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资本或者土地,就是经济权力)的占有、对权力和话语权的占有状况,来厘定社会分化状况,占有更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的人,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掌握三种权力的少数人是精英阶层,被权力所主导和左右的多数人是平民阶层。这个精英概念,显然就不是衡量个人素质意义上的精英,而是根据掌握权力的状况来确定的,是社会分层意义的精英。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叙述,只承认依据生产资料占有产生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把社会分化的着眼点转移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承认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占有状况,本身要带来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人农民划等号”。

     

     

     

    结构功能分析与传统的阶级分析,并不完全对立,而只是把原来的社会分化的单一依据――局限于生产资料(经济权力)的占有――扩大为三个: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都是社会分化的依据和阶级对立产生的条件。生产资料占有本身会形成一种开支其――“经济(资本)权力”,这种权力和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话语权)一样,当然是社会分化的依据。

     

     

     

    结构--功能分析法的一些基本假设、前提和结论是:

     

     

     

    1、社会总是处于竞争状况中间。只要是原始的“大同”状态已经崩溃了,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社会就是一个竞争社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假定,或者说是对社会性质的一个现实把握。

     

     

     

    2、竞争的通常形态或者主要部分是群体竞争,而不是个人竞争。竞争群体的阵线是由社会分化现实给定的,不同的人是按照个人所处在的社会阶层(阶级)而参与竞争过程的,并在竞争过程中间决定自身的分配地位。这也是社会经验现实给定的。

     

     

     

    3、竞争胜负的依据是权力(或者控制权),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权力,这是精英阶层取得并保持优势地位的关键,权力的竞争性运用就是精英主义,社会是处于竞争还是合作中间,最终取决于权力的运用方式:竞争性运用还是合作?这也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经验。

     

     

     

    4、竞争的对象是权力、物质资源和剩余的分配。精英主义就是一种优势群体的竞争要求表述:要把一切控制权搭配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是精英们的共同立场。普通老百姓注重生产与生活条件中间的物质资源分配与竞争关系,精英们注重权力(控制权)的分配和竞争。知识精英要求“宪政民主”,是要求削减权力精英的控制权份额,实现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的公开程序有助于话语权的地位的提高,这是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之间的“精英阶层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矛盾性质。

     

     

     

    5、社会是处于合作还是竞争状态,本身是精英阶层在利益最大化诉求下,通过权力的竞争性运用来实现的。如果没有精英阶层的精英主义,社会广泛合作就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资源分配关系的紧张程度,决定着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竞争关系紧张程度和性质,决定精英阶层的权力运用方式和对平民阶层的排斥程度,也就是决定了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性质,按照毛泽东的划分:一种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种是“对抗性”的矛盾。马克思提到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可以缓和两大阶层的对立关系,阶层对立的缓和总是表现为权力排斥平民的程度较低。

     

     

     

    6、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方向,是否兼容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决定了精英阶层是否可以按照自己本能去运用他们掌握的控制权。“后发国家”精英阶层对外劣势、对内优势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利益最大化方向必然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矛盾,西方历史上德国的容客地主和美国奴隶主,其利益最大化方向就是违背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运用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的时候,会自然地背弃多数人利益和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毛泽东是据此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中国精英阶层的“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是他们优势地位性质和利益最大化方向决定的,这是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点。

     

     

     

    根据结构功能分析法,可以兼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可以更好地适应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对于传统的阶级分化依据――生产资料占有――仍然作为社会分化依据,同时也作为一个竞争的主要对象来看待。与传统的阶级分析法相比,结构功能分析法承认矛盾和对立是按照社会分化来展开的;承认社会矛盾有根本对立的现实存在,也有相对缓和的条件和可能,把欧美日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权力的排斥性质不如中国这样极端作为一个“有前提”的现实来看待。把右派竭力加以混淆的欧美日状况作为特例来对待:阶级对立和权力对平民阶层的排斥被分配上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所缓和。

     

     

     

    “结构”的涵义是:承认社会“竞争性质”,而且竞争是依据“社会分化划定的阵线”来“有组织”地进行的,并承认由此引发的社会阶层对立;“功能”是强调竞争的对象和依据都是特定的权力和资源分配,现实的分配份额及分配援用的规则都是竞争的对象。结构功能分析法的优点是可以兼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验,切近中国今天社会分化的现实和人们的日常感受。

