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时我写了篇文章,把贪官们的困难处境呈现给各位,呼吁大家都来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一次我要为中国的新生资本家群体说点话,他们其实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他们的生存处境非常艰难,随时面临着“进班房”的危险,比当年共产党搞地下工作时期的处境还要危险得多。
      
      有一位陆先生曾经为中央电视台采访过31位“东方之子”,至今已经有24位锒铛入狱,进班房比例超过75%,远远高于地下党被逮捕的比例,处境之危险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在中国精英主义者的舆论误导之下,总是倾向于把这些个“犯罪事实”归咎于资本家的个人品德,例如无视法律、个性贪婪等等。如果是个别人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无妨接受这种解释,但是一个群体的大多数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尤其是那些自命代表“普世价值”、把西方的私人企业作为中国发展方向的主流经济学家们。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分析周正毅案件背后透露出来的“资本积累困难”,也曾经反复指出中国工业边缘化给资本积累带来的困境,但是没有引起精英主义者的重视,因此再次发出呼吁:希望各位精英主义者关注资本家的生存状态。
      
      我的主要分析起点就是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在全球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位置不利,使得中国可供分配的资源有限,这使得中国的资本积累条件很差。同时由于盲目的对外开放,导致国外垄断资本对中国有限的剩余提取份额过大,使得民族资本的积累空间更形狭窄,结果使得正常的资本积累途径无法满足积累需要,促使许多资本家走极端,触犯法律划定的边界,孙大午和周正毅都是如此。虽然孙大午最后得到自由派的广泛声援,受到法庭的宽大处理,但是他越过了法律划定的界线是确凿无疑的。不是所有人都有孙大午那样的幸运――避免最后进班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办法是修改法律,在中国今天法律已经大致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继续给资本积累以无限宽大,而且效力溯及既往去“赦免原罪”。这样固然能够部分降低经济领域的风险问题,但是会带来严重的政治认同问题,在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法律风险的同时,会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长期严厉批评政府对底层的保护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肯定难于作出这样的选择。有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间“法外开恩”,给予资本以特别的优惠和保护,例如江西省定南县政府官员,就曾经说过“要站在资本一边”,在竭力帮助资本家进行“低成本”拆迁之后,其行为被人民日报曝光,最后使得个别官员自己承担了资本积累过程转嫁过来的风险,是官员选择承担资本家的法律风险。现在的民众上访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帮助资本家实现低成本拆迁,不给予合理补偿则是“实现低成本”的关键。在个人层面和宏观层面,对法律做修订或者执行宽大,都是把风险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总的风险很难说有多少下降。
      
      由于资本积累的空间有限,中国工业已经普遍陷入边缘化处境,能够顺利完成积累的产业只剩下房地产等极少数产业,这些产业的资本积累空间由于受自然空间的限制具有垄断性质,在结合权力的情况下得以排斥竞争性的利润下降过程,利润空间当然是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基础,但是居高不下的法律风险使得我们的贪官和大款常常面临着“牢狱之灾”。
      
      要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还不如终止资本主义化过程,搞一把社会主义复辟算了,总不能老看着咱们宝贵的精英们前赴后继往火坑里跳吧,人总得有“恻隐之心”,是不是?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中国精英们免于“进班房”,请各位精英主义者考虑中国的实际资本积累空间,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风险问题,如果不能根本改变中国资源不足对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请考虑根本制度上的变革问题,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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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六月二日
     
  • 责任编辑:x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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