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迁为依据,可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从古史的传说时代到秦皇汉武时期,这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大地上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普及和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的完成。第二个时期是秦汉至晚清,这个时期中国处在中央集权制政府弱控制之下的乡村社会,突出的人际关系要素是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是由法家建立的儒家社会,与欧洲的封建制时期形成明显的区别。第三个时期是1840年至现在,这是中国被动进入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时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进行工业化努力的过程还在继续,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卷入越来越多的人口,即便是农民和农业也已经日益卷入社会生产流通的总过程。

     

    或者说,划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作为两次社会性质转型的决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一、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是社会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依据和标志

     

    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早先相对分散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最后都逐步选择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那个思想格局,并在小区域逐步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代,最终完成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府。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转型的三大要点是:经济上是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为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政治上的关键和标志事件是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思想与文化上成长了统一的汉字和中华文化。加速实现转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设,最后是在汉武帝手上得到巩固和完善的。

     

    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区别,近代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是与资本力量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过程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典型的欧洲经验基础上,把资本作为主导一切的积极因素来对待,把政治权力建设和技术革命成就都化约为资本主导的结果,没有这个共时性,马克思这样的叙述就不会产生。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一个核心认识是资本具有主导一切的力量,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这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经验,是明显不一致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与资本主导力量上升没有任何关系,与工业革命也不是共时性事件,认真对照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过程,足以否定资本至上的伪历史观。欧洲政治经济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迁,实际上是集中在近代一次完成的,而中华民族是两次转型的结果,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重大区别的第一个特点。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有2/3以上的时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管治之下,早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自治和邦国林立局面已经结束。早先人们是生活在部落或者小邦国内部,基本上是高凝聚度的生产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这些共同体是“大同时代”的遗迹,而且还具有回归大同的可能),而现在人们是生活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央集权制政治下、由名义上是皇帝委派的地方官进行指导的各种社区自治结构里。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剩余有限而且流动少,特别是远距离运输成本高昂,对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而言贸易和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间不占据重要地位,弗兰克和彭慕兰关于中国的研究,仍然是以工商业社会形成的研究视野回溯从前,这是社会性质决定的。

     

    二、实现政治整合之后的人力物力优势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断的原因

     

    中国历史与欧洲重大不同,还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接受过程,不是在排他性的利益趋势人群扩张中间完成的。是一次农业技术普及的全球化过程。先是中心地区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对外播迁,在广大森林-草原环境中间去寻找新的农业地带,结果带动了游牧渔猎民族选择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由于没有对落后部落利益的排斥和掠夺,落后民族在选择农业的同时也认同了农业民族,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都在农业扩张期间自然完成了,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统一的重要基础。农业民族的扩张过程与游牧渔猎部落的关系相对缓和,是因为农业部落和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资料,基本上不是相互竞争和互为消长关系,同时中国黄淮海大平原面积巨大,降雨量在400800毫米之间,这个降雨量在自然状态下就是森林-草原环境,有许多林间的草原适合农业部落的拓展和播迁。

     

    中国的农业全球化过程,不排斥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利益,也不实施奴隶制,因此就没有不可消弭的敌意,这是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的基础。因为没有奴隶制那样的排斥别人利益制造敌意的制度,中华民族最终实现了全部国土面积上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

     

    中国与欧洲相比,由于长城一线特殊的半干旱环境,单位面积的牧草产量极低,使得游牧民族的越冬生存困难很大,结果就转化为对农业地带的安全压力,全球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军事同盟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要比欧洲大得多,由于中华民族在先秦游牧民族壮大之前,就先行完成了民族融合和中央集权制政权的建设,从而具有很大的人口优势,并在中央集权制政府的主导力量下,最终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建设长城这样的“别马腿”工程,削减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并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这样强大的自我保护力量,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没有失陷于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的民族,成为唯一的传承不断的文明。

     

    欧洲的封建制,实际上是古希腊罗马实行奴隶制的报酬。中国没有实行奴隶制,所以就最终使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避免了欧洲那种失陷于游牧民族的封建化过程。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具有重大不同的第二大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相比,政治权力由集权制政府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离,中国地主没有欧洲封建主那样的政治权力,无法以此去限制农民的身份自由,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实际上欧洲的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关系特征,是游牧民族在农业社会按照游牧部落人身关系特点建立起来的。与欧洲的情况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间超经济强制的作用不强烈,国家政权与个人的关系很弱(“天高皇帝远”),政治关系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不同于欧洲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中间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相对突出;换言之,中国民间社会的所谓“儒家特点”是法家建设了中央集权制的结果,所以毛泽东说“祖龙虽死秦尤在,孔学名高实枇糠。”

     