     

     

     

    在结构――功能分析法中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的标志就不再仅仅意味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是权力资本化。举凡把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作为资本,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反过来,社会主义除了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还要求权力公有和话语权公有。实现社会主义固然要解脱“占有生产资料去奴役人、控制人和剥削人”的“劳动异化”(异化总是意味着少数人垄断某种控制权,通过对多数人某种控制以实现对多数人利益进行蚕食和剥夺),更重要的是要继续解除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对人的控制、奴役和剥削,就是要解除权力异化和话语权异化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作为“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群众政治实践,主要努力方向就是发动多数人起来参与政治过程,尝试着看能不能结束少数人对政权和话语权的垄断?学着掌握政权和话语权,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实现“群众夺权”和“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

     

     

     

    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还仅仅意味着劳动异化的解除,少数人垄断权力和话语权的现实以及权力运用资本化的趋势都还存在,由于蚕食多数人利益的优势力量和威胁依然没有解除,就还意味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所以当时的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还说“跟旧社会差不多”,是“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解除权力和话语权的两大异化方面的困难,毛泽东有很严重的估计,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固然不是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解决得了的;与此相关联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毛泽东也说不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能够解决的,毛泽东有一次甚至说“我不说几千年(不能解决),以免把人吓着了。” 文革期间群众政治实践所暴露的困难和所谓“混乱”,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充分估计到的严重困难,以各种不同形式发作出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容易一些,要实现权力和话语权公有,就要困难得多。

     

     

     

    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二○○四年十二月四日修订

     

     

     

    附:在主人公论坛与几位网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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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老田探讨
    作者: 清源
    日期: 2004-12-01 16:45

    1.系统论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矛盾,在马列毛的大量著作里都存在很多的结构与功能分析,它是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结构与功能分析和辩证法的关系上,你的“兼容说”有一定的道理,但用于阶级分析则值得商榷,因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对社会的阶级分析应该是两码事。

    2.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派生了政治权和话语权,它们之间是派生和隶属关系,它们不处于同一层面,不是并列关系。因此,对阶级的分析还是基本上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主要标准为好。

    3.“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人农民划等号”。这是从思想上背叛了他原来的那个阶级而站到对立面阶级去了,这种情况非常多,对自己阶级的背叛应与所占有的政治权和话语权的多寡无关,这与对政治权和话语权的占有是两码事。大官和大学生之间的政治权和话语权相差悬殊,这个阶级你怎么划?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样占有相当大政治权和话语权,你怎样来以此划分他们的阶级归属?所以,我觉得还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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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清源: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样占有相当大政治权和话语权,你怎样来以此划分他们的阶级归属?

    --------------

    由于个人意志的作用可以使人们超脱出它本来的归属标准,因此在社会领域就不存在“全称命题”,所以“归谬法”和反证法也不能使用。阶级划分和阶级意志的实际存在,是就一个特定阶级划分标准范围之内的大多数人而言的,恩格斯的情况显然就不符合你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划分标准。

     

     

     

    因此精英阶层和精英主义的概念要同时使用,是否精英阶层,还要借助一个是否精英主义者的概念,才能够区别毛泽东这样的人,毛泽东是脱离或者背叛了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意志的人,是平民主义者。

     

     

     

    精英阶层与剥削阶级的概念相比,更加切近中国的现实和人们的感受,这个概念用来分析苏东巨变和中国近2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追寻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更有认识价值的概念工具。

     

     

     

    如果一定要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式,在解释苏东社会变迁的时候,意味着要把这个历史责任要追溯到一个祖先记忆那里去,人们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去行驶政治追求,这很容易把所有人包括平民的利益诉求也“一视同仁”,而失去对精英阶层的直接针对性。

     

     

     

    说精英阶层不是根据自身控制权去追求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在本质上是脱离真正的“社会存在”去分析阶级社会的政治问题。拒绝在现实的社会权力分配和运用方向上,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对于社会管理而言,意味着“防腐拒变”缺乏实际的针对性,这些正是邓小平在非毛化时期所说的“毛泽东是极左,在阶级不存在的时候还大搞阶级斗争”。精英阶层和精英主义的概念,就有这种直接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管理意义,就是把平民阶层的正当利益诉求,与精英阶层追求与控制权相应的剩余索取权的行为区别对待,把“防腐拒变”的逻辑起点最终定位在:为监督精英阶层需要对他们进行“有罪推定”。抹杀这个区别,正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反复“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依据所在,在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面前,不能不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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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阶层--平民阶层”的划分出于“结构--功能分析”法
    作者: 两头鸟1
    日期: 2004-12-04 17:36

