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整个社会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劳均生产效率很低,有限的剩余多数通过地租形式上交给地主和富农。这一阶层的畸形消费常常使得有限的剩余无法进入工商业发展渠道,中国绅士留给洋人的通常印象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老头穿着长袍马褂,在卧榻上叼着一根烟枪吸鸦片,他的小老婆在普遍为他点烟捶背。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公开运到中国来贩卖,这是英国资本家们遭遇中国占优势的自然经济之后,为顺利实现资本积累的创新和突破。根据英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协定,自1908年开始分十年逐年减少鸦片输入,于1917年终止合法与公开的鸦片贸易。本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多数国民种植粮食作物,剩余很有限,基本上不参加市场交易过程,结果英国的资本家们无法提取到中国的有限剩余。最后就要出奇制胜了,只要一个人染上了鸦片烟瘾,哪怕是卖儿卖女卖老婆卖房子,也要去购买鸦片,这样就成功地把一个通常是不参加市场交易的人,强行拖进来了。就是在鸦片贸易中间,资本家才能顺利地实现其资本积累过程,绅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购买力最强的阶层,他们成为瘾君子,更是西方人提取中国剩余的一个关键环节。
      
      人们都说封建社会总是伴随着超经济强制,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者――农民常常是自己控制着生产过程和剩余,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剩余总是难以顺利转移的。而鸦片贸易则是在“市场自由贸易”的面目之下,一种关于“超经济强制”的制度创新。在民国的战乱年代,各地军阀通常都是保护本地的鸦片生产,帮助进行贩卖,以“培养税源”,毕竟这是一个现成的剩余提取手段。由于具有如此深刻的社会支持,因此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百余年,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容量和剩余流动模式,这些与工商业的成长和发展均无关。
      
      留在中国人心目中间的资本积累印象,没有比鸦片贸易这样一种剩余分配和提取方式更深刻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共产党政权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取缔了黄赌毒,在1970年代已经完全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性病。在精英们看来,都是堵塞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门路。黄赌毒等项“第三产业”,在传统农业时代的角色都是“强势产业”,都是就人性中间的几个最强烈的欲望去着手创造“有效需求”的,在剩余很少的时代还能够促使人们转移自身掌握的有限剩余。这些都还受今天中国某些精英们的支持,要求把这些地下产业“合法化”,加强管理和收税,也许是要开发人性和欲望中间的恶劣部分去促使第三产业兴旺的。有人就“繁荣娼盛”的状况作了一个形象的顺口溜“无噪声、无污染,一套被褥搞三产;交易做完货还在,拉动内需促发展。”
      
      在鸦片这种特殊的超经济强制之外,中国人对资本积累的重要印象还来自于官僚买办的积累道路。在旧中国由于剩余有限,资本积累过程针对的是个人非常有限的剩余,提取分散剩余的成本极端高昂,而且分散剩余的提取直接面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替代运用方式,遭遇的反抗和不合作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积累资本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鸦片贸易之外,常见的资本积累还有两个:一是依附国外垄断资本,一是依托国内的政治权力,这个积累过程丑恶的历史记忆导致国人对资本的深刻警省。
      
      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旧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完了,老共要得天下了。”学徒不明白,老板说“现在80%的人支持老共,99%的人反对老蒋,那老共还不要得天下吗?”从抗战胜利初期的“劫收”,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民族资本生存空间的挤压,蒋政权终于耗尽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成功地支持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批判和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本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基础和舆论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资本的印象,主要是建国初打击投机资本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确立的。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投机资本利用相对动荡的经济形势,进行银元投机,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和民生稳定,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抓获了大批投机商。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间,共产党动用政权的力量,从东北等地抢运大批粮食和纱布等产品,进入上海等六大城市,在投机风潮最高峰突然抛售,并同时收紧银根,结果导致大量投机资本家破产及其背后的地下金融体系――私人钱庄――的彻底崩溃。
      
      资本在新中国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根据中国市场上基本民生产品的严重短缺形势和高价格弹性,进行囤积居奇,在改变市场供给条件的情况下牟取暴利。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的稳定物价之战和三反五反运动,拒绝资本积累转嫁风险和成本给政权。资本家们自己把逐利动机和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给人看,结果是为彻底葬送资本主义的前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帮助共产党政权完成了“一化三改”的舆论动员过程。
      
      布罗代尔总是告诫人们要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旧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人身的市场化程度都很高,但是资本积累条件仍然很差,积累过程难以顺利完成,小资本无法实现有效的联合,缺乏足够的经济控制权,在市场上无法通过联合安排来降低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在逐利动机上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新中国之初资本的投机性与软弱性的一次自我暴露,与1840年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中间资本积累的主流选择,在根底上是一致的:中国资本积累条件不佳的现实决定了资本无法顺利进行和成长,资本积累的承载者资本家就无法超出狭隘的短期利益眼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资本又失去了政权和话语权的善意保护,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相比,资本的控制权是极端弱小的。这一切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不要以为离开了政权的保护资本主义还能够生存。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造就知道了,民间谚语说“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掌握资本固然能够加强自身的控制权,使得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很明显,足以让他们把人身市场化;但是资本支持的富人优势,是远远不能与政权的力量相比的。投机资本家们应该不缺乏常识,但是短期利益的驱动之下无法兼顾后果罢了,这种只注意眼前利益而葬送长期利益的决策模式,按照民间的说法是“钻头不顾屁股”。
      
      许多人在谈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常常提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这一路线已经明确宣布资本在新中国的末日,新中国整合人力物力的要素将要在私人资本之外去寻找了;同时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对应的市场现实是:高弹性产品的脆弱供求关系,这也预示着新中国后来采取的重大步骤:统购统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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