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证“告别革命”过程中间的乡村社会分化问题--就《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问题视野提几个问题

     “告别革命”在清算文革之后,成为一个新的风潮,“关中无地主”的背后是“土改有错误”,这样的对话往往针对革命时期的一套语汇,而不联系革命前后的农村发展与国家工业化现实,把所有权问题突出出来,但是却把所有权的核心问题――收益问题完全摈弃在考察视野之外,革命可以不是简单的“均贫富”,但是革命却应该是寻求推进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径,这个利益考察当然要包括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内。把整个中华民族必须利用有限的剩余进行工业化的大背景去掉,单就个别问题进行展开,当然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结论,问题并不因此取消,而是思考没有完成。

     

    该文在行文方面应该说是成功的,其论点也站得住脚,论据也算充分。该文的主要问题在文字之外,该文的选题、立论方向与论题展开(依据什么理念展开论证过程)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存在学术为什么的问题,还存在研究方向与成果,要不要切合中国实际和多数人的利益需要问题。换言之,就是学术自由在于排除不适当的研究干扰确立学术独立地位,还是在于保护学者个人学术立场的任意性(即屁股决定脑袋的权利)。中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用于支持学术研究,其结果是仅仅要“与国际接轨”使学者个人获得洋人认同,培养一些受洋人认可的名牌精英(跟拿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一样?),还是要切中中国农村现实需要,并在研究中确立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寻求实际问题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就是:农村研究方面的投资,是不是还需要计较在学者个人名利之外的收益问题。这个问题用中国古人常用的语汇来说,就是治学是否需要良知的问题。

     

    一、关于保守性与平均主义的话题

     

    1、  竞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边界

     

    竞争存在的理由不是由道德或者是伦理价值方面规定的,而是经济技术方面的。具体地说就是竞争之所以被需要,就是因为据说只有竞争才能够带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投入减少或产出增加)。如果竞争不能带来上述成果,显然,其必要性就需要重新评估。

     

    如果竞争没有成效,或者竞争的代价过于残酷,竞争的必要性一样要受到怀疑。正如该文所指出,在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其分化的程度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其舆论制约力量也是比较强大的,这其实就是竞争受到制约的表现。由于革命前农民人均生产和生活资料非常少,竞争将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上进行,这样的竞争实际上是在进行生存剥夺,其残酷性可想而知,不可能不受到一切舆论或者习惯力量的制约。

     

    总而言之,竞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具有现实条件制约的,喜欢竞争不是不可以,但是竞争毕竟不可能在彻底的丛林法则指导下进行,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在革命前的现实。农业人均产出水平低,仅仅足以维持一个最基本限度的生存条件,无法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取得重大发展利益,这样竞争的成果就极其有限,但是负面影响却不可能不发生,相比较而言,在农业和农民中间,竞争的负面后果要远远大于正面收益,这其实就是农民拒绝竞争、倾向平均主义体现“保守性”的根源。也许可以这么说,简单再生产模式拒绝竞争。

     

    2、  平均主义与合作把握命运

     

    竞争没有出路,合作的必要性就大大上升,这其实就是平均主义的深刻内涵。竞争固然可能是有成效的,但是负面影响也是很显著的。“私恶即公利”的社会后果是“他人即地狱”,即便是诸事顺利目标实现,竞争规则肯定人们急剧地向外扩张自己的利益可能性边界,使得人与人利益界限紧密相接,社会协调和利益调整变得困难重重,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变得毫无力量依托;同时个人物质利益无论膨胀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竞争的作用其实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仍然有其必要的限度,因此合作不仅可以应付竞争失效的情况下局面,而且始终是竞争的后续手段,这两个方面都直接通向平均主义。中华文化的现实基础和底蕴都在于:哪怕你聪明绝顶、机关算尽,也不能独自把握自己的命运。平均主义就是推己及人,不漠视其他人的利益和地位,合作把握命运,是在整体利益实现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方向和人生道路。

     

