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就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体力劳动过于繁重,二是农业收获太少。至少从屈原生活的时代开始就是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屈原有名句垂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实际上民众的困苦远不是仅仅与自然搏斗那么简单,民众的困苦至少还有非常重要和常见的一种,那就是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精英群体(主要是通过官府或者政治权力)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这种负担常常沉重到惊人的程度,晚清时期龚自珍曾有诗云“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沉重税费负担,常常达到足以破坏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地步。 

    对于靠从事农业生存的农民而言,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在相对轻松的劳动条件下获得丰衣足食的机会,无疑是蕴藏在心灵深处的两个最强烈最朴素的愿望。这两个愿望会向一切方面渗透,最后也决定性地影响到农民的审美情趣。我的老母亲一贯认为,美女必定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皮肤白,二是胖。皮肤白无疑是用不着每天晒太阳、风里来雨里去的,而胖毫无疑问就是营养状态不坏的证据。实际上在农民中广泛流行的一切艺术形式,如年画、鼓书、社戏等等,多少都会寄托一些大红大紫、大富大贵的朴素愿望。今天得城里人显然不会认为胖小姐是美女了,也肯定会嫌大红大紫显得俗气。


    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参观一些地方民众自行修建的宗教建筑时,总是嫌色调和结构布局过于俗气、不雅致,他后来在参观香港的一家佛教建筑时,感觉特别好,同时他立刻想到这大概不是中国人设计的,后来一打听果然是日本人设计的,由此白先生大发了一通感慨。由此看起来穷人和吃不太饱的人,在审美情趣上具有共同点;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与那些吃饱了撑得慌的人是知音。白先勇先生看来只是会发牢骚,头脑并不十分清醒,至少是不明白他的知音究竟在哪里,他的知音队伍中又可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人。 

    农民对家具的爱好也明显别有特色,家具的式样倒不见得需要别致和新颖(今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也有限),压倒一切的重要特点是必须牢固和实用,笔者小时侯家里的大饭桌牢固无比,是可以供小孩子做“荡秋千”运动的。一般而言,一件家具不仅要用一辈子,往往还要传给后人使用,笔者家里就很有几个柜子是爷爷辈传下来的。当然今天笔者自己还带着一个上中学时就开始使用的樟木箱子。


    农民的房子要求宽敞明亮,宽敞当然是为了可以多放粮食和其他需要东西,因为农民的房子除了供居住之用外,还要作仓储和生产用;明亮是因为农民在人工照明上也需要精打细算节约费用。在笔者的记忆里,除了吃饭和上床睡觉之前,一般晚上是不开灯的,夏天一家人常常就坐在黑暗里闲谈,等夜深凉快一些才去睡觉。 

    笔者小时侯,常常跟着大人去听鼓书,其内容多数都是才子佳人故事,或者是良将忠臣的故事。笔者有很长一段事件不明白,这些东西和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非常遥远,为什么还会得到农民的喜爱?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可以托庇,无论在自然和气候面前还是处在社会群体中,农民在社会中总是具有深沉的无力感。与此相适应,农民对“好官好政府”的期望也格外强烈,对“国泰民安”“河清海晏”的指望总是存在。农民迫切希望有人在真诚地为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操心,借以对自己的命运多一分把握和指望,希望艰苦的农耕生涯出现奇迹和超脱。这里面包含着一份很淡、很难以觉察、但是坚定无比的朴素愿望。


    在农民之间,闲谈和交流也是别有特色的。大体而言,“信息传递”是生活在商业体系中的城里人交流的第一目的与标准,而农民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之中,其生活状态又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生活资料绝大部分也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自行生产的,相对而言,对信息的需求不那么迫切,而且信息的产生也明显地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来源。与城里人相比,农民的交流和闲谈,多数不是出于信息交流和传递的目的,而是出于“认同寻求”,这种认同寻求不以谈话内容为目的,而是寻求对谈话和交流的对象、事物进行肯定和否定态度的一致化,也正是借助这种方式,在农村社区发挥强大作用的舆论制约和监督才得以落实。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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