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适当的道义高度去排斥理智和逻辑――评《中国农民调查》

     

    首发三农中国网站(www.snzg.net

    “三农问题”受社会关注的程度迅速上升,有两本书对这个上升过程的贡献尤大,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本就是下面要加以讨论的《中国农民调查》。

    一、 《中国农民调查》的叙述结构

    这本书的前四章叙述了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而引发了严重的干部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干部动员国家机器甚至是直接出手残酷镇压农民。在作者列举的系列事件背后,给人提供一个这样的画面:中国农村不仅是一片贫穷与黑暗,而且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正在残酷地进行着,那些违背统治阶级意志的上访农民常常陷入生存危机。整本书的叙述结构,是从描述农村中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开始,最后却是在“制度万能”的迷信中间结束的。

    接下来的四章里,作者分析了农民负担问题的由来,“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揭示了政府机构膨胀和农民负担同步增长的过程,也揭示了各种政绩工程与达标考核指标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作者似乎不知道“科层化”管理和“市场化”服务的改革方向,都是西方的现代化信条的核心,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其实就是基于西式现代化的想象,问题只是出在中国剩余有限的农民,无法享受这样的高成本现代化管理与服务模式。特别中国农民曾经享受过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笔者自己就还记得毛泽东时代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大小队干部都是与农民一样,在生产队记“十个工分”的,为什么今天非要拿高工资不可?农民负担仅仅是因为人员膨胀和违规费用开支增加吗?那些“合理的高工资”难道不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吗?

    最后四章是作者心目中间的救星出场了,着力宣扬了一通“好人救中国”与“好制度救中国”。除了与前四章的“黑暗”现实对比显现的“光明”之外,对于农村和农民的未来则看不到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只给人留下一个迷迷糊糊的憧憬“壮丽的日出”,然后作者就结束了全书的叙述。

    改革20年来,农业发展的问题视野和目标排序,也从来没有系统进行过。如本书所作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叙述,也就是针对个别问题――干部过度提取行为――进行渲染和发感慨,最后通过指责坏人,然后自己就当上了好人。当然对于这样一本按照畅销书写法的作品,似乎不必苛求,然而整个学术界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区别,除了更少事实材料和更多舶来的专业术语之外。倒是这本书比国内的学术界更加值得肯定。

    二、 如何面对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初期,主管商业和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各地浮夸数字的基础上,“谨慎”地认为当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10500亿斤,被自称“保守和右倾”的毛泽东再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按照7500亿斤公布粮食产量,并据以安排基本建设规模,结果造成随后三年的重大困难。毛泽东迅速吸取了这个教训,从1958年11月份的武昌会议开始一直进行纠偏,直到1961年才把政策调整到位,总共花去了三年时间。这一次决策信息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曾经在1980年代广为宣扬并大事渲染,照说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今天的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群体本应该深深惕戒才对,然而现实却很难叫人乐观。综合书中的介绍和其他消息,江泽民在安徽参观看到的是一个省县两级政府密集投资而建设一新的小岗村,听到的是按照事先预备“农民就怕政策变”的汇报;而朱鎔基在南陵县峨岭粮站听到的敞开收购的“谎言”,看到的是临时搬运过来的满仓粮食;如果依赖这样的决策信息渠道去制订中国的农业政策,这很难不叫人担心。

    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经历了非常独特而且对照强烈的两个不同时代,这样的明显对比显然是有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但是该书在提到以前的集体农业时,总是巧妙地转移话题,把人们带到对穷困人口的关心和国家工业化过程对农民的剥夺上(不提贫困人口比例由80%以上降低到33%的成绩,这个成绩还是高积累政策支持重工业优先的同时取得的),帮助人们选择去当“同情心的好人”,而直接屏蔽掉对真问题的对比和关注,这样写法非常方便地屏蔽掉了一段历史,当然也就自动地取消了问题视野和路径反思,可以方便地得出自己想要的一切结论。

    本书与“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保持了高度一致,在多处反复申述了一种农民“积极性万能”的腔调,这也是大跃进好传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一个变相版本(谭震林1958年发明的)。区别仅仅在于从前是说“公有制”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能够带来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是“万能”的;现在是反过来论证“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万能。在宣传和论证手法上面,当时使用的“亩产万斤”等方式论证人民公社制度的效率,难免显得过于粗糙和破绽百出,而今天的宣传手法则要精致得多,“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相互支撑、配合默契。共同点是完全不考虑农业生产的多种限制条件。

    在改革二十多年之后,农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今天,真正的理论和政策反思,迄今还没有进行。作为“深入”描写农村现实的一份重要文本,《中国农民调查》也很难说是做到了有助于人们反省的作用。书中建立的道义立场,看来好处还是不少的,可以方便地通过一种“堂而皇之的叙事”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一切,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常识。大陆1984年比1978年粮食产量增产1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96%,1998年比1978年增产2亿吨,化肥施用量增加362%,为了论证“制度万能”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改革学术”和“主流舆论”拒绝讨论化肥的作用,这本书当然也遵守得很好。至今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上难免留下这样一个疑问:农民无休止地化肥增加施用量到底起到增产作用没有?

