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人向来有兴趣为中国人立规矩,这一点美国的反华政客们从来没有加以掩饰;而作为立规矩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为中国历史重新提供一个权威说法,比如要写一部新的《春秋》,以帮助中国人重新确立褒贬善恶的评价标准。笔者听说由洋人首先写了中国在世领导人的传记,并且还是首先在国内发行,已经很是感到惊奇了。在读了《江泽民传》中间的一些章节之后,我感到忍不住有些话要说。

    库恩先生在书中大量描述了江泽民的工作调动。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间,组织和人事制度是非常森严的,考察和任命非常慎重,手续相当繁琐,这是一个最受精英们诟病的“僵化”部门。但是在库恩的笔下,那个时期的任命完全是个人化的,江泽民的任命几乎是汪道涵个人决定的,调到上海去工作是因为“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江泽民调到武汉去工作,是因为“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库恩先生说的是事实吗?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说谎?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无知程度如何,多少是自己心里有数的,对于新中国的政治,美国人当然有兴趣去研究或者猜测。说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库恩先生说“他在那次会议上指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读了这句话,就很让人吃惊,因为这句话中间,库恩先生暗指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一贯表现得“不顺从”,只有七千人大会是例外,同时他还猜测毛泽东“很可能”被激怒,因此在1966年发动文革去斗争刘邓,给国家带来灾难。库恩先生没有说“这些批评”,是否针对毛泽东,以及这些批评是否刘邓自己提出或者出于他们授意,但是库恩先生却轻飘飘地作出了结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针对刘邓和被批评揭露。

    在新中国政治问题的叙述上,库恩先生未免过于不检点,在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又蔑视广为人知的老证据。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间,严厉批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说法,根本说不上是多么“顺从”;而且根据今天已经披露的材料,也没有见到七千人大会上有什么针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刘少奇两次大会发言批判“分散主义”都是针对地方干部的,完全看不到任何毛泽东被激怒的事实。库恩先生有志于为中国人修史,又特别有兴趣提供一套新颖的说法,这样的雄心又恰恰建立在他本人对新中国政治惊人的无知上,当真是前无古人。文章中间,只要一有机会,库恩先生就毫不吝啬地再三表现他惊人的无知,例如接着他又说:“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

    在先前交代了毛泽东是为了报复1962年批评意见和发动对刘邓的斗争之后,库恩先生又给出文革一个新的定义,说,说“‘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革发动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不算是一件小事,对于文革的目标和动力,本来是有很多的文件可供参照,可是库恩先生宁愿从想当然出发。“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同样,库恩先生在与现有统计数据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没有给出任何新的证据,就一口咬定“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毛泽东确实支持群众造反运动,但是号召敦促人民谴责党中央的一些部门,则闻所未闻,这时库恩先生的独家发现。虽然在1967年七八月中间发生过“围困中南海“事件,但是刘少奇从未交由红卫兵掌握,至于说到“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简直是天方夜谭。刘少奇本人也从未被投入监狱,可是库恩先生竟然说到“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库恩先生在这里给出了新的说法,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完全不同,按照后者的说法,刘少奇被疏散到开封时有北京的医生同行,刘到开封后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北京的医生时在教会了驻军医生抢救方法之后才离开的,而刘少奇临终前没有什么“拒绝救治”的事情发生。这同一个事件有两个大相径庭的说法,不知道到底是库恩先生弄错了,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搞错了。

    好像库恩先生对于文革期间的口号也很有研究,他发现了很多前人所忽视的重要材料,他说“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笔者刚刚好做过一些文革调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大多在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人自己喊过这样的口号,或者发现别的造反派呼喊过这样的口号。这个口号为中国人所知,根据笔者的记忆,最先是在揭批“四人帮”时期出现在报章上的,而且也说这是“四人帮”的主张,没有说是群众运动中间出现的口号。

    库恩先生接着又给出文革后期的运动景象,说是“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按照库恩先生的说法,在革委会成立之后,运动告一段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又开始相互揭发起来,还导致数百万人被清洗,真是奇哉怪也!而根据库恩先生的说法,竟然可以被扫进垃圾堆的文明,不知道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叫人好生难以索解。库恩先生随后就引用江泽民的话来为自己做注解,“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江泽民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真的跟库恩先生描述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这些库恩先生都没有作出交代。


    二○○五年三月九日

    文章的引文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连载6]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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