    合作主宰命运的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是在竞争没有前途的情况下的唯一出路。土地公有制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无疑是一条这样的道路,外生型组织不能说是受到农民100%衷心拥护的,但这无疑是农民从传统的一盘散沙方式,走向“合作主宰命运”进行最大限度努力的一条现实道路,如果去掉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障碍,去掉对西化原则的盲目推崇,应该如实地承认30年来农民合作努力的成就是极其巨大的。今天中国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情,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是对现实不满的简单怀旧,而是对“合作改变自身命运”这一道路的根本认同。很显然中国农民对于毛泽东时代农业生产中的外生型组织,不仅不是100%绝对排斥的,相反绝大部分人在很高程度上是认同的。

     

    在生产队时代,农民具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保障,生老病死谈不上享有象样的照顾,总还是有一份能够超出自己主导能力的一份最低保障,不管这一保障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一最低保障的取得,就是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下以优势力量(劳动力多、劳动能手家庭)失去应有的分配优势为代价的。

     

    在生产队时代,几千年来始终困扰农民祖祖辈辈的繁重体力劳动问题,也正在被认真对待,农民已经从现实中看到了这一问题解决的前景。在分田之后,农民和农业全面地回归传统,失去未来,一切曾经在传统社会起作用的东西,都渐渐具备了适应性的土壤,全面回潮,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对平均主义的大惊小怪是一种西洋式的浅薄,对竞争力量的盲目推崇也是没有根据的,需要审慎评估的是: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中,竞争和积极性丧失(?)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损失的实际空间有多大?在中国特定的农村社区中竞争的实际可能性边界应该划在哪里?与作为“免于忧惧”的社会目标建设努力和团结奋斗改善生存和生产条件的现实成就相比,竞争和积极性丧失带来的净损失有多大?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中国的农村社会能够容许一个什么样的相互替代和搭配空间?在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利用中,单个家庭是否具有进行土壤改良和平整这样的投资意愿?在进行土壤改良和灌溉制度改进方面,单个农户是否具有动员足够人力物力进行投资的可能?如果投资过程涉及利益输送与协调,有谁足以担当这一角色?今天农业增产完全依赖化肥使用量增加,在化肥价格迅速上升而农民负担的背景下,为什么农民竟然对市场价格信号失去了反应呢?

     

    3、  儒家思想不可能决定现实

     

    与其说保守性是儒家教化的结果,毋宁说儒家思想是受到农耕社会人生经验的决定性影响。农耕社会人生经验主要的起作用方式,就是“低成本运营方式”,这其实就是因为在生存保障线上,经济决策的风险往往上升到生存风险层次,决策的生存度越高,决策就变得极其谨慎,所有的风险都要避免,所有的开支都要尽可能节约,否则就可能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生存风险。这大概就是该文提到的农民文化与保守性。

     

    此外,儒家思想的核心源流是氏族社会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和科学知识的欠缺,还导致宗教情感的产生,加上前述的农耕社会人生经验,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

     

    二、关于社会管理的出路

     

    1、  现实的管理道路总是位于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之间

     

    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是人类在丛林群居时代,就已经熟知的最基本的人生经验。没有尖牙利爪的人类,为了在大自然中求取生存的机会,必须在族群内部实现最高限度的力量整合,来集中力量对付自然界的威胁和生存竞争。从古代到今天,现实的管理道路也总是位于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两条不相交的线条之间;具体的管理手段自古到今也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三条: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方式。管理的根本出路也因此只有两条:一是增强认同感降低管理的难度与成本,二是实现物质富裕来缓和与竞争相伴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西方的管理道路的实现过程,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的社会现实是中产阶级占多数,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人均占有资源数量多,就能够实现第三产业分工的深化与延伸,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在多个方面的需求能够被充分满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和竞争,在脱离基本生存条件竞争的底线比较远的情况下,法律的规制就会比较有效。另一条管理出路要求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社会要以整体协调为目标;消费主义要被有意识地进行抑制,社会资源(人力物力)要向满足基本人生需要方向倾斜;这样才能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形成比较高的目标认同,实现“上下同欲”,从而降低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这是从孔孟到毛泽东所坚决主张的社会管理模式。

     

    实现富裕和发达的基础,是要突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西方的管理道路实现的条件是人均资源足够,或者是能够把经济发展的资源负担和环境负担向外转嫁,换言之,就是必须成为第一世界国家才能做到。中国刚刚好不幸是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不能向外转嫁负担,反而被人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

     

    如果中国能够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中国的三农问题终将迎刃而解,农民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组织和努力,只需坐等进城即可,农村人口会逐步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然后农村土地集中当然会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欧洲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还将在中国再上演一次。问题在于:这种前景在中国能够成为现实吗?

