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非毛化时期,一些人把陈云装扮成为“党内第一财经高手”,甚至还为此到毛泽东那里找了几句话来为这个结论背书。老田以为这个评价,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加以怀疑。

    毫无疑问,建国之后陈云首先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后来又长期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是党内在经济方面主持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士,与大部分主要经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有着联系。这从陈云文选里面所收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多数文章的主题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还是因为执行偏离了毛泽东厘定的政治路线而在执行过程中间取得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陈云进行评价的关键。如果主要是路线正确因而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显然管理事务就不占主要地位,执行方面的成绩就很难说是多么值得一提了。如果象非毛化时期主流媒体宣扬的那样,毛泽东的大政方针决策都是错误的,成绩是因为执行政策的高手“排除了干扰”而取得的,显然执行方面的成绩就很重要了。在非毛化时期,为了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一个通常的叙述模式是说决策上如何脱离实际和“极左”,执行者如何在“困难中间”艰难地作些平衡工作,全党和全国人民基本上是在错误的决策下,顶着干扰自发地为建设国民经济而努力的,建设成就不是来自“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的路线正确,恰恰是反对这两个理论而取得的;若非如此,原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认为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都只能是激发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舍此之外就没有让人民群众认同的路径。而这一路径的落实,只能是通过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来让民众看到劳动成果没有被少数人装腰包,从而看到劳动的成果能够用于增进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换言之,新中国的迅速发展成就,是来自于民众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诱导而接受“少吃饭多干活”的高积累政策。而剥夺精英们的剩余所取权唯一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坚决主张的:通过周期性发动群众参与微观管理和干预国家政治的群众运动来保证。精英们的叙述中间有一个特点,认为人民群众的努力无足轻重,关键之关键是管理者的作为,一切成就都只能是来自管理者的英明睿智。因此为解释新中国的建设成绩,为了突出毛泽东的政治和决策错误,就需要另外大树特树一些执行政策的模范和英雄。因为非毛化的逻辑需要,造就了一些虚构的英雄,一些人就坐享这种“倘来之誉”,陈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这是需要追问的。

    根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总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是“毛刘周朱陈邓”,除了毛泽东后来犯了错误背离了正确的“八大集体领导”外,其他人都构成“正确领导集体”的一分子。八大正确路线,是体现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的建设思想;这个政治报告虽然收入了《刘少奇选集》,但是根据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回忆,则完全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由秀才班子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集体充实的,刘少奇仅仅是在大会上照本宣科地宣读了一遍而已。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今天都已经出版了他们的文集,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呼应过八大政治报告的精神。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出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疏忽,在编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个人文集时,每一次都恰恰遗漏了他们全面回应八大政治报告的文章。

    也同样是根据邓小平的总结,毛泽东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主要是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表述,重提阶级斗争。但是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这个基本矛盾的表述是秀才们在起草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时,灵机一动加上去的,在交付大会表决之前仅仅送交毛泽东一个人看过,当时毛泽东比较犹豫,因为时间很紧在胡乔木的催促之下毛泽东勉强同意的。这个表述跟八大领导集体实际上无关,也不构成正确领导集体和毛泽东的差别,文革期间康生提到这个决议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时,毛泽东也仍然表示不要刘邓他们负责。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的敏感性似乎特别迟钝,直到八十年代他才想起这个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格外重要,并以此标志毛泽东与“领导集体”的差别;一些精英们就紧跟邓小平这个迟到的敏感性,说毛泽东只擅长搞阶级斗争不懂经济,总是跟领导集体作对,闹着要停止经济建设或者转移中心任务去搞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间,产生了作为毛泽东对立面出现的“财经高手”和“务实派领导人”。

