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我在网上是属于自说自话那样一种人,很少有兴趣参与论战。这一次王思睿先生的文章,确实激起了我一点兴趣,因此就王思睿先生文章中间涉及我的一些问题,做一点简单的澄清。下面引号中间引用的大段文字,都引自王思睿先生《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兼评“精英联盟”论与“反精英主义”》一文

     

    王思睿先生说“极端的意识形态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紧张,中道的意识形态则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紧张局面。在当代中国,右翼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右翼阵营中的异数,因为作为有权有势有钱的既得利益者,最佳策略是‘不争论’、‘闷声发大财’,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中国现状,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黑暗面和丑陋事实。当前极端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主要来自左派和极左派。极端意识形态中比较老式的是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较新潮的则是老田(网名)的‘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时,极左和极右这两个极端的思想派别才会联起手来。”

     

    根据王思睿先生的文章,他对“极端的意识形态”加剧“社会矛盾和紧张”非常不满,没有提一下“社会矛盾和紧张”,与那些“闷声发大财”的群体“发财”太多而且又太没有规矩的关系。王思睿先生也许懒得去思考一下:那些体现“社会矛盾和紧张”的的事件如上访、静坐与自焚,到底是由“闷声发大财”的人太过火引起的,还是因为受了“极端意识形态”的蛊惑影响才引发的。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现在作为外交官去了美国,他曾经在会议上当作许多人的面说“千万不要说工人农民苦哇,你不说他们还不知道。”按照王思睿先生的说法,只要没有“极端意识形态”,工人农民还真不知道自己苦和痛,社会倒是真的可以长治久安了。不过人们难免还是有一个疑问,工人农民多数是不怎么读书上网的,特别是中国传统时代农民几乎完全不受极端意识形态影响,但是这个“社会矛盾和紧张”关系多次发展到“揭竿而起”的程度,这又是什么人制造的呢?


    “老田说:‘在网上我一向反对精英主义,推崇毛泽东’。他把自己所反对的精英主义定义为‘利用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与生存条件,激化社会矛盾有引发革命的危险’。在这个定义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是有客观衡量尺度的,是不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则不可能有当下的、便于检验的标准,你认为我‘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我认为我‘追求长远利益最大化’,最终只有掌握权柄者才能做出裁决。这就类似于毛泽东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六条标准’了。”

     

    我倒不认为毛泽东所有的说法都好,也决不认为毛泽东的全错,按照王思睿先生的说法,好像毛泽东制订的标准一定就不能使用,这个我倒是不认同。至于说到精英主义,我使用非常频繁,而且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概念来使用的,其内涵非常清楚,王思睿先生倒没有故意去曲解,很让人欣慰。不过王思睿先生说竞争的利益最终就一定会失去了判断标准,那倒是不见得,毕竟正当的利益比不正当的利益优先,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要比少数人实现现代化的利益优先,就这个来评价一个国家的资源分配规则,即使是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也没有公开反对过。至于说到一定要由掌握权柄者来最终裁决,这个话里面倒是有部分真理,毕竟国家政权同资本相比,是更加最强有力的分配杠杆,竞争的各方都是要千方百计去掌握和控制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阶级斗争最终都表现为政治斗争,这说明一切资源分配和经济地位最终取决于谁掌握政权,王思睿先生自己导出了毛泽东“政治挂帅”的结论,不是受我宣传的结果。

     

    “老田争辩说,他的‘反精英主义’并不是针对所有精英的,只是反对‘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那一部分精英,但他在行文中常常使用全称判断。譬如说,‘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迄今为止,一切在中国知识精英中流传的民主言说,都是反民主的;一切要求自由的言说,不过是要求做奴隶主的自由,或者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要求给他们以自由地选择或者等到做奴隶的自由。’有人专门分析过老田《看一看中国精英主义者如何为推进精英主义辩护——兼评所谓宪政纪念专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为批判对象的‘中国精英主义者’与‘精英阶层’被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参见羽毛乱飞:《精英主义者的五十五宗罪——谈谈老田的帽子戏法》)”

     

    王思睿先生制造一个问题,精英主义我已经有了上面的解释,当然不是针对精英个人的。毛泽东就是一个最大的精英,而且还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又掌握空前绝后的话语权,即使对待这样一个超级精英,很显然我也没有一概否定。我批判精英主义显然就不针对毛泽东,其依据在于毛泽东摆脱了精英主义的束缚。至于其他的精英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是不是也脱离了精英主义的束缚,就不是一个理论判断问题,而且需要诉诸实践检验。如果王思睿先生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总体上是符合“经济人”预设的,那么王思睿先生在理论就不应该有什么异议了;而在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上面,王思睿先生在文章中间也在多处列举了中国精英们的壮举,因此就用不着我另行举证了,老实说我对王思睿先生在这里假装天真来追问什么是很不感冒的。