     

    2、  管理是不可能达到“制度万能”境界的

     

    至于说到在集体劳动中农民相互算计的问题,这是把典型的精英阶层的问题转嫁到农民头上了。农民经年累月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个人意志受到很好的磨练,能够很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这其实就是在农村社会,舆论调节个人行为的作用比较显著的原因,也是乡村社会以自律为主的基础。只是在远离故土的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人们的行为才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主要服从契约和法律的安排。换言之,农民是可以被外生型组织进行管理的,而且其管理目标实现的成本和难度,要小于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的管理成本。从另一个方面看,农民对外生型组织是有认同感的,不仅在于当时造就了“上下同欲”(要求党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管理态势,而且在于合作可以降低农民在生产和生存两个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免于匮乏”和“免于忧惧”同被罗斯福列为四大自由之一),在物质利益方面合作也是富有成效的,从1949年---1978年,人均粮食产量上升51%,这是农民合作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改良、耕作制度改进、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的成效,也有国家工业进步对农业扶持增加的因素(如化肥、农药投入增加)在起作用。

     

    管理没有100%奏效的时候,总是有例外的管理对象存在,全部对象在大体上服从正态分布规律。对应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各种判断和命题,也因此决不可能是“全称命题”,因此试图利用归谬法进行研究固然错误的,使用没有典型意义得例证法和反证法来得出自己想要得结论,在逻辑上也都是不能成立的。管理措施如果能够对多数人起作用,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状态了,在集体时代也不是没有被农民称为“懒汉二流子”的人,但是比例极低。对比笔者曾经见过的一份日本企业的调查报告,说是在日本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大约有1/3的人比较具有敬业精神,有1/3的人能够在管理下顺利完成工作,另外还有1/3的人始终是比较消极。对照这个调查结果,中国农村在生产队时代的情况还不算坏。至于说到农民在干平工时工时效率低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照当时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现实,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的事实,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对照在分田到户之后农民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比集体时期在有效劳动投入上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也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过剩,能够在现实中应该产生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正常影响”。

     

    实际上平均主义的消极作用也终究有其限度,在付出劳动方面进行相互攀比,在任何层次的合作单位中都存在,不仅仅是存在于生产队里的社员之间。精英主义者所主张的绝对公平(是不是平均主义?)是不存在的,人们总还是需要一点点互谅互让精神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要容忍有人偷一点点懒,否则人类种群将无法延续,因为即使是在家庭中,夫妻因家务劳动吵架也很常见,不见得就需要因此主张天下人从此都不结婚。

     

    在必然王国中每个个体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外在制约,每个人也都需要自觉地有所克制以便与其他人进行最低限度的协调。在自由王国的理想还远远没有变成现实之前,无政府主义思想永远有市场有魅力,做学术研究最好还是自觉地和无政府主义保持距离,不要拿这个东西当参照系比较好。绝对公平、绝对精确的管理、100%准确的劳动计量与报酬给付理念,即使具有技术和操作上的可行性,由于其实现的成本远远超过可以接受的范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现实中都是不能成立的,这根本就是无政府主义本身已经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一墙之隔了,这是典型的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武器。

     

    三、关于剥削与公有制的话题

     

    1、  公有制的全部必要性并非仅仅在于消灭剥削

     

    土地私有制无疑是地租剥削的基础,但是私有制对农民生存条件改善的限制,并不仅仅在于剥削本身。私有制造就一个原子化的乡村社会,传统农民是一个无法进行力量整合群体,这种限制对农民生产和生存条件改善的障碍,更加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急剧增加,人均耕地少,土地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对于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而言,需要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收获的影响,需要增加土地的产出水平,这两者也无疑是中国农业的关键,在私有制条件下,在土地仅仅给农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利益协调和输送是非常困难的,一切基于利益调整为主要管理手段的内生型组织均无法在现实中存在。

