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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矿难死50人就罢官”之不合理

    有网友珍惜矿工生命,说广东省规定矿难死了50人才罢官,是对官老爷过去宽大。这位网友显然很重视矿工的生命,在把死难矿工生命与官帽子挂钩的问题上,表示了自己不同于广东省安监局的意见,认为安监局低估了矿工生命的价值,高估了官帽子的价值,由此制定的换算关系是错误的。但是在内核上面,他不自觉地承认了生命价值和官帽子之间的某种换算关系,这是该网友广东省安监局的共同点。承认这种换算关系的根本错误,并不在于官帽子与生命数量对应关系的比例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借此促进对生产安全的重视。

    老田以为,就算死了500人,要求官老爷辞职也是不正当的。因为把官帽子和死难矿工数目挂钩,在制度上并非是为了促进矿山安全的改善。虽然官员们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制度设计,是为了由此去“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管理力度”。我个人以为这个规定基本上是胡说乱来,完全没有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极而言之,是偷换了问题的性质和转移了人们的视野,完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对严峻现实的总结和反思。

    从已经有的数据看,国有矿山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大约相当于私有矿山的十分之一,这并不能显示国有矿山的安全措施更为完善,比私人矿山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和矿工的生命,可能仅仅与国有矿山的机械化率较高,从而单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缘故。至少从特定的陈家山矿难案例看,国有矿山的企业管理决定程序上,也没有比私营矿山更加优胜的特别安全设计。在陈家山矿难之后,我们从事后的报道中间可以看出明明已经是出现了重大安全隐患,可是矿长为了超额完成产量拿高达40万元的大奖,在安全隐患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强行要求矿工下井作业,最终酿成了这次特大事故。这就说明,即便是在国有矿山的具体经营活动中间,管理人员利益最大化方向已经无法兼容矿工的生存安全利益。

    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国有矿山,矿工及其生命已经充分地工具化了,成为别人牟取最大利益的工具。矿工的完全雇佣化和工具化现实,矿工的生命权力无法进入矿山企业的决策程序,这才是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胡耀邦要求搞“有水快流”,隐含的就是可以把安全要求和环境要求放到第二位去,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转嫁”政策,目的是降低企业内部的即期成本,把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未来,转嫁给生产者或者企业外部的邻近地区。这个政策的效果体现在“当期利益最大化”上,政策成本则转嫁给生产者个人或者未来,如果不实现工人的充分雇佣化,显然就难以顺利地让矿工以生命安全为代价,去承担企业安全生产上减少投入引致的成本和风险。

    如果不是为了给上级和舆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那么改善矿山安全的努力方向,显然就是要实现矿山工人的“非雇佣化”,强化企业决策中间矿工生命的筹码和分量。而在改革之后,作为努力方向的企业管理模式,恰恰是要强化管理层的利益动机作用,作为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要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和受制约程度,矿工在企业决策中间的无权化,乃是改革的一个必然后果。物质刺激引入企业,实际上就是肯定企业管理层有权拿工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聘用制和合同制的引入,实际上把工人的就业作为企业管理手段运用;这些受到主流知识精英高度肯定的“所谓改革”,在管理上的全部后果都是一致的:弱化工人的地位和权力,增加了管理者的控制权。工人的无权化和管理权力的空前强化,这种“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体现精英们意愿“非科学发展观”,陈家山煤矿的矿长,就是在 “这个所谓改革”的名义下,获得了为40万元的奖金而逼迫矿工下井的权力。

    很显然,不管广东省安监局做出什么样的花样规定,当地官员都没有能力去逆转“工人雇佣化”的成就,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企业决策的优先顺序,从而在企业安全决策和自身努力之间建立起适当的权力监督和责任关系。广东省安监局的规定,是试图把一个宏观责任问题微观化,企业决策的目标顺序的根本变化,仅仅与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有关,与地方官员的行政行为无关。要抛弃“以GDP为中心”的“非科学发展观”,回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地方官员努力能够实现的,需要的是根本发展方向的调整和国家战略的转换。广东省安监局的规定,也不能自行赋予地方党政官员干预企业决策的权力,却强行加入一个“矿难数目与官员任职”的对应关系,最终只能是导致事故之后的官员行为异化。

