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志武教授说“人为的制度性障碍是大家已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小小问题上面,陈志武教授是隔着太平洋来看中国三农问题的,可能是因为望远镜的倍数不够、或者受地球曲率的影响,难免有看模糊的地方,原本不足为怪。实际情况是:中国自从邓小平主政之后,恰恰充分注意了要对农产品“公平定价”,主要措施就是大量进口国外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目标就是保证中国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高于全球平均的“公平水平”;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如茅于轼先生等,还唯恐进口农产品支持的定价政策有变,呼吁要让国外的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来“发挥比较优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农民独自承担因土地报酬递减引发的后果,防止“城里人”承担“高价格”以分担土地报酬递减引发的农业高成本。
      
      对于中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大腕和主流经济学家如秦晖和张曙光等,早就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城乡隔离和就业歧视的实质,这个制度安排不利于把城市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农民工水平,所以坚决主张农民工自由进城和蓝领工人平等就业,目的就是要实现“同一个工资率”;张曙光先生还安慰政府不要担心,说“贫民窟”在城市出现不会给政府丢脸。他们因为都是近距离观察,所以比耶鲁大学的陈教授看得更清楚:中国城市的就业歧视不是排斥了农民的就业机会,而主要是剥夺了资本家的利润空间,保护了城市里的蓝领工人。如果完全撤除这些歧视政策,可以把蓝领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压低,在中国具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态势之下,农民工愿意接受的工资才是最后的市场均衡工资,这当然就意味着蓝领工人全部进“贫民窟”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陈教授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平衡状况,还是本土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掌握得比较准确一点。
      
      陈志武教授还说“新革命成功后的‘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原本大家都以为“‘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是应付战争威胁的实践方略,按照陈志武教授的最新定性,原来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个见识确属发前人之未见,中国人已经被旧见识蒙蔽了好几十年了;更为奇特的是,陈教授说在这个备战政策下,中国在西部进行的“三线建设”和几十个新城市的崛起,都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完全无关的,实现的是“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看来陈志武教授就算是朝一副磨盘看一眼,也能够看得比别人更深刻些,真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志武教授反复列举美国的发展进程为例,把美国的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作为例证来讲,但是陈教授忘了告诉我们:中国是不是有复制美国经济发展道路或者经济结构的可能?比如说中国能不能造就第二个“微软”,或者即便是中国造就美国同样的产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和价格态势又将如何变化,中国能否就因此象美国那样造就自身的垄断地位,并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上获得垄断利润,如果没有垄断利润的支持,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又会有什么不同?最终也许需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有变成美国的可能性,还要解决如何把美国变成中国的问题,否则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中国产品的竞争态势和实际收益。
      
      陈教授说“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一千万个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两千万个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这两类工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创造环境)。加上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我们长年累月居住在国内,对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还算是有点感性认识,按照陈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第三产业比例太低,应该是发展得很不好,但是我们的日常感受则完全不同,举凡商业、饮食、运输业、金融业等等,没有一个行业不是发展过剩并出现恶性竞争局面,几乎找不到顺利成长的行业空间。陈教授能够讥笑“亩产万斤”,足见陈教授很是高明,但是如果第一、第二产业没有垄断利润,还会不会有足够的剩余和资源流到第三产业并支持其健康发展呢?还能不能支持中国的第三产业达到美国那样高的比例呢?我们的愚见是“人有多大产、地有多高产”不可能成立,就算是在中国发展第三产业,也一样是需要社会剩余流入来支持的,产业发展空间不是一个高明的政策就可以解决的,不知道陈教授以为然否?
      
      高人总是难免“先天下之忧而忧”,陈教授担心中国人很愚蠢,硬要把农民都困在土地上,陈教授的忧虑和担心在文章中间随处可见“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看到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这证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晚清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宋朝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我很负责任地告诉陈教授,不管中国还有多少人还要搞“新重农主义”,但是大家都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有大量剩余,有人估计今天农村劳动力要多出三分之二,并没有人一定要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一点请陈教授务必不再操心,还是希望陈教授发挥自己的专业智慧,在核心和要害问题上多出点高招,比如中国如何在第一和第二产业都普遍陷入衰败的情况下,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
      
      陈教授又说“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看来陈教授不太清楚中国的就业状况,中国不仅是蓝领工人过剩,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间的大学扩招政策,已经很执行了一些年月,今天大学生就业也是极端困难的,这不仅反应在就业工资越来越低、逐步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靠近,而且还体现在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上面,要不陈教授想办法帮助他们移民去美国怎么样?移民万一办不成,帮助他们进行偷渡或者申请政治避难也可以嘛。
      
      总体看来,陈教授除了不清楚中国的大学生和蓝领工人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了解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资源基础、不知道中国市场的农产品定价机制之外,其他的都是高见,而且还都是来自美国的高见,据说还是业经多个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了的,我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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