    陈云的经济思想大量的都是如何处理实现问题,例如建国初期的统一财经工作,平抑物价和主导进行统购统销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和成就,都是依托强大的新中国政权而取得的,例如和上海投机资本的斗争,在党史中间被格外渲染了一通,还把资本家的拍马屁话语当真来评价这个政策成就。其实平抑物价必然要取得胜利,这是弱小的投机资本和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之间力量不对称所决定的,由于共产党政权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就有着空前的资源动员和调配能力,还掌握国家政权能够适时地采取专政手段抓捕奸商,再配合以垄断为特点的舆论支持,这个对投机资本的胜利乃是必然的,而且还是在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全胜,以中国投机资本之弱小,根本没有可能与新政权博奕并取胜的可能。后来的各项经济工作,都一样是依托新中国强大的政权,以及由于这个政权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新中国政权中间相当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而且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最终也是政权的性质和努力方向决定的,政权的利益代表性质决定了新政权能够方面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并经由对人的管理去实现对物的支配,成功地推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基本上不是高明的控制和管理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的时候,在管理经验和文化水平上远远不如国民党政权的组成人员,执行上的错误和纰漏着实不少,新中国建设方面的每一个问题和错失,都和这个认识水平不足和经验积累不多相关。新中国管理和执行上没有英雄和高人,主要的成就来自民众的认同和官员的政治素质,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服务方向决定的,而这个服务于多数人的政治方向,恰恰是需要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来确保的,“二十年不搞运动”的结果是群众丧失了参加管理和干预政治的渠道,演变的结果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陈云的经济理论贡献少得可怜,被一些人归纳为“三主体三补充”,或者称为是“鸟笼经济”――核心是对不符合“主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所有制形式和方法进行限制,称不上什么创新甚至理论性,看不出与特定时期中国经济现实的针对性。不仅如此,恰恰有相反的材料证明,陈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现实缺乏起码的把握,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认为如果分田可以在四年内完成灾后重建,否则需要八年,后来仅仅两年多时间完成经济恢复的事实,恰恰说明陈云对农业集体化的理解和把握是错误的,陈云也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甚至还遭到刘少奇的蔑视,陈云曾经抱怨说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就不通知他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应该适时地结束高积累政策,经济上也允许开始给工人和农民以更多的福利。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的高层在调整过程中间显得胸中无数,一九七九年陈云还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经由降低积累率去提升消费。其实这个时期提升消费已经具有了现实的生产能力基础,并且是作为工业化的初步成就――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表现出来的,因为缺乏社会购买力,许多成品在完成生产过程之后直接进入库存,这是因为高积累政策时期保留给群众的购买力太少,到了一九七○年代之后,已经不能与二十多年高积累政策之后的生产能力相适应,此时已经无需降低积累率,只需要停止高积累政策下的低工资政策就可以了。恰恰与陈云僵化而错误的“综合平衡”观念相反,此时降低积累率和停建新工厂,反而要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共同萎缩。有人戏戏虐地说陈云就只懂一个“斧头经济学”,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让他管经济就是压缩这个砍掉那个,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经济现实作出适当决策的能力。

    有人说陈云很不错,各个方面都很行,还举例说:“陈云在1957年发表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出现的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三个办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建投资、控制社会购买力——这是政策层次。以此为基础,联系制定和执行‘一五’计划、发生和纠正两次‘小冒进’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第Ⅰ、第Ⅱ部类和CVM之间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针,陈云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的理论——这是理论层次。其所以能提出这样的政策和理论,是由于他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立足于对现实矛盾和历史经验的深入分析,冲破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的过份强调优先发展第Ⅰ部类、相对忽视第Ⅱ部类,过分强调积累(M)、忽视消费(V)的理论——这是哲学层次。”这个同志自己是不是很懂西方经济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他是不懂新中国经济的。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本来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结果,而是先有了近代史强行赋予的工业化目标――要经由这一渠道去最近国防安全和民生事业,然后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实施强行起飞政策的――就是在工商业积累和农业剩余不足以顺利支持工业化的当儿,就用行政权力的动员能力充分动员丰富的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以增加农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为了应付工业化进程中“长期无法实现综合平衡”的农产品供应短缺的正确对策,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是以八大政治决议的方式明确宣示了的。这个同志对八大政治报告中间确定的经济发展路子,好像到今天也没有明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政治报告的领会程度(包括他所推崇的陈云在内),是不是也和这个同志处在同一个根本不理解的水平上,因而长时间没有写出呼应八大路线的文章,看来很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尤为搞笑的是,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早期,中国经济高层决策官员和所谓的专家圈里流行着一个“货币发行规律”――说只有具备了六到八块钱的物资才能发行一块钱的货币。我们今天知道当时的货币流通周期是一百零几天,货币周转速度每年三次多,在这样的发行思路下,必然会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短缺,出现产品大量积压和滞销的“通货紧缩”现象。这恐怕是文革末期“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主要原因,四人帮既不分管也不是财经专家,在这个错误上大概可以免责,但是那些财经专家和经济学教授为什么迄今不做检讨呢?


    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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