    很显然,广东省安监局的新规定,不可能使得地方官员有能力改变矿山安全措施,而只会助长在重大矿难发生之后的隐瞒不报行为。因为各级官员根本无法改变“矿工雇佣化”的事实,在“去职”的重大政治利益威胁之前,他们的影响力足以让他们有强烈的封锁消息冲动,这也是他们在权力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唯一事情。而为了更好的封锁消息,理想的状况是事故发生之后避免让外界知道,从而也就相应压缩了采取更加有效救助行动的空间,最终将会降低事故救助成效。换言之,在同等条件下这个规定将减少事故发生后的救助成效,而在实际上增加遇难矿工数量。

    由此看来,广东省安监局的规定并非真是为了增进矿山安全工作,而是为了在舆论面前给人们一个印象“广东省相关部门很重视矿山安全”,还作出了相应的“严惩规定”,以此去搪塞众口和上级。在矿山密集地区做官的,此后就存在一个去职的新由头,由于这个由头的实际存在,并且在事先可以预期到,因此长期被派往该地做官的人,可能会逐步变成不受上级领导喜欢的“局内边缘分子”,这一规定将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官场选择机制”来起作用。

    有了“去职者”的下台,官员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地面对舆论责难了,真正的安全措施改进方法,将永远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将被培养得习惯于“官员下台以为矿难负责”的“责任机制”,而那些真正应该反省和受责难的“工人雇佣化”问题,在这样得舆论输灌之下,真正要为矿难负责的严重问题,将被成功地被排斥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致上可以认为,广东省安监局的规定所因应的仅仅是:在舆论强烈指责矿难频发的当儿,他们要做点什么来洗清自己,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完全与矿山安全生产无关。


    二○○五年三月五日


    附录:

    50人死亡=地市级领导官帽,可笑?可悲?

    文/一片乌黑

    据中新网3月3日电消息,广东省安监局工作会议3月2日传出消息,说广东今年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管理力度,对一次死亡50人以上事故的地级以上市政府领导要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

    呜呼!一次性死亡50人以上才换来一个“地市级市政府领导要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可见,在某些官员眼里,百姓的命算什么?也就50个才抵一个“地市级市政府领导的官帽而已”!而且是“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并非是“撤职”!

    如此算下去,一个县处级政府领导辞职起码也要一次性死亡20人以上的事故才可以辞职吧?一个乡镇、科级领导干部起码也要一次性死亡5人以上的事故才可以辞职吧?那岂不是事故不断我们的地方政府领导都可以没事?官照当、权照握、钱照拿?这是什么逻辑?把群众的生命都当什么了?

    按照国家的规定,一次性死亡3人以上就算特大事故!就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层层上报,直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务院!我想一次性死亡20人以上恐怕就得惊动国家安监局的领导和国务院的领导了吧?一次性死亡50人以上总理、主席肯定都得过问了吧?如此重大、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才换来一个“地市级市政府领导的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这也太轻视民众的生命了吧?

    更为可笑的是,广东居然这样规定:“对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的地级以上市和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的县(市、区),否决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我的天!也就是说,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下特别重大事故的地级以上市和一次死亡10人以下特大事故的县(市、区),仍然将有可能获得“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奖项和荣誉称号”?这简直不可思议!一次性死亡29人的特大事故发生了,居然也可以获得“安全生产有关的奖项和荣誉”!

    我不知道广东为什么出台这样的制度,而且美其名说曰是“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管理力度”的制度!“50人死亡=地市级领导官帽”,这样的等式居然出现在了沿海发达省份广东的官方政策文件中,的确是“闻所未闻”,这让我无法理解,可笑?可悲?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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