     

    “‘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与‘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火力集中在知识精英身上,后者则主要反对资本精英。‘反精英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是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主要力量。如果老田式的‘反精英主义’能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为时不远了。”

     

    至于说到把火力集中倒知识精英群体身上,这个确实没有冤枉我,我确实就是这样努力的。在这里王思睿先生用了一点小小的手腕,指我是因为知识精英把毛泽东拉下神坛因此才把矛头对准他们,有一点说我要为毛泽东报仇雪恨的意思。老实说,我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我记得在网上交代得很清楚,我在毛泽东时代是吃咸菜长大的,夏天基本上是光着脚板去上学的。而且王思睿先生与我的判断和掌握的事实完全不同,我向来不认为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真的很有能耐,甚至有主导舆论的能力,开创后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群体不过是落实更强大的政治精英群体的“非毛化意愿”而已;至于说“知识精英”把毛泽东拉下神坛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是政治决议之后才有的“泼脏水运动”,不是先有了“泼脏水运动”然后产生政治决议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至于说到要以知识精英为对象,我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认为知识精英得到得既得利益少,没有资本精英和官僚精英那么顽固,虽然许多人采取“傍大款”的言说方式过活去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想来对“帐房先生”做统一战线工作,总是要比对财主做统战工作容易些。其次,许多财主虽然坏透了但是总是在那里“闷声发大财”,一时不容易找到对话的基础,而那些靠“傍大款”过活的“吹鼓手”们,自己把靶子准备好了。不是我个人害怕风险,或者是对第三流精英(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比对第一流(掌握权力的官僚精英)、第二流的精英(掌握资本的经济精英)更讨厌,而是因为这个第三流的精英是为他们整体服务的,而是表现最为露骨,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不停地说要把“精英阶层优势力量用到极致”,即使面对雇员资本家也要描绘一个努力就会有的共同发展前景给他,官僚精英还在不停地说要代表多数人利益,只有知识精英没有任何顾忌,因此批判起来就特别方便,毕竟是知识精英而不是别的精英,更赤裸裸地体现了精英阶层的整体阶级意志――精英主义。当然我甚至还指望在他们中间产生一些效果。王思睿先生大概是尊重人权的,不会公然反对我追求一下“低投入高产出”吧!

     

    就释放社会矛盾和紧张而言,最好是追求一种冲突成本最小的方式,社会革命是成本最大的,假如真能够完成文化革命的话,那是何等幸事!与革命时期长达几十年的流血内战相比,与整个社会长期失去稳定的生产和生存条件相比,如果能够真能够找到其他的方式,足以替代周期性革命去缓和社会矛盾,那该有多好,可惜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正面例证。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件重大政治事件,笔者倒是做过一些调查,掌握了一点点资料,在文革的真实场景中间,中国当时知识精英的主流和多数,实际上是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造反派,而且不是假造反派,北大名教授季羡林还不是一个普通的造反派,是领导层成员,他参加的组织就是认为聂元梓她们还“不够革命”“不够造反”而成立的,他们是更革命的,他的造反组织成立时,陈伯达亲自到会祝贺。如果没有知识精英和中央文革的结盟,文革根本就不可能开展起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文革中间,不仅是排头兵而且始终是一股核心力量。虽然后来季羡林写文章批判文革,那不过是因为这样做这样说能够得到好处而已,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知识精英的生存方式就是跟官僚精英和资本精英保持一致的,否则就无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对文革真正感到后怕和极端反感的,只有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些人,这其实也不奇怪,文革的矛头就是直接指向他们的。王思睿先生在这里不失时机地控诉一下文革,也不过是为了和官僚精英群体保持一致而已,这样就显得特别有力量。

     

    “主张右翼权威主义的康晓光和主张左翼专政主义的老田,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和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康晓光不信任现在鼓吹自由民主的知识精英,但不能不信赖他的未来设计中的那些遵循孔孟仁政的政治精英。老田则完全不相信任何精英阶层,只相信鄙视精英并把精英玩弄于掌心的毛泽东式的寡头。”

     

