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程漱兰教授的《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作者:老田

     

    首发: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该书篇幅达60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新版将很快问世,是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重点教材之一。

     

    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用六章的篇幅,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分田之前的集体农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农业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作者把农业政策决策机制,始终放在“国家必须要快速完成工业化”的这一历史主题下来进行阐释,这与那些把政策作为领导者个人喜好和想象的解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这样的处理,确实是遵循了新中国建设过程的主线,因而具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量,特别是作者把这样一个农业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结合大量当时的文献进行参照解读,不仅能够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农业发展政策框架,而且把当时的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把决策者和执行者面临的问题、困难和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一同提供给读者,把非常真实的问题视野带给人们,从而具有非常强大的启示意义。

     

    作者始终抓住特定条件下,中国农业要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剩余这一大前提,再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去考虑农村内部管理的问题和处置方法,同时作者没有局限于一些主流舆论的束缚,把决策说成是决定一切的,而是真实地把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责任与问题进行区别对待,从而就有了更多的真实感。而一些主流的宣传则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共产党内政策执行者完全没有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下级只是上级的驯服工具。书中提供了细致的材料,也许有助于人们纠正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看法:新中国共产党干部是铁板一块。

     

    作者指出,在工业化时代的早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靠农业提供积累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途径。只要是肯定工业化的前景,那么由国家出面系统地剥夺农民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一个帮助人们理解反右斗争的框架“第一种阶级斗争”(是否肯定国家为实现工业化而提取农民的有限剩余),并以此去理解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执。同时对农业剩余的提取,也使得农村的管理手段选择没有多少空间,作者指出“硬国家”是工业化所必须,而剩余被大量提取就给乡村管理者留下的操作空间更小。集体化使得管理者有了更多的提取剩余的机会和权力,但是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接受的,甚至足以威胁国家提取农民剩余支持工业化的努力本身,因此采取相应手段去制约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意志就成为必须,这被作者称为“第二种阶级斗争”(管理者依仗扩张后的强大政治权力去提取农民已经很少的剩余),作者还把这个去指导人们理解群众运动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过程。作者还提醒人们注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不是在1962年而是1960年,针对的不是传统的剥削阶级和农民中间的“单干倾向”,而是针对干部侵占农民剩余的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从此开始,其针对对象、斗争手法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具有一致性,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作者指出,这在逻辑上既不是发疯,也不是无事生非,而是有限剩余强制提取之后的管理问题要害所在。这样作者就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叙述的有机结合,去掉了“非毛化舆论”把新中国政治说成是与国家发展过程无关,全部归结到“好人与坏人”“权力斗争与反权力斗争”“空想家与务实派”的简单套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者在书中更指出,快速工业化必然要建立在提取农民剩余的基础之上,这一政策虽然在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发生过小小的分歧和争执,但是在党内高层却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不同意见。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作化速度方面的差别,而邓子恢作为执行部门的首脑,更多地强调执行方面的实际困难。

     

    对于提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手段是在农村建立集体组织的形式,作者对合作化和集体化作出了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区分,并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实现合作化或者集体化的路径,作者提出大量的材料。在提取农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方面,共产党高层都是肯定的,在方法上也没有异议,区别仅仅在于进度上。在这个方面作者批评了那些不看实际的人,“在今天,真正的反人权和非人道的,既有以正确的强制掩饰错误的强制,以过去必要的强制掩饰今天不必要的强制;也有以反对错误的强制来反对正确的强制,以今天不须强制否定过去的必要强制。这些,都是让强制永久化的做法,让普遍的强制这种仅仅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的现象继续下去。”“正是毛泽东为新中国成功地实施并完成了正确的两步暴力或强制,今天的中国才得以进入靠人们自身的利益动因良性运行的新阶段。”(P48-49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对于后来的国家发展路径和工农业关系,已经做了明确的阐述:“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在工业化优先的目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国内资源分配要优先集中投向工业部分,不利于农业的资源分配政策就已经确定了,而且决议还预计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无法指望机械和化肥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如何适应工业化进程,决议也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从后来20余年的执行情况看,这个方针是落实了的,也实现了以集体化促使农业增产并支持工业进步的预期目标。

     

    也许是为了与改革派保持一致,程漱兰教授出人意外地作出了这样的论断:“集体生产仅仅是输出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而不是生产农业剩余的有效方法。就一般情况而言,我国农业集体化这几十年,是我国农民普遍大怠工的几十年。”(P235)显然这个说法,并不受书中列举的大量数据和事实的支持。

     

    根据笔者自己的记忆,“怠工”在农闲时节的确广泛存在,通常意味着工时效率不高,但是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追求高工时效率,则需要具体分析;此外,农民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是不是只有物质或者劳动成果刺激这一种方式起作用,也是需要检讨的;对于生产组织管理对农业劳动投入的影响如何,更需要事实来验证。这是三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全书在这些方面逻辑尚欠一致。这本书既支持了改革,也没有全盘否定集体农业时代,但是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微小欠缺,也算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吧,我们期待程漱兰教授在新版中间,对这些问题给出更详细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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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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