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的某水泥厂,以五千万价格出让。该厂在出让的前一年,刚刚完成一项技术改造,耗资一个多亿,是由政府担保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此前该厂已经有年产30万吨的生产能力,在新的规划中间,此厂位于新火车站附近,还有128亩土地储备。

    出让价格中间,只要求2500万元的现金支付,其余部分是留着给员工做补偿,这一部分如果企业合法破产就可以解除,这个2500万元是一个可能解除的对工人的权益承诺。政府承诺帮助割断债务安排,帮助进行人员分流工作。

    这样的一个工厂,转让价格不到实际资产的1/4,支付价格中间预留一半,作为工人的权益,这一份有可能最后合法的予以解除。政府如此卖力去推动私有化工作,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创造“寻租空间”的需要,是当前一种最主要的权力寻租方式。

    寻租的空间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企业出让期间,定价的幅度决定了私人买家的重大利益,给相关政府官员以少量的好处,可以获取更低的出让价格。二是企业转入私人手里之后,私人老板在侵削工人的合法权益时,势必要买通政府官员,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力量来实现利益分配有利于老板的规则变换,这样的变换通常是违反政策和法律的,但是中间的利益却很巨大,只要争取到部分政府官员的个人支持,就可以在不受法律制裁的前提下,得到大量的利益,工人们对此素所深知,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重庆的3403工厂和咸阳的陕棉七厂就因此发生过规模庞大的集体抗议,如果警察拒绝到场,仅仅靠老板的私人保镖加上临时雇佣打手的力量,是无法消弭工人的异议和反抗的,因此第二个寻租空间是官员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动用国家机器去支持老板对工人权益的侵蚀,而老板和政府官员个人却是利益获得者。第三个寻租空间在于:国企出让价格无论多么低,都可以增加当届政府的财政资源,在当前主流经济学“拉动内需”的舆论氛围之下,乱花钱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做政绩工程没有任何法律风险,一般而言由于工程预算掌握相对灵活,赢利空间可以安排在50%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20%以上的寻租空间。如果一个资产2亿的企业按照2500万元转让,所得资金投入政绩工程使用,就存在着至少500万元的寻租空间,2500万元的工人权益预留如果赖掉,也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寻租空间的。

    这三大寻租空间的法律风险,都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改革舆论”为之降低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已经制造了一个私有化就是好就是有效率的神话,因此私有化就意味着提高了资产的盈利能力,这总是不会错的;主流经济学说只有私人经营才能解决管理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出工不出力现象,提高了积极性;而主流经济学的“拉动内需”理论,说哪怕是雇佣人挖沟再雇佣人填平,也是增加就业和拉动GDP增长的好举措;所以官员们怎么乱搞都是对的。如果不这么办,就是思想僵化和阻碍改革,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流行,主要是因为适应了社会强势群体的需要,适应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共同瓜分国企积累资产的需要,适应了少数人在个人层面上充分剥夺多数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知识精英就是在这个代表和体现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和职业利益圈子的。

    国企到私有化之后,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和信誉等级,由于对私营企业监管更加困难,银行放款通常也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在企业内部,员工对自己的权益和前途更加没有把握,更多地倾向于进行“逆向选择”,管理成本会相应上升,而管理效率要相应下降。在外部市场开拓方面,特别是产品开发方面更加困难,私营企业基本上缺乏技术开发环境,很难有数年坚持的技术开发项目,单单从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方面看,就无法满足要求。一般而言,一个国企到私人手里,将会在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遭遇更多的困难,多数人情况下存在着“玩不转”的特点。主流经济学家樊纲说,国企卖一块钱也太贵,如果一个私人老板买下企业之后“玩不转”,很显然就要降低资产的价值,按照经济学的虚拟资本理论,这倒是不错。

    为什么私人资本愿意冒着“玩不转”的风险去接手企业呢?这个中间的猫腻也不可不知。如果一个国企原来就经营困难,私人能够盘活的案例极少,困难如前所述。但是资产用途可以改变,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借助当权者个人的影响,在很低的法律风险之下予以解除;甚至企业负债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蠲免;这样国企的净资产就可以成为利润空间。

