于毛泽东在发展工业上注重人口大多数的基本需要,在旧时代最繁重的家务劳动---吃饭穿衣问题,在毛泽东时代都迅速实现了社会化,这不仅极大改善了农民的衣食条件,而且在根本上取消了大家庭制度存在的经济合理性---需要妯娌之间的分工协作来解决家庭的吃饭穿衣问题,促进了旧式大家庭制度的解体和核心家庭的形成,促进了妇女的解放。正如人们所常常说的是“事实胜于雄辩”,农民从来不是基于各种思想或者是宣传说教来做判断的,他们依据的是基本的事实。连美国的费正清都认识到了“无论毛泽东的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但是中国精英们不愿意哪怕看一眼这样的基本事实。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是在毛泽东时代,广大农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取得进步的几个基本事实。

     

    1970年代初期,全国农村有100万个大队,每个大队都已经拥有机械碾米和机械磨面机,淘汰了石碓和石磨。农民吃饭再也不必进行繁重的家务劳动了,而且由于在使用石碓石磨时,“糙米”和“熟米”在出米率上差别很大,农民往往必须吃“糙米”以节约口粮。在晚清到民国上百年间,根据老家流传的一首歌谣中说,只有在清代咸丰年间才有“一天三餐熟米饭”可吃。也许有必要说一下,笔者的老家位于大别山南麓的长江边上,水热和土壤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农业和地理专家把中国农业区域分成十等,老家是第二等,在中国是属于农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

     

    食盐也是农民的伤心话题,在国民党时期,一斤食盐的价格是两斤鸡蛋,农民吃盐是不可能按照口味来做菜的,只是聊具意思而已。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食盐在老家蕲春县的茅山港(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港口)的价格是每100斤稻谷换112两(即875克),这个时候一般的小地主都已经是吃不起盐了。在毛泽东时代,一斤食盐的价格是相当于两个鸡蛋,农民开始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决定咸和淡了。

     

    我外婆家在一个叫做徐井垸的小村子,几十户人家密集分布在一起,中间有一些天井便于采光和空气流通,这个村子的布局情况在解放前非常普遍。这样的村落布局在沿海非常必要,为了防飓风所以房屋建设需要密集一些。但是笔者的老家深居内地,完全不用担心飓风问题,这样的布局只有一个安全目的---就是为了防土匪。到1970年代的时候虽然村子已经大部分经过迁移,我去外婆家还是不敢随便走,因为不容易找到外婆家的位置。只要想一想农民要养牛、养猪、养鸡鸭等等,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村子里面的卫生和空气状况如何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才能够敞开胸怀搬进新居,新居也许不够入精英们的法眼,但是在卫生、空气和采光各个方面,无疑有非常巨大的进步。

     

    穿衣在中国农民那里也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至少到1949年,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难以解决的。笔者老家某乡15保,有十几个自然村落2000多人口,能够穿洋布衣服的人只有很少几家,农民穿衣必须自己种棉花、然后自己纺线织布染色,然后手工裁减缝制,工作量非常大。以至于农村如果嫁姑娘,亲朋好友最重要礼物是要送一匹布,新娘子有了这几十匹布做基础,才能在一个时期之内避免日夜为穿衣劳作,才有工夫去生儿育女。所以农村有一个谚语勉励青年要努力,说的是“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着嫁时衣”。到笔者能够记事的1970年代,本村还穿土布衣服的人只有几个老人了。

     

    1929年,笔者的二祖父田兴谷因为穷困无法生存去“当兵吃粮”离开老家,从此杳无音信。后来大概在1943-1944年间,在湖南西北部某地战死沙场,收到消息叫去人领二祖父的妻儿回乡。当时老家本家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湖南在什么方向,后来本家每家出一担谷,凑盘缠另外请一个人去湖南找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也没有找到她们,不知道她们后来能否“苟全性命于乱世”。最叫人难过的是由于当时都不识字,地名都没办法记确切,父辈告诉我们说地址是“上湖南宛南县”,但是这个地名没办法查到;又据说二祖父参加的是红军,但是红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很少在湖南活动,非常有可能的是在薛岳部下作战,或者是后来在陈诚的第六战区作战,这样二祖父应该是参加了国军,考虑到当时已经成家,二祖父是国军小军官的可能性比较大。等到笔者上学的时候,长辈就反复叮嘱要努力学习,如果以后出外工作要想办法找到二祖父的后人,但是到今天也仍然蔓无头绪。笔者的三祖父参加新四军,后来死于汉奸之手,这个狗汉奸名字叫做熊黄,残杀抗日军人多名,国共两军都有,后来据说去了台湾,由于内战和分裂这个汉奸竟然得以寿终正寝。真是应了老家的一句谚语,叫做“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

     

    毛泽东对农民的说服力不是靠宣传和欺骗得来的,因此大概也不可能被欺骗的精英宣传和说教所抵消。如果精英们真的认为真需要争取农民这样的“大多数”,大概精英们必须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能够给农民以起码的实惠,解决农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今天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得到的东西,慢慢地受到精英阶层的侵削趋于消失,毛泽东时代建设起来的许多水利工程,今天的农民甚至已经无法依赖它来抗旱了。关于农民生存所必须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工程,精英们再也不愿意去费心费力了,但是对于农民的刻剥却日益沉重,再笨的农民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能够相信谁,不能相信谁,哪怕精英们巧舌如簧,要骗过亿万农民也是有所不能,因为农民是长了脑瓜子的。反而是毛泽东的论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具有长远意义和宏观意义,恐怕不能说普通民众如农民在一切方面都比精英阶层聪明,但是在认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方面,确实只有大多数人的感受才是历史所需要的那种真实。

     

    当然中国农民怎么会只注重最基本的安全和生存需要问题,而不自觉及时地向马斯洛所说高需求层次发展呢?这样的“愚昧和落后”是精英们所绝对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这完全等同于是自绝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自绝于进步和现代化,是顽固是守旧和落后势力的总代表。当然在精英们需要多数以显示正义和真理何在时,中国农民就一定会自动地和精英们保持一致,精英们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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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 责任编辑:x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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