    “‘反精英主义’者则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争夺生存空间的认识,对知识精英根本不抱希望,在其看来,只有出现毛泽东那样强悍与果敢的‘精英杀手’,抑制精英的欲望乃至消灭一部分精英,普通民众才有生路。因为从生命意义或社会意义上消灭一个精英就可以养活一个以上乃至十几个几十个平民。”

     

    我实际上是两者都不相信。今天那些鼓吹民主宪政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原因在最后再来讲。我不相信理论而只相信事实,事实告诉我中国的精英阶层是真正的“经济人”,他们确实在为了利益最大化而竭尽全力,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话语权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服务。如果我的判断错了,我将十分高兴,因为那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非常不幸的是,王思睿先生在事实判断上看来和我的区别不大,他所列举的社会事实不能说是叫人乐观的。

     

    孟子说尧舜与人同,有为者亦若是。毛泽东不是什么寡头,只是精英阶层中间极端难得一见的、真正具有远见和良知的人,因为他利用在革命时代造就了自己稳固的政治地位,因此得以在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发挥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就正如王明所说能够“长期逼迫80%的干部做检讨”。毛泽东不是什么“精英杀手”,而是时刻提醒精英阶层不要去自杀,要精英们时刻记住抛弃多数人利益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历史已经反复回答过了,我们只要不是特别健忘,就一定还记得那些“天街踏尽公卿骨”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惨痛教训。孔夫子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就是要那些精英阶层不要利用优势走极端的,要时刻想一想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的长远后果。《论语》里面还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意思是说精英阶层如何对待老百姓,反过来精英阶层将要受到老百姓什么样的对待,毛泽东的翻译最准确――“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是因为反抗总是跟着压迫而来,所以最好不要压迫得太过火,这样固然使得精英阶层在一时无法称心如意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最终将可以避免人头落地那样的惨痛后果。这不是什么“精英杀手”,而是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强制拖住精英们,要他们不要走上自杀之路。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叙述中间,有几个隐含的前提要提出来,他们实际上已经认定:

    第一、   在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

    第二、   社会矛盾和紧张是精英阶层走极端制造的;

    第三、   平民阶层没有低成本的制约精英阶层的方式存在。

     

    孔夫子和毛泽东他们追求的合作路线,都可以用“中庸”来命名,实质还是要在精英阶层内部实现变革,最好是精英阶层主动不走极端,这是唯一的成本最低的矛盾解决方式。不同的是,孔夫子要求精英阶层通过增进自己的修养水准,意志的力量大幅度成长足以抑制欲望的膨胀,从而轻易做到不去走极端,这是一种“自觉中庸”路线;而毛泽东则发现精英阶层根本无法实现自我制约,因此要老百姓出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意志,目的是精英阶层知道有所戒惧,这是一条“强制中庸”路线。

     

    王思睿先生号称“追求合作主义”,我不知道他要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这个合作的起点和基础在哪里。中国人从孔孟到毛泽东都是追求合作的,合作刚刚好是竞争的对立面,要合作就意味着排斥优势地位的极端运用,换言之,精英阶层掌握的各种优势地位是不容许进行竞争性运用的。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破坏合作、使合作进行不下去导致分裂的,都是精英阶层走极端行为引发的后果,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以旧精英阶层的被消灭而告终,孔孟的说法确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老田式的‘反精英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历史悲观论的新变种。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相信知识分子可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与工农相结合,为人民服务,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其实孔夫子就不是那么乐观,所以他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精英阶层走极端带来的强制社会调整过程的成本太大,在残酷的改产换代战争中间老百姓付出的生命财产代价过于沉重,因此才寄希望于在精英阶层内部去解决问题。不是因为头脑糊涂,比王思睿先生更不高明,而是因为头脑过于清醒,看到了后果之可怕,才对那些没有太大希望的事情寄予希望,因为除此之外,就找不到低成本的社会调整方式。其实,即便是文化革命完成了,知识精英真的不站在官僚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一边,而是完全站在平民阶层一边,话语权完全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来行使,又真能够对精英阶层整体形成有效的制约吗?我看也未必。但是面对最后的可怕后果,总还是要做些有益的努力工作,去避免最坏的后果到来,或者适当延长这样成本高昂的清算周期。恐怕是王思睿先生自己有些幻想,所以认为别人也跟你一样,就我所知,至少孔夫子和毛泽东,包括我本人,是从来没有这种幻想的。至于海外的民粹主义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得老实承认自己不懂,也不想懂,我的兴趣始终集中在关注中华民族自己的问题与处境上,这一点王思睿先生最好不要有所混淆。