    另外与欧洲社会的中世纪很不同,中国民间舆论是自主的,没有宗教这样的职业意识形态机构;而社会思想的主流要接受政府扶持和指导,国家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划定士大夫的读经范围,中国没有欧洲那种超越国家政权之上的宗教话语权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时期话语权和思想格局的特点,与欧洲截然不同。

     

    三、社会转型中间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本质差别

     

    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的加速期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个过程至今为止还在继续,还没有最后完成。本次转型的特点是中国被动加入资源和剩余分配的全球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和利益关系特点,国家和社会管理应对利益复杂化要求深入发展,个人主导自己命运的能力迅速萎缩,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中国本土文化和思想创新处于不确定状态,既有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的主张,也有高扬普世价值主张全面抄袭和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和个人命运上的焦虑不安,弥漫全国上下,在思想文化界引发极大的混乱或者解放。

     

    第一次转型建立起排斥政治竞争成本权力集中的农业弱管理社会,这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局限在狭小地域,利益流动数量小,人际关系相对简约,人们多数居住在熟人社区里,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在初级群体里面完成社会化过程;第二次转型的前景和去向还有欠明朗,整体趋势是走向外在调节控制强化的利益复杂社会。在今天的社会里,特别是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间,利益关系是依靠契约和法律来规范的,个人利益和命运需要一个外在的强制力量去保证实施。中国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社会关系特性已经逐步消失,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进步,第三个阶段的特征日益明显。

     

    在现代化叙述中间,对于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间的首创地位问题,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西方的早期扩张,确实是利用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强烈竞争意志作用,私人资本在中国没有起到过这样的强烈作用,资本破坏社会整合的特性,长期受到政治力量的有组织制约,这是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体系内部,个人资本积累与政治稳定是互斥的目标。近代西方对外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要满足于把内部矛盾对外转嫁,在非洲猎捕奴隶贩卖到美洲,在印度种植鸦片贩卖到中国市场,都是资本积累的矛盾外部化的结果。

     

    资本积累过程中间完全排斥他人利益诉求,与中国先秦第一次政治革命过程的强大经验是矛盾的,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要“怀柔远人”,这样才是低成本、高效率解决认同与安全问题的首要经验。西方近代历史经验是在反抗风险很低的条件下,无限制地进行资本积累。当然也证实了资本积累过程与内部政治稳定目标是互斥的,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分裂称为几十个国家的原因,而且至今无法找到控制和统治世界的路径,因为西方扩张过程内含着利益关系的互斥,结果当然只能是制造矛盾与纠葛,没有高认同肯定就没有低成本的控制方式。中国人早已化天下为国家,而西方人正在化国家为天下,以实际行动去推销彼此互斥的国家竞争方案。

     

    私人资本积累过程的完成,与前工业化国家无法实现“战争工业化”有关,这些国家不仅难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力量动员,而且也难以与私人资本积累的竞争意志和武器工业成就长期抗衡,资本积累成本外部化过程得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实现。工业革命的两大要素是:长期持续的分工生产带来的技术积累;相对密集居住的富裕消费群体提供的市场容量和产品低成本实现条件。技术可能加上经济前提,再加上政治前提(积累矛盾外部化),这是工业革命的三大前提。

     

    中国因为内部政治原因拒绝资本积累的内部化政策,外部资本积累过程的血腥与残暴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相冲突,基督教的狭隘野蛮排外也是支撑血腥积累的意识形态,因此只能是西方而不是中国人能够在资本积累基础上实现工业革命。

     

    作为工业革命的成果,交通和通信成本下降,全球资源和剩余分配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结果造就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中心和外围。中心国家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相对缓和,足以支持高成本的深入控制制度;外围国家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社会整合困难,矛盾深重,充满着文化焦虑和制度困惑。中国本来在毛泽东时代是自我中心,现在在精英们的主导下参与成为外围,成为世界上资源和剩余流出最多的国家,换言之,也是外部矛盾内部化作用最强烈的国家。这是目前中国和欧美日不同的第三大特点,中国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紧张带来社会关系的整体性紧张,控制成本急剧上升,对于未来的稳定预期难于维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都趋向短期化。

     

    今天中国社会资源和剩余的特点是:少数人有很大的优势去攫取社会剩余;政治权力资本化运用,话语权不捍卫民族利益、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全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都是偏离了承担社会控制的合理方位,共同失灵。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三大差别,意味着中国不能简单地因袭西方的历史叙述,也不能简单地抄袭西方社会的调节方案,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预期也不能以西方的现有道路作为依据。中国百年来的西化派(包括马学教条主义者和主流知识精英)知识精英的努力过程,本质上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士,在治学上追求低投入(抄袭西方当然最省心)和掺杂个人利益和政治意志(实际上就是“私欲之蔽”),是以一种最腐败的方式去行使话语权的结果。考察中国历史和现实,要走出西方的经验视野,拓宽我们的观察角度,才能兼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间那些曾经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研究中国历史问题需要拓宽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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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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