    三、 最新的政策调整继续强化了“单一农业政策”倾向

    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最后把全部视野集中农民的“积极性”作用上,或者把农民看作是纯粹的“经济人”,假定农民只受物质利益的调节和对市场价格的反应上,就是在这样的强大共识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单一农业政策”。

    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间,说要逐步取消农业税,在几年时间之内调整到位,已经有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宣布今年一步调整到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对农业要“少取、多予、放活”。在湖北把农业税降低3%(原来是7%),在产粮区调查中间发现,国家开始注重对产粮区农民进行补贴,粮食和种子补贴30余元。在发放补贴的同时对农民相互之间的合作的组织依托进一步弱化,农业政策越发呈现“单一政策”倾向,试图通过对农民所得的微调去促使农民自己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所能够做的极限。看来不仅是学术和舆论界都这么说,决策人士的视野也完全局限在给农民以收入刺激的单一方向上,这个补贴政策的实施,同时还伴随着强化个体农户的分散性,继续瓦解农民能够依托的组织力量,使得乡村社会更趋于“原子化”。

    笔者自己是职业农民出身,按照我自己和父老乡亲们的见识和经验,农业生产要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包括复种指数)、气候和灌溉条件、土质情况、光热条件、农药化肥投入、种子、还有田间管理等等因素。看中国那些专家和权威,好像只有田间管理或者劳动投入这个单一因素就决定一切,因此他们说只要是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劳动投入的意愿,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根据笔者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劳动投入这个因素上面,老家的农民大幅度简化了耕作程序,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减少一半以上,增产主要依靠化肥投入的增加。在分田到户初期,每亩水稻需要化肥碳酸氢铵(一种氮肥)30斤左右,至今已经超过120斤,为了维持同样的产量,农民也不得不逐年投入更多的化肥。今天化肥施用量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笔者自己的职业农民经验,由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缺乏出路,滞留农村从事农业,结果带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也长期处于充分利用状态,换言之,劳动力过剩使得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并不灵敏,而最近20多年的粮食生产开始的急剧增加,最开始是因为化肥投入增加引起的,后来化肥投入投入不再起作用了,粮食生产波动则主要是出于自然因素特别是水旱灾害的影响。

    由于单个农户的剩余有限,难以承担意外风险和学习成本,因此行为模式更加趋于保守,对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接受能力下降。由于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今天的个体农户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小农”,连传统耕作技术都已经难以顺利在父子之间进行传递了。今天农村耕作技术退化是非常严重的。原来在集体化时期留下的水利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和解决不了运行费用问题,普遍陷入荒废,导致抗旱除涝条件急剧恶化,这足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而失去了合作生产组织作为依托,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为代表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完全停止,粮食增产完全依赖化肥图投入增加。农民还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低成本教育和医疗服务,农村“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问题在中国农村已经存在许多年了,这些都是在单个农户的家庭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在于以有限的国家财力去给农民收入做一些微小的调整,而在于农民缺乏适当的合作去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0多年来化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已经发挥到顶点,此后的粮食需求增长要靠什么来维持?

    四、 “三农问题”是整个民族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体现

    本书指责了国家工业化时代高积累政策对农民剩余的提取,在义正词严的姿态背后难免就突出了另外的潜台词:中国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人们似乎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对今天那些官僚精英群体过分苛责,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在另外一个方面,本书作者却省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农民是否应该永远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努力的目标之一是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机械化的,在1970年代,笔者老家的生产队已经实现了抗旱与脱粒的机械化,而包产到户则全面带来农业耕作方式“传统化”。作者指责国家工业化过程提取农民的剩余,却不指责已经取得的机械化成就发生了根本逆转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为农民着想的道义立场上进行的。

    由于分田到户的普及,单个农户已经无法使用机械力量了,耕作方式向传统回归,高积累政策时期形成的农业机械产业陷入破产,进而又导致上游机床产业的破产,最终瓦解了高积累政策造就的整个重工业和装备工业体系。而已经形成的资源开发能力却不会浪费,单个农户已经无法使用拖拉机了,中国的精英们正需要小汽车。经过了这样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分配重点全面转移的政策调整过程,精英们回头一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对自己需要的小汽车产业毫无帮助,难免有点怨气,可以因此认定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完全是浪费,但是这仅仅是精英阶层的感受而已。

    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考察中国农民失去拖拉机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失去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过程,结果却是部分精英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少数人的现代化与多数人生产条件改善之间资源分配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对立,使得主流知识精英关于社会关系的叙述至今无法实现“科学化”,主流政治学、经济学完全抄袭西方并论证“制度万能”,只有让人们相信了“制度最终决定一切”,才能够方便地给多数人许诺“西方的今天是中国的未来”,否则就没有办法面对中国的大众。现实的资源分配关系的高度紧张,使得知识精英只好把给画给老百姓的“大饼”推迟到将来,这个大饼的实现又完全依赖“制度万能”的落实。在这样的叙述中间,将不得不省略掉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屏蔽掉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为了把叙述维持在“制度万能”轨道上,最终需要以牺牲理智和逻辑为代价。本来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理性叙述的兴起,但是事实逼迫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言说转入“传统化”,1980年代兴起“伤痕文学”就曾经起着完整的意识形态作用,至今还是脱离不了“伤痕文学”的气味,始终无法丢弃讲故事套路和自觉屏蔽宏观视野的叙述模式,这是无法兼容多数人利益的西式现代化进程,迫使知识精英陷入了一个“整体性言说困境”。

    这本书的作者,不见得达到了“自觉”地填补“整体言说困境”的地步,但是社会上选择合适言说的客观条件却始终存在,能够吸引人的叙述,总是要在特别欠缺的道义立场方面有所建树,用讲故事的形式去重新解释“历史和现实”来赢得一点道义,要相对容易一些。这本书在大陆知识精英中间的受欢迎程度,是不是也反映了主流知识精英的“整体言说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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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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