     

    土地私有制与剥削必须予以改变,其理由固然在于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不足,需要大家一起“穷日子穷过”,但是最主要的理由不是因为剥削在乡村贫困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是在于它妨碍外生型组织的产生、发展和低成本管理的实现。农民必须改善在自然面前的处境,而这种改善必须是通过农民的团结协作来实现,而土地私有制正是一个把农民原子化、妨碍农民生产性组织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公有制本身对农民生存条件改善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如该文所述,因为本来土地和生活资料就非常有限,富人聚敛的财富也嫌不足,进行平均主义方式的社会改造,对多数人生活的改善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公有制基础上能够顺利地进行外生型组织建设,把农民组织起来为改善共同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努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得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改良成为可能,在耕作方式和技术进步方面,集体生产单位也比单个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有更多的优越性。

     

    基本经济单位的扩大,使得抗风险的能力提高,突破“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是该文的保守性)成为可能,这对新技术新耕作方式的推广和接受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一个单位内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使得分工协作成为可能,生产工具改进和新技术的学习和掌握,也成为必要与可能。

     

    2、  政治挂帅是实现“合作把握命运”的客观要求

     

    在近代中国,求取民族独立与生存权和发展权争取紧密相关,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已经买办化,失去领导意愿与能力;因此平民革命在民族遭受长时间的苦难与黑暗之后,在哀兵奋起的态势下再次走上历史的前台,决定中华民族独立命运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广大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在后来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由于资源短缺和无法实现矛盾外化,也一样必须团结奋斗以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所以中国所有重大问题的宏观解决方案,第一个遭遇的就是要组织和动员民众力量的政治问题,“政治挂帅”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推导,而是活生生的中国社会现实,主张远离政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针锋相对的精英主义政治。今天中国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和“学术化”包装热潮,实际上是西方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全面复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道”(或者“王道”)的彻底抛弃。

     

    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已经出现整体的“头脑边缘化”现象,从五四以来这个“头脑边缘化”趋势一直都在顽强地延续,今天作为这种边缘化的极致---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没有独立的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而且已经不清楚的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哪里了。古人说“溺爱者不明”,过分强烈的愿望,势必要排斥理智与逻辑。

     

    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只知道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当然还知道在中国制造社会分化鼓吹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能够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除此之外别无兴趣和爱好,只知道跟着洋人屁股后头鹦鹉学舌地宣称“除了精英主义和丛林法则别无真理”。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中国精英主义者的在研究成果定位上,往往着眼于获得洋人的夸奖和肯定,不愿意与中国的现实进行对照和修正。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中国精英主义者沿着这一路向进行“开创性思维”的结果是说要“告别革命”,甚至是立论并试图证明“历史本来就不需要这样的曲折”,该文的立论方向与此义颇有吻合。

     

    3、  良知提供治学摆脱个人和小圈子感受所必须的基本胸怀和视野

     

    想要出人头地、想要飞黄腾达都还不能说是精英主义,但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处心积虑地漠视和排斥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就一定是精英主义了,为了精英阶层的富裕发达而敌视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是中国精英主义极端化和精英主义者买办化的结果(西方精英阶层领导全民一致对外的种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向外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和实力,相应地其精英阶层对内趣于极端化对外呈现买办化,这是对应于两个不同世界精英阶层、并与其自身实力地位相适应的重大不同)。极端化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尤其不能用来指导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因为农民和农业是精英阶层在理论和现实中,所必须漠视其利益加以排斥的对象,否则就没有精英阶层实现富裕发达的资源空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舆论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所以良知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优先地位。

     

    治学终究需要反躬自问良知,没有良知的驾驭,个人的欲望和本能就会最终排斥理智和逻辑的正确运用。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头脑边缘化,实质上就是理智和逻辑屈从于自身欲望和本能的结果,为眼前的个人利益或者小圈子利益和感受所左右,无法了解和把握广泛社会层面的实际现象和深入分析现实。良知对于学习和研究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可以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使人能够摆脱自身利益牵缠的视野和胸怀,正是因为缺乏的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中国精英主义者才极端地圈子化,早已经达到了“溺爱者不明”的境界。