    结构功能分析法,不能赞同。
    1至少其不是唯物历史辨证的世界观来看的。
    2权力也好,垄断也好等等,都是附在资本家这张皮上的,都是来自资本家利润的一部分,这一点本质与地主资本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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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对你的批判政治精英主义的论述框架一直持有很大的质疑,表示谨慎乐观的看法吧

     

     

     

    作者:已经被封两个IP
    日期:2004-12-01 13:06

    就马列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看,其不可能脱离阶级分析的主线太远,否则就只能变味了。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以严格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
    作者: 已经被封两个IP
    日期: 2004-12-01 16:12

    而我注意到在你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功能分析法中,缺少的正是这个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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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平民与精英分柝法对于缺少马列一般知识基础的人群较适用,我不反对,但不科学准确,类似古代绿林劫富济贫的好汉理论,会有留下后遣症!您的建议我努力作。
    作者: 农夫
    日期: 2004-12-03 22:49

    不论精英(干部、知识分子群体)阶层或平民阶层就其世界观和是非立场划分是有阶级之分的,就思想认识之分是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落后之分的。因此毛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先进与落后。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科学的分柝问题实质,作出正确结论和解决办法,以利年青人自己不断提高。马列理论不仅认为维护多数人利益而劫富济贫的正义性,而且能回答劫富济贫是物归原主的科学道理!当然我接收您的建议,尽量能用现代年青人能接受的话语讲出马列的科学道理。谢谢!

     

     

     

    ―――――――――――――――

     

     

     

    回答两头鸟1、农夫和已经被封两个IP:

     

     

     

    把这个精英阶层的划分依据追溯到最后,会遭遇到一个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依据,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为依托,马克思的理论说清楚了谁生产了价值,又是什么人占有了它,并据以论证“剥夺‘剥夺者’”的合法性。

     

     

     

    马克思没有说剥夺者是依据什么实施剥夺的,这其实是权力或者控制权分配不均衡的结果:劳动者无权。承认了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和在分配过程中间的决定作用,就有了新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划分依据,不见得与马克思的分析相矛盾,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间,他只是把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控制权“一锅煮”了,我们今天重新确定精英阶层的划分依据,只是在马克思还没有进行细致区分地方,重新开始分析问题,把生产资料占有以及建立在占有之上的控制权区别开来。也许在马克思看来,把控制权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加以区分还不太必要,当时的社会里,作为分配依据的控制权还没有其他重要形式,当时的公共财政几乎是微不足道,市场垄断地位也几乎不存在。因此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和分配关系分析,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应,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微观分析水平上,然后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推广到全社会的,并提出“平均利润”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

     

     

     

    还有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地方,就是全社会乃至全球的价值分配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垄断地位在经济现实中间还不常见,大的垄断企业还没有产生,国家财政还不是社会生活中间的一个重要角色,全社会的价值分配主要是在市场上实现的,而且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基本上服从市场竞争的规则。按照今天的说法,马克思时代没有垄断和外部性,没有公共财政,因此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关系论断――“价值规律”可以成立。

     

     

     

    而今天的世界里,垄断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全球资源分配地位,就是在长期的竞争性低价(出口)和西方的垄断高价(进口)之间的交换关系中间,确立下来的。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内,多数资源和社会剩余不再依据自由波动的价格在市场上实现,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剩余和资源获取,都主要是根据垄断地位、分工地位和权力关系来实现的,这个时候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价值决定价格论,显然是刻意脱离今天经济世界的现实过程。在阶层划分依据的背后,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经验和现实判断:价格这个“市场化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工具”,是否继续在今天的社会资源和剩余分配过程中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要比较马克思时代曾经起主导作用的自由竞争,以及在竞争市场背后的价格决定与价值分配机制,与今天处处起作用的垄断和政府权力相比,孰主孰次?

     

     

     

    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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