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看,毛泽东在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都是有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而且毛泽东思想的起点和叙述结构都与马克思有着根本区别,毛泽东基本上是一种结构分析法(就是从宏观到微观),而马克思则更多时候近似于微观分析法,这是后来改革精英们以马批毛得以实现的原因。而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间的问题和现实视野方面,他们的差别更是根本性的。毛泽东自承毕生大事为二:一是中国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两者都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设想和条件有着重大差别。
      
      一、 三个方面的理论对比
      
      认识论上的对比
      
      毛泽东把哲学从西方的“益智游戏”中间解脱出来,高度实践化,限定为认识论和历史观,毛泽东承认唯一的方法论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论。而矛盾论本身只是承认一种日常现实,是对社会处在竞争状态中间的把握,可以在“大同社会崩溃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的状态下,直接得到把握,无须经由论证。由于大同没有了,社会就总是处在竞争中间,这其实就是矛盾论(或者竞争论)的依据。这样就可以忽略西方的思想发展里程,也同样无须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类比说明,自然辩证法也不需要,直接就在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把握中间中间求得。
      
      在竞争社会中间,强势群体的竞争优势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还在精神层面。作为竞争优势确立的无形资源,对竞争意志和组织技术的把握是重要的。对于全球竞争中间的弱小国家而言,对于国内的平民阶层而言,尤其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形资源掌握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增强竞争意志和觉醒的作用,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错觉,否则将难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地位。
      
      科学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社会只有两种形态是可能的,这是由于管理成本决定的,要么是多数人认同的利益格局,在认同感下管理成本下降,整体利益依靠精英阶层不过分提取剩余来实现。要么是精英阶层拥有足够的控制权与支配能力,这又决定与平民阶层的反抗被降低到一定限度之下,这要求物质财富的相对充裕,缓和社会矛盾。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隐含的就是社会整合的实现全部可能的两种方式:要么是平民阶层高度认同的低成本管理、要么精英阶层掌握更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份额集中起来的强大支配权。
      
      其实在毛泽东那里,不需要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和被决定,这一对关系无非是强调和重视了特定时代,精英阶层提取平民阶层社会剩余的依据,这个依据通常要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如此而已。这远不是社会如何可能的决定性要素,在毛泽东晚年对于这些范畴的认识益发深刻。
      
      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巨大差别
      
      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毛泽东的思想线索方向有三:利益关系统筹的资源分配方式、劳动力充裕和资本短缺、人力物力整合方式依赖整体利益被充分认知。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依据在于:社会剩余不受强制精英们的提取是认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键,认同感只能是由此而来,高度认同感条件下管理成本信息成本将急剧下降,整合人力物力进行建设效率更高。
      
      毛泽东对比在中国特定资源条件下两种整合因素:高度认同感条件下必然的低成本管理、高度控制下的高烈度反抗的对比关系。毛泽东强调的整合因素其实就是中庸――精英阶层不走极端,政治中庸、经济民本和人的改造与进步。典型的儒家式中国式道路。
      
      二、 多数人立场的把握和到达――叙述方式的差别
      
      马克思和毛泽东高度重合的部分是注重多数人利益的政治方向,但是采用的叙述路径大为不同。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价值皆为劳动创造,利润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财富都是利润的积累,因此世界财富在起源上看均属于劳动者。马克思在相对隐蔽的基础上是以产权为出发点的,革命就是实现自身的产权。这使得马克思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一种微观分析的起点。
      
      而毛泽东直接诉诸“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从宏观转入微观。毛泽东讲造反有理,讲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从平民阶层不能信托精英阶层,需要自己主导自身的命运。而平民阶层把握自身命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可以在无形资源上去弥补竞争弱势的认知和意志作用。强调的是获得足够的支配权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在竞争中间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最后认为竞争的关键,或者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掌握问题,因为最后决定竞争胜负的支配权是综合的,在生产资料占有之外,更重要的支配权存在于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把握。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强调要由平民阶层自己来掌握国家机器,自己来把握话语权,毛泽东强调复辟的极大可能,根源在于毛泽东看到了政权和话语权结合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设和维护,而是政权和上层建筑的掌握。
      
      毛泽东强调平民阶层必须要有竞争的意志和组织技术,而且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掌握。由于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泽东和马克思有一个重大落差,就是毛泽东晚年实现的思想突破:继续革命。
      
      三、 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间的问题和视野
      
      中国革命不是马克思指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间,整合人力物力的因素,不是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对垒阶级的压迫带来的反抗成本和风险下降和整合成本下降,这就是个人失去追求利益实现的可能,必须经由集体的努力来实现,是在认同感极高的情况下带来的整合成本极低。这其实就是竞争的无形资源(竞争意志+组织技术)超越了有形资源的不足,结果是“小米加步枪”赛过“飞机加坦克”。毛泽东在平民阶层有形资源不足的现实竞争条件下,格外重视决定竞争优势的无形资源(竞争意志+组织技术)的作用,被一些番邦蛮夷如迈斯纳说成是“唯意志论”。
      
      管理成本下降和整合成效上升的前提有二:反抗成本和风险急剧下降;个人努力失去可能转而认同集体努力。革命队伍管理成本的急剧下降和竞争意志的急剧上升(这其实是哀兵的典型特点),是革命胜利的关键。
      
      比较毛泽东的认识和孟子的说法,是有意思的,孟子说“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反面教员,革命胜利的条件将难以具备,驱使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桀纣”总共有三拨人:日本侵略军、美国人、蒋介石,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几十次说要感谢他们,显然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效就是一个“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效果。
      
      在建设时代,毛泽东时代不仅没有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而且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的社会关系紧张仍然存在,这使得社会竞争或者矛盾仍然突出,因此精英阶层倾向于滥用优势(竞争意志强、竞争优势明显),而平民阶层在弱势地位上麻木和让步将不知伊于胡底,为此毛泽东极端强调平民阶层必须觉醒,奋起抗争,力争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中国特定竞争条件和视野里,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和现实力量对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设想的完全不同,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注意事项。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间,毛泽东强调的整合的因素是多数人对整体利益的认知和主动寻求过程,在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成效,相对而言,毛泽东不强调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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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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