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中国知识精英而言,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上没有超过《三国演义》作者的水平,至今为止没有超脱“好坏忠奸对错”的简单对立,他们书写和认识历史基本上就是满足于罗列事实去证明某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体上就是拿着文革时期“专案组手法”在那里治学。
      
      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对待诸葛亮的评价上面,历史上基本上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认为诸葛亮是个忠臣,就算是犯了错误那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必须予以原谅。因为精英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诸葛亮的错误性质和问题,如果不原谅他,势必就导致要诸葛亮打入反面角色。要原谅诸葛亮同时又指出他的错误,需要一个认识上的高度:至少知道诸葛亮的错误何在、最好能够知道避免犯错误的方法。没有这样的高度,就明显无法正确对待诸葛亮,除了把他说成是好人之外,就要把他说成是坏人了,因为无法进行错误甑别,从而也就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只好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好坏对立层面。由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一直处于无能状态,所以虽然中国历代王朝留下极端丰富的资料,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应用,最后还成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因此只好说这些资料都是无用的,而且妖魔化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评价诸葛亮的时候,就很心平气和地指出他的错误在于不能集中使用有限的力量,而且是在《隆中对》的时候,就谋划着要分兵两处,后来实际上是分兵三处,无法使用集中有限的力量进行突破。这样诸葛亮的错误就可以定位在技术和认识方面,而不至于影响他的忠臣形象。经过毛泽东的提醒,回想起来诸葛亮也确实不够高明,在三国纷争的战乱年代,民众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能够动员起来的有限人力物力却分开使用,很显然就降低了自己一方对外的打击力量;而不能集中使用力量,显然是在目标定位上自己没有进行优先排序,首先在认识方面就有错误。
      
      毛泽东在评价李自成和黄巢的时候,说他们的问题就在于长期流动作战,不做细致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因此胜利的时候一往无前,失败的时候就土崩瓦解。在这个问题的反面,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邦,说他出身社会底层懂得普通老百姓的心理,而且他们在建设汉中根据地的时候,策略很对,张良他们在汉中组织农民生产可以实现“耕三余一”(就是种三年田多一年的口粮)的水平,这样就可以轮番征发人力物力上战场,进行不断补充,支持持久战。对于“耕三余一”,毛泽东更进一步推测是当时人均耕地比较多的缘故,因为在他195811月做这个推测的时候,中国农业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希望我这个资料不至于妨碍中国精英们论证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热情。
      
      其实这个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反复告诫大家,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了李自成和黄巢那样的长期流动作战的条件,必须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这个认识的背后,就是根据地建设优先于行军作战,落实到组织上就是刘少奇这些人要高于老军头们。这个思想其实在“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时候就有了,这个党代表的组织地位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要在军事努力之外,去寻求胜利的法宝,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是要竭力地推广到全军中间去,并在组织上予以落实。这个把群众的力量作为军队力量的源泉,本质上就是国家总动员战略,也就是韩非商鞅他们竭力要做成的事情,毛泽东是要求共产党在非执政地位上,在缺乏国家机器的系统强制作用的情况下来实现动员,并把这个作为胜利的唯一法宝,通俗地说就是要实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以政治手段去追求军事胜利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军事竞争的胜负就已经提取确定了,这个认识后来美国人都在越南把握到了,一个记者写文章说美国是以军事力量去对付越共的政治组织力量,而越共的政治动员能力又受着美国大屠杀的激励,美国在越南杀人越多,失败就越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对现实的政治和管理组织问题一窍不通,所以也就无法真正去把握并运用历史资料,并在这样丰富资料的支持下去实现真正“文化革命”或者“范式革命”,建设一种比西方历史文化过程更靠得住的逻辑叙述结构和概念体系,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不仅没有这样的高度,而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历史上知识精英们动不动就是“先王教诲”,现在的知识精英开口就是“普世价值”,表面上的“自信?”掩盖的是一种自我矮化的心态,按照毛泽东经常说的就是“象《法门寺》里的贾桂”那样,奴才做惯了“站在一边陪着说话从不想平等地坐下来”,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文化心态。那些个知识精英们偏偏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想要以此去俘虏全国民众的思想,造就他们自己的二道贩子学术地位。
      
      文革后中国知识精英发展起来的“伤痕学术”,总算有点进步,现在是先树立一个好人,然后把他的对立面说成是坏人,学会了转弯子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要不怎么办呢?总不能指望咱们的知识精英真的能够学会把握社会现实吧。笔者最近集中读了几种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甚至是什么重点教材的中国古代史,在写法上面的强烈落差和明显对比,给人以极端深刻的印象,教授们在写到他们确立的好人的时候,整个国家和社会眼看就要得救了,在写到坏人的时候,整个形势就非常绝望;在写到某个朝代的成就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片欣欣向荣,在写到社会矛盾的时候,老百姓连衣服都没有得穿,用纸做衣服。读这些人写的历史简直是象打摆子一样忽左忽右,完全无法形成完整的印象,不过这种历史倒是很好写,给好人罗列几条正面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突出其作用和效果,给坏人罗列反面资料亦然,跟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手法”如出一辙。
      
      一个文科毕业的大学生受到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教育,毕业以后很难说是加强了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恰恰相反,大学生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思想过程,抛弃已经学会的极端任意和偏执的思想方法,才能丢掉严重的“到处看不惯和严重的反社会情绪”进而完成融入社会的过程。以前有一个说法是“北大毕业的学生站在秦城监狱门口,清华毕业的学生站在中南海门口。”我看了这些高等教授们的历史杰作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奇怪了,如果他们用整整四年的时间还不能把绝大多数单纯的高中生教坏,那可真是有些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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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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