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50年中,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最广泛、最深刻、最持久的变革,从社会学意义来看,无疑是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

     


    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一直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由于吃饭穿衣问题多数都需要在家庭内部解决,因此家务劳动不仅极为繁重,而且如果没有必要的分工协作,简直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所能够胜任的。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必须完成纺线、织布、缝纫等一整套作业程序,而同时要解决吃饭问题,又必须以人力完成舂米磨面,这两项工作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的。在传统的大家庭里,婆婆率领妯娌姑嫜一齐努力,进行分工协作,才使得自然经济的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大致上可以认定,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主要在于家务劳动需要分工协作,而不是在于人情伦理方面具有优越性;相反,人情伦理方面的互谅互让,慈爱和孝顺,是维系大家庭和睦共处所必须的适应性的管理思想资源,是一个第二位的、被决定的因素。 

    在毛泽东时代,吃饭穿衣这两项家务劳动迅速实现了社会化,大约在1960-1970年代,几乎每个大队都建立了机械辗米和磨面的作坊,几乎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一定数量领到布票,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再也用不着依靠家务劳动来解决了,传统大家庭制度的经济理由不再存在,由此暴发了一个自然的“家庭革命”过程,核心家庭开始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模式,这个过程的完成在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一个普遍的“分家”潮流---儿子媳妇与公婆进行门户分开和家产分剖。在笔者开始记事的1970年代,当时的“分家”还往往被视为一种感情伤害,分家往往伴随着吵嘴和劝架,在公众舆论评价中,分家大致上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现象,“起和”(即必定有人试图调和婆媳妯娌关系以达到不分家的效果)也是常常是必备功课和程序。到了1990年代,分家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如果砌新房子,家里如果有弟兄俩,即便是还没有娶亲成家,也必定会留出两个大门以便日后分家,方便俩哥儿各自自立门户。


    曾经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的“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再也见不到了,在大跃进之前,吃大锅饭的大家庭(一大家也常常有20-30人以上)为数还相当不少,在一定意义上,公社的公共食堂比旧式大家庭的吃饭人口上升比例(公共食堂通常以自然村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单位,食堂的人口多数在100-200人之间)也不算是特别大,各吃饭者之间矛盾也不会更多、更错综复杂和比家庭矛盾更难以处理。根据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今天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已经不足4人,这个传统大家庭制度的解体过程,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没有人为因素推动的过程。也有人据以认为大家庭的解体,是传统精神和伦理价值失落的象征(如梁漱溟),但是大家庭明显不是依据伦常信念而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在大家庭解体过程中展示得非常清晰,大家庭的产生和存在依据都在于经济方面,是家务劳动需要分工协作来完成的结果,大家庭的普遍存在仅仅与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低相伴随,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西方其大家庭解体也一样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结果。


    由于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优先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结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一五期间中国初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苏联帮助建设了150个项目,自行建设了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算起,到吃饭穿衣两项家务劳动被机械力量完全替代的1970年代初,仅仅10余年时间。当时全国接近75万个大队,每个大队都在这样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具备了独立的辗米和磨面机器作坊,平均而言国家每年的同类机械产量都在10万套以上,考虑到当时国家工业扩张和国防建设的旺盛需求,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有意识的资源分配倾斜,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一贯认为,一切都是早就命定应该有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政策担搁和延误了所有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农民显然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与精英主义者的判断截然不同。笔者的老母亲是一位富农的女儿,她提到毛泽东时十分尊敬从来不称名,必定代之以“毛主席他老人家”,但是她也明显没有上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因为她一字不识也从来不关心报章和干部们在说什么,她能够接受的主要信息都是来自身边的、可以轻易把握的事实,这样一来倒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她不必象外婆一样夜夜纺绩到深宵,天天为了一家人吃饭穿衣而劳作不息,而且她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的后辈会比她过得更好。


     

    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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