     

    “老田说:实际上毛泽东就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产物,根据老毛的钦定接班人林彪的说法:老毛是‘假马列之名、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的。老毛的感召力不是马列,而是呼应先秦民本主义而产生的‘纯平民主义’。中华文化道德主义与西方丛林法则之异,中华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思想遗产与西方精英主义的分野,正如水火之不同,没有多少可以调和的余地。”

     

    政治权力、资本和话语权在一个社会中间是最强有力的力量,从宏观看下去,任何一个社会得阶层分化都是这三者共同决定得;从微观看过来,每一个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是由个人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来决定的。按照最强有力的资源掌握方面带来的区别,我个人同意精英阶层内部可以划分出三者不同的精英群体:政治精英或者官僚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这三种人中间,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经济精英掌握资本或者生产资料,知识精英掌握话语权。从历史与现实看,这三种精英的多数都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他们都是要走极端的。但是操作上人们对政治精英寄予的希望多一些,一是因为政治权力在三者之间最为强大,第二是因为政治权力最有实现为多数人利益和长远利益作想,即便是历史是如此不乐观。我说的“纯平民主义”之“纯”,以及王思睿先生批判的“专政”之“专”,实际上就是希望政治权力能够摆脱与精英阶层的结盟关系,实现真正的“权力公有”,为多数人利益考虑,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政治挂帅”和“为人民服务”的根由,与“民本主义”(就是平民本位主义)相对照的是“精英本位主义”。当然毛泽东自己并不那么乐观,他说“林彪之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无非是他看到了在中国这样的穷国,虽然实现了公有制,生产资料占有不再作为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资源,但是由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存在,多数份额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仍然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这样带来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依然存在,和中国精英群体掌握的优势相比,中国的老百姓仍然找不到有效的反向制约手段。

     

    许多人实际上就是要给老百姓一张选票,而且仅仅就是一张选票而已,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给老百姓。这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一人一张选票仍然是解决不了“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难题的,精英阶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依然要起作用,虽然老百姓不可能从“票决”中间获得什么,但是周期性的“票决”却能够追认精英阶层政治垄断的合法性。

     

    欧美日的政治民主和法制都是相对有效的,这个有效不是制度决定的,而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因为这些国家的阶层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社会阶层分布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而除了西方国家之外,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基本上都是无效的,而且在二十世纪西方国家社会阶层结构成为“纺锤型”之前,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也一样是无效的。西方民主的有效性不在制度,而在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西方国家的政治可以说一种“竞争-均衡”的政治,当然这种均衡并不是那么可靠的,精英阶层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对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他们的精英阶层相对平民阶层的优势要小得多。

     

    王思睿先生没有认真对待“精英联盟”的问题,虽然他以此作为文章题目,中国历代王朝的“精英联盟”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阶层的“勾结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则,有组织的少数能够压倒无组织的多数,组织程度越高其优势就越明显,因此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力量越发上涨,最后有能力剥夺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王思睿先生也没有认真对待“反精英主义”的问题,精英主义是作为精英阶层要把优势落实到资源分配领域的一种强烈意愿和政策取向而存在的,在中国主要是由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来表述的;至于反精英主义如何进行,王思睿先生没有展开,只是充分表述了自己多么喜欢宪政和民主,至于他喜欢的那些东西在遭遇到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精英联盟和精英主义会怎么样呢?王思睿先生也没有进入具体分析。除了网络上常见的“民主法西斯”和“自由党卫队”之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政治学者,都承认民主有效的前提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中产阶级化”,或者换句话说是要求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我一贯认为在鼓吹民主的人士中间只有两种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其中骗子知道民主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力量对比均衡,而傻子是不知道的。因为对王思睿先生实在是缺乏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骗子还是傻子。

     

    王思睿先生主张合作,但是反对中华文化中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主张的这样一种合作――精英阶层不要走极端;王思睿先生主张竞争,但是在中国特定的阶层力量对比极端不均衡条件的竞争后果如何,却隐而不论。王思睿先生似乎很自信,这种自信即使面对几千年的悲观历史和历代先贤的智慧,王思睿先生也仍然自信,我不知道他这么自信的依据何在。从历史和现实看,问题总是出在多数人没有低成本的有效手段去制约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或者精英阶层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所具有力量对比方面的优势难以被抵消,问题不是出在制度上或者体制上,而是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体制都难以填平力量对比上的鸿沟,而在王思睿先生的文章中间是找不到这个自信依据的,连起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都完全没有把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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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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