    例如郑州发电设备厂本来是一个很有销路的企业,经营状况很好,转移到私人手里之后,马上机器设备被当作废铁卖掉,因为区位不错,厂区土地改作房地产开发使用。还有一个酱油厂被转给私人之后,厂区土地做一次性房产开发,原来的老牌子在郑州市民众中间还有价值,私人老板在郊区建了一个罐装厂,大量收购小作坊的劣质酱油,打上老牌子发售,本厂职工因为知道底细,早就不买这个牌子的产品了,估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民众识破了这个奥秘之后,老牌子的价值就被他们一次性趸卖完了,在不考虑长久利益的前提下,利润是可以在短期内最大化的。

    还有一个郑州发生的案例,有的私人老板拿到企业之后,开发完房产无法在市场上顺利销售出去,就大量发布招聘广告,许多人在报名时都要求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老板把银行的工作做通,以高出市场价格很多的高价,把房子卖给那些自己丝毫不知情的个人,获得银行贷款。这样大把的利润就装入了个人口袋,至于银行到期无法收回贷款,就不是老板个人或者发放信贷官员自己的事情了。利润空间就是这样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而实现了。

    由于高房价不受实际消费的支持,地产商的利润难以实现,就有著名经济学家出来说南京上海的房地产价格要上升五倍,以鼓励人们去贷款去借债,去动用自己的储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资本家顺利实现资本增殖,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职业信誉,发布虚假信息,制造出个人住房方面的投资需求,以帮助房地产商实现其资本增值过程。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的一个光辉范例,不知道那些奸商是否能够合理地加以估价,并给予适当的报酬。

    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暴力的企业主,基本上是不愿意在国内久居的,获得利润也多数不以人民币存放,基本上时进入瑞士的秘密帐户,或者去美加购置房产,投资移民了。

    这样的国企私有化,可以制造一批百万富翁甚或亿万富翁,留在国内的是那些合法权益被剥夺了工人,还有银行的呆帐。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把少数人完成资本积累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共产党政府和金融系统,是以败坏政府威信为代价才得以完成的。那些参与权钱交易的官员个人,是这个少数人利用政府权力完成私人资本积累的关键,因此他们也必然要按照权力对资本积累的贡献,去参与利润分配。

    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得到自己的职业利益和论证会红包,还有独立董事的巨额津贴,被损害的工人总是成为政府的“麻烦”,那些当权者完全清楚这一点,而且早就着手准备了,佛山市防暴警察演习的假想敌,就是向老板追讨工资的工人。看来除了银行的呆帐和政府威信的丧失之外,政府还收获了与工人的对立情绪,这些都是破坏执政基础和损害执政能力的要素。

    毕竟工人也不是完全受主流经济学家诱导,还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他们亲眼看见工厂没有了,亲眼看到资本家为了短期利益最大化采取不顾一切的极端手段,他们亲身感受自己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切肤之痛,所以常常起来反抗,这个反抗风险和成本也是很高的,仅仅靠私人老板雇佣的保镖和黑社会是摆不平的,总是要寻求政府权力的支持。郑州发电设备厂的工人“闹事领袖”,就是被派出所抓捕关押之后才消停的,派出所隔离了“闹事工人”之后,私人老板才得以顺利把郑州发电设备厂的厂房推倒,把全部设备和存货廉价处理掉,最后在工厂的废墟上进行房地产开发,私人资本积累的风险和成本,就这样很顺利地转嫁给政府了,工人的怨气就被引导到对政府的不满上。

    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间,被损害的是工人的合法权益,最大的政治代价是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得利的是贪官和奸商。这些人的优秀代表如胡长清,不仅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如何丝毫不感兴趣,而且中国公民都不打算做了,他说中国终究有一天是不行的,时刻准备去国外,至于最后没有逃脱,大概他认为是自己“点子低”运气不好。虽然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最后没有逃脱,但是前电力部长高岩就很成功地从中国大地上“蒸发”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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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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