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2月在南京一个小范围座谈会上,茅于轼先生在即席发言中间透露了他的担心:“中国的农民也罢、小市民也罢,一方面受到几千年皇权思想的熏陶,臣民思想非常重;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思想改造’,比较容易认同于以暴力途径来解决问题。在目前,在比较广泛的人群中最为危险的有两种观念。一是‘剥削论’,认为打工就是‘受到剥削’,比如,我在北京办的保姆学校里的学员,教育程度都相当低,但是反对剥削意识很重,认为工作就是受剥削……二是‘造反有理’论,以为受到了剥削或压迫,就应该革命、造反,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法来追求‘平等、公正’。而要改变这两种观念,就意味着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清算,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这是精英们最为头痛的事情,虽然“小保姆”说“造反有理”还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去造反;而且即便是发生一场“剥夺‘剥夺者’”的运动,女性去参加的可能性也相对要少得多,但是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政治意志,已经让茅于轼先生感到担心和后怕了。
      
      茅于轼先生开办了保姆学校,帮助她们去更好地适应富贵人家的需要,显然她们得到一份暂时工作的能力方面有了进步。在这个问题上,茅于轼先生的信息优势仅仅在于茅于轼先生比小保姆自己更加熟悉富人的需要,而不是茅于轼先生与她们大量接触中间增进了对穷人的了解。就此看来,茅于轼先生的政治敏感性和警惕方向过分单一,总是提防和抱怨曾经把他划为“右派分子”的共产党,借机又来抱怨一通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和“意识形态”把小保姆给“教坏”了。
      
      老田是农民出身,虽然没有见过茅先生保姆学校的学员,但是对农民还是有些了解,这跟精英们相比就不无优势。对于一个农村出来流入城市做保姆工作为生的农村少女来说,她的要求可能并不高,对于长期的繁重劳动锻炼而言,她们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劳动量,也愿意努力学习以适应工作;她们的要求,不超过在城市找到一份工资还过得去的工作,这一份工资要能够支持她自己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比如得到一室一厅的房子,在她成家之后小孩的入托、上学费用能够在工资中间解决,足以支持她过上一份衣食住行还过得去的生活水平,能够经受住常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打击,能够维持在城市做人的起码尊严和体面。但是这样的机会,在现存的社会分配体系中间是找不到的,在小保姆本人看来,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她的农村老家去嫁人,去完成她的生命再生产过程。这样一来问题就无比严重了,小保姆在无需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学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也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工作,无论努力与否,都无法为确定自己需要的那样一种未来有任何帮助,她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与自己未来完全无关的“压迫和剥削”事务。而且由于她们已经清楚的把握到现实的社会分配体系无法兼容她的资源分配要求,而且今天如茅于轼先生这样的上等人,又完全不考虑她们要实现自身愿望的资源分配要求,除非通过暴力去“剥夺‘剥夺者’”之外,就无法根本改变她们今天的经济地位。如果把她们对现实的判断和对于未来社会的诉求,进行系统化的表述,很显然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是茅于轼先生所恐惧的那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茅于轼先生说小保姆的政治认知形成于“思想改造”过程,在内容上属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的意识形态”,茅于轼先生又不敢全面去清算涉及到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有点左右为难。其实茅于轼先生还是低估问题的严重性和困难程度,其原因大概在于茅于轼先生满眼只有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对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所设置的障碍,没有看到更为根本的问题。对于小保姆而言,不需要借助学习就可以把握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而且对妨碍自己处境改善的那些力量也清清楚楚,还对“压迫者”的政治意志不抱任何幻想,这一点要远远比任何“凭空输灌”的意识形态可怕,无论茅于轼先生做多少理论工作都是没有用的,除非茅于轼先生为了小保姆们的愿望肯于减少自己对资源分配份额的要求,让她们的基本愿望也能得到适当的资源支撑,否则这个让茅于轼先生空前担心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在底层社会自发生成的,根本无法在理论上加以消灭。
      
      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精英们总是想着要把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强加给平民,精英们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形成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理由把平民自身的感受和认知看作是“零”,但是实际上小保姆们就把握得很好、很清楚,至少茅于轼先生及其同路人二十多年的理论努力,对于她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价值,这对于茅于轼先生来说才是最可怕的。
      
