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经济强行起飞政策的启动,基层政权强化过程的完成,劳动力组织和动员能力上升,多个方面的建设目标一时难有合适的标准加以取舍,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过渡动员问题,成为当时一个最严重的弊病。毛泽东始终反对的“剥夺农民”的平调问题,一度相当严重。
      
      1958年对地方下放权力,也带来建设规模的“合法失控”。与1957年底相比,1960年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174万人,工业和城市膨胀的速度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产量下降了30%。
      
      1950年中国的人口就占据全球的22%,作为一个农业国度,人口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多,实际上是在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上的高位上。从人均粮食生产水平看,在最高峰的1958年也只有303公斤,扣除种子和消耗仅仅够一个“糊口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必然要受到粮食生产受气候影响波动带来的重大威胁。而当时新中国的水利事业才刚刚起步,不足以应付气候的影响。
      
      由于人口膨胀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加速,工业化进程又在短期内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在统购统销政策下,最后粮食紧张问题集中表现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对于农村而言是“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还要大量征购”。把困难时期的问题归结为“公社瞎指挥带来的减产”“浮夸风引发的高征购”,已经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主流叙述,其实这个叙述只受个别例证支持,而且今天人们乐于列举的一些例证大量密集在1958年底,而最严重的缺粮是1960年和1961年,出现在几个农业生产季节之后,1958年出现的失误案例对最严重减产年份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其实当时真正的问题是:人均粮食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工业化强行启动加大了城市的粮食需求,这个需要之大已经与农民的口粮相矛盾了,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村缺粮肯定要表现为国家征购行为的首要影响,事实是不管有没有浮夸风,都是要征购到与城市人口需要适应的粮食数量。
      
      1961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经迅速寻求对外购买粮食,进口量的预列计划是300万吨,最后被毛泽东加码为500万吨。与1956-1958年平均产量相比,粮食减产的数量高达5000万吨以上,进口数量仅仅相当于1/10,粮食紧张的局面当然无法得到根本缓解。
      
      和中国传统时期的饥荒影响相比,这一次的危机由于政权强大的提取和平衡行为,超出了传统饥荒受地域和阶层限制的特点,那些未受气候影响的地区也一样感到粮食的严重紧张关系(丰收地区也一样受到国家强有力的粮食平调救灾措施的影响),精英阶层也首次遭遇长期挨饿的黑暗记忆,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影响和历史记忆,打破了传统时期缺粮与受灾范围严格对应的关系。三年困难时期人均低水平的粮食产量,决定了饥荒的影响程度,而政权的强大介入则把饥荒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由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全国共同挨饿,大大改善了局部地区的缺粮程度,最终有助于降低生命损失,按照人均最低口粮水平计算,困难时期粮食减产30%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周边的几个省区,按照局部地区缺粮程度和人口分布计算,在没有全国平衡的情况下,饿死人数量的上限是2亿左右,下限也在1亿以上,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全国性的粮食平调,从而使得局部地区粮食供应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大大减少了饿死人的数量,代价就是把缺粮的范围和对饥荒的感受扩大到全国城乡。换言之,救灾的有效性是通过共同挨饿去降低局部饿死。一般而言,强大和集权的体制总是特别有利于应付战争和饥荒,没有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当时新近成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很难把实际上并不特别宽松的“丰产省区”的农民口粮,拿过去救灾。
      
      由于政权的强大介入,使得这一次饥荒与传统时期的饥荒持续时间不同,这一次由于政权的强大主导作用,结果是迅速走出了危机的影响,快速地实现了灾后的恢复。由极端气候造成的大饥荒,在历史上常常是呈雪崩式的恶化。通常的程序是这样:收成不好---粮食匮乏---不能眼看家人饿死---种子耕畜充饥---自然灾害结束后也无法恢复生产---再继续颗粒无收---灾情更重。饥荒带来的后续效应,在这一次表现得不是很突出。
      
      这一次饥荒带来的黑暗记忆,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间有两重后果,一是劳动力资源的运用方向此后集中转向灌溉水利事业,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说法特别深入人心;第二是在农业上资源分配长期集中于粮食生产,按照当时的说法是“以粮为纲”。
      
      灌溉水利事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把旱地变为水浇地上,是具有增产效应的,但是继续投入则仅仅具有保险作用。大量的灌溉保证率提高的水利设施,也仅仅能够在第一水利失效的情况下,开始发挥作用。黄淮海平原的机井,也是仅仅具有促进稳产的作用。而江河堤防的修筑,就没有增产的作用,仅仅具有减灾的价值,是一种没有产出的投入。换言之,自从大饥荒之后,劳动大量投入的水利事业,主要是具有增进中国粮食安全的价值,大部分投入不具有在正常年份促进增产的作用,这在GDP数量统计上是显示不出来的。大致上相当于一种保险费支出,这一部分对于人均粮食数量很少的中国来说,对民众生存状况改善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不表现为GDP数字。
      
      在毛泽东时代的尾期,由于北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灌溉设施带来的稳产作用,最后扭转了持续数百年的“南粮北运”。1978年是新中国50年中间,旱情最为严重的年份,这一年的粮食反而增产了,与1960年的差别是:大量水利设施开始发挥作用了。一般而言,只要是有良好的灌溉水源保证,持续的旱情总是意味着更加充分的日照,这是有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和增产的。
      
      在文革期间,一个曾经被当权派下放八年老干部,把自己参加劳动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日记,最近他把日记翻出来作了一个统计。他告诉我,当时他每年平均出工350天左右,但是真正投入生产队土地上的劳动日只有49天,其他的社员情况也是差不多,大量的劳动时间都是去参加水利建设或者修筑公路。换言之,在生产队里“有产出的劳动”,实际上只有1/7左右,大量的劳动是用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投入,或者是作为保险费投入的,生产队劳动日分配上的“低效率”,并不体现当时实际的劳动成就,而是远远低于这一成就。反过来,在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终止了对水利事业的投入,但是还在继续享受过去投入带来的好处,在单位劳动的分配上,实际上是部分过去的成就增加了今天的分配。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水利事业大量荒废,“靠过去投入的劳动增加今天分配的份额”会逐年衰减。
      
      在强行起飞模式下的劳动力资源动员策略,决定了单位劳动日分配上的“低效率”,在这个低效率的背后,是长远利益增加和风险降低,降低了以后的大饥荒的生命损失和气候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就国民经济的整体而言是粮食安全更有保障了,这一部分既没有体现在农民个人收入里面,也没有体现在宏观的GDP数字里。由于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人均粮食产量不高的状况还将继续存在,粮食安全相对脆弱是必然的,这要求更高的“保险费投入”,换言之,中国需要一个相当的“无产出投入”水平。从今天的现实看,中国粮食安全的状况是令人担忧的,由于长期终止水利方面的投入,减灾能力持续下降,1990年代成灾面积较1970年代上升120%,粮食安全在近20年来持续下降。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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