     

    4、  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标准”和社会现实中的意识形态

     

    正是因为缺乏最必须的基本超脱,清华秦晖教授的所谓农民学,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伤痕学术”,拿着农民讲政治不是不可以,但是对农民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研究,无论如何都不是推导市场万能和民主迷信的好途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是无法用来指导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既然“为下半身写作”已经成为职业,那么很显然“伤痕文学”是可以在现实中成立的,但是作为一种学术,“伤痕学术”就显然极为不伦不类,往往其行文就显得“满纸荒唐言”,秦晖教授看上去好象不明白: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是最不适合用来进行民主和市场迷信论证的(前文已经提及,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失去反应,而从世界历史上看,民主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是起源并保存于游牧民族当中)。在问题的提出和论述展开展开的背后,体现的是“主题先行”和“意在笔先”,学者终究也是普通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但是放任这一倾向而不自觉抑制,其研究结果与结论,就会达到极其荒谬的程度,甚至远远不能满足意识形态的基本说服力要求。

     

    行文按照不同的服务目标有不同的标准,“文以载道”只等待“认同感”,因为“道不远人,就在伦常日用之中”,不存在理解和被说服的问题,关键仅仅在于是否人体、以及是否能够做到“知行合一”。而意识形态宣传则绝对要求“说服力”---甚至所使用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必须一致,因为意识形态追究是需要对对垒的阶层起决定性的说服作用,失去这一目标意识形态就不能够对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作出贡献,意识形态就没有现实存在的理由。从秦晖教授(党国英)的一贯倾向来看,应该是一个十足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秦晖的文章如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标准来衡量,其行文极不严肃,在对外的说服力方面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只是给人一种精英主义者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的感觉,因为对于精英主义者而言,本来就是在利益认定上取得了一致,没有需要被说服的问题。卢辉临和秦晖、党国英诸人相比,至少在这一篇文章里在说服力方面是遥遥领先的。“伤痕学术”不可能成为象样的意识形态“学问”,由于那些精英主义者完全无法摆脱自己,连装一装表面上的客观和公正都非常困难,因此反映在学术活动中极其强烈的情感色彩,使得他们在行文选题方面,存在巨大的偏执和过分情绪化,文章的说服力无法走出狭小的精英主义小圈子,这注定了那一代精英主义者的学术生命是可悲的。卢辉临大概没有老式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那样的心路历程,因此卢辉临在文章中取得的说服力成就是旧式“伤痕学术”所无法比拟的,这大概是作者在个人方面的优势和该文的成就所在。

     

    但是意识形态在社会取作用最终需要外在条件的,那就是中国能不能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如果能够,那么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最终也会象西方那样实现中产阶级占多数,能够形成精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并认同。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才能够从书斋走进社会。

     

    意识形态本身并没有改天换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之所以演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关键也在于葛兰西所指出的“强制+同意”“统治+领导权”的实现,而且“同意”“领导权”并不是说服力本身起作用的结果,而是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富裕和发达,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和多数。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演变成为革命和专政理论,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由于领导者个人的错误,乃至是和不好的传统结合的结果,而是东方社会本身的矛盾无法缓和,精英主义为绝大多数人所抛弃的结果。马克思那种基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经济—哲学—社会理论,成为平等思想和革命伦理的新起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说马克思原理千条万条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条,就是:造反有理。

     

    中国的意识形态竟然栖身于“伤痕学术”之中,实际上也是要援引道德伦理价值来弥补说服力的不足,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需要一个道义高位才能推出意识形态理论,这是意识形态在中国没有前景的一个恶兆---无法在现实中寻求充分的说服力,中国精英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使用道德批判手段,但道德本身是“王道”的武器,是丛林法则的对立面,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敌人。这不可能不在“伤痕学术”的逻辑和说服力上,制造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纰漏,这足以把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努力和心血全部抵消,所以中国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难以避免“小圈子自说自话”的困境,无法走向社会和现实,也没有理想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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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改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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