      老田以为,小保姆对自己的处境及其出路的认知,本质上就是一种阶级意志和政治认知,系统化之后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情况。
      
      本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学生与小保姆的处境是绝然不同的,大学生中间的多数是可以在城市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和福利所得是足以帮助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影响,大学急剧扩招,毕业生数量迅速上升,严重地改变了就业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结果大学生们今天的收入水平迅速下降;并且随着朱鎔基主导的就业改革政策兑现,大学生们能够得到的有保障职位也迅速消失,大学生自己也逐步丧失了改变自身社会分配地位的机会。比较而言,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的方式,获取社会分配金字塔中间一个更高的位置,但是这一目标对今天的大学生中间的大多数来说,将无法顺利实现。因此基于对自身社会处境的把握,大学生对社会分配地位的不满情绪也一样急剧上升,在这一点上大学生与小保姆的认识基础是一致的。
      
      如果说小保姆对精英阶层不给自己出路,对现存社会分配体系的改变不抱幻想,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自发地转向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话;大学生则不尽然。
      
      根据笔者与一些大学生的深入交谈,大体上,今天的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受三个因素左右:一是在今天的市场体系里面必须快速得到大量的金钱,否则自己的衣食住行、成家立业都谈不到,因此大学生许多人都支持在分配上向少数人倾斜的社会分配体制的合理性,这也是他们能够得到大量购买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唯一出路,这个思路其实也出于“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现实主义考量;二是大学生们经常谈到自己的某个朋友、同学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他们需要的购买力,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而言,好像并不遥远,只要是通过自身个人的努力或者撤销对个人不利的制度限制,就可以实现自身的愿望,因此还没有认为现存竞争型的社会体制是完全排斥自己的,再加上对实现自身价值的市场路径不是那么容易更改的,反过来她们支持促使他们陷入困难境地的竞争型社会分配制度;三是大学生们对理想制度“规则化”的渴求非常强烈,他们许多人认为自己可以在规则化的“好竞争制度”中间受益,与此对应,他们对现存社会中间各种破坏规则的权力运用方式极端不满,并转化为对掌握政治权力那些人的极端不满,在表现上就是援用西方政治学中间的整套民主自由语汇,去抨击“专制”“特权”“黑幕”以表述自己的不满,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学生们变得不再“现实主义”,而是充满着“造反精神”。
      
      与小保姆非常不一致的地方是:大学生支持竞争型的经济资源分配体制;反感政治权力的运用方式。小保姆们首先是对经济资源分配体制极端不满,看到自己没有出路,进而对于精英阶层把握的一切权力(包括经济权力和话语权)都是不认同的,是一种总体性的不满。而大学生们对于话语权和经济权力的不满则处于休眠状态,甚至还持有一种茫茫然的支持态度,企望自己也可以在这个竞争型的制度中间受益。
      
      说到底,大学生们,即便是学习管理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们,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微观企业的管理人员,在毕业之后的工作现实中间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尚不具备企业管理全面素质的大学生,今天就确立了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并非出于他们已经对中国现实的充分把握和有了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也不体现他们在专业技能方面的认识水平。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与小保姆主张的“造反有理”一样,也只是一种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表述,与专业技能无关而只与个人境遇有关,是建立在个人境遇之上的朴素政治认知。大学生们对于确立社会资源分配规则、并广泛参与分配过程的政治权力的不满,使得他们有一份现成的思想资源可以援用――来自西方的政治话语――正好可以用来充分表述他们的不满。
      
      大学生们的政治认知,就其知识来源而言,倒是接近于茅于轼先生所说的“思想改造”模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茅于轼先生可以和大学生对话,却无法和小保姆对话的原因,因为大学生支持茅于轼先生执着的竞争性社会制度,而小保姆则是根本反对一切竞争型社会制度的。大学生们对于政治权力的不满又恰好与茅于轼先生相同,虽然在制度诉求上面一致,但是内在的现实诉求却很不一样,大学生们感到自己很难找到适当的资源去支撑自身的成长和生活,而茅于轼先生则操心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分配制度:在中国资源有限的现实中间要能够永远排斥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否则人们难免就要象“小保姆”那样全面质疑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占有份额。
      
      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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