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很好理解,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充分发挥资本的主导作用,与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新自由主义高度一致,就是充分肯定以私人资本积累为首要条件,在扩张私人积累的基础上增强资本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去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生产要素主要有三种: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完成工业化目标,而中国的资源禀赋则是既定的:资本很短缺同时私人资本积累条件不好、劳动力很丰富、土地和资源相对紧张,还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把管理也作为一个要素来看待,那么新中国由于是长期革命的成果,因此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劳动力丰富和有机知识分子队伍算是新中国的长线资源,而资本和土地是短线资源。究竟是资本主导还是政权主导全国范围的人力物力资源,更能够推进发展速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自然地得出结论的。今天的主流精英还在重复他们从西方贩卖过来的真理:新中国发展道路只能与西方一样,即便是中国的资本非常短缺那也只能以资本作为主导发展的核心要素,采取任何适应中国劳动力丰富和有机知识分子强大现实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共产党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历程,只好加以妖魔化,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妖魔化自己的光辉历史。

    如果仅仅从理论上看,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可以在列宁那里找到根据,如果仅仅从引经据典出发,还真是谈不上“错误”。问题在于列宁主政时期的苏联,与新中国的情况大为不同。

    苏联的革命成功实际上缺乏长期的准备,沙皇政权的支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被打垮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显得那样突然和仓促,一切都缺乏准备。这与新中国是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而取得政权的情况很不同,新中国的成立是以武力瓦解了旧政权的一切基础,并在政治上实现了民心争取工作。而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要成为“工作队和宣传队”,从而为新中国管理培养了大批“有机知识分子”。列宁在谈到对立面的时候,往往显得极端不宽容,而毛泽东总是要求“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甚至对旧政权人员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列宁缺乏力量因而信心也同等缺乏的表现,而毛泽东的宽容和大度是因为政权的基础非常牢靠,政权基本上是敌对势力所无法威胁的,毛泽东和列宁的全部差别不在于个人禀性和胸怀,而在于实力。

    列宁希望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来吸引资本家参与苏联的建设;同时还指望资本家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瓦解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小农经济,并认为这是更快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列宁的这一思想,也同样是苏维埃政权缺乏干部因而决定性地缺乏对经济的主导能力的表现,实际上除了及其个别的吸附资本家例如美国的哈默参与了与苏联的贸易之外,这个打算没有收到任何说得过去的成效。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曾经按照五阶段论的指引,预备给资本主义以发展空间,在城市容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农村准备保留富农。这个政策首先是在农村被突破,富农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得不到广大农民的认同,他们为了土地实现按人口平分总是要求把富农划成地主;而且在干部执行政策的时候,一个反复出现的偏向是“侵犯富农”。在城市里,经过“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和资本家的短视和局限性在舆论上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的信誉跌落到谷底,最终被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抛弃。新中国资本信誉的丧失,也恰恰是资本在新政权所具有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面前的“弱势显露”,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表现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资本的弱小和局限性,没有认识到新政权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主导能力。这个时期的讲话,除了标示刘少奇作为共产党高官在讲话中间“不够检点”和一时的“失语”之外,算不上多么大的错误。

    今天回顾“三反五反”运动,很明显有了新的价值和理解,这个运动表明了资本在缺乏政权和舆论善意支持的时期,是多么的“弱势”;这个运动中间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说明了私商比国营经济负责人具有更强的钻营动机,更能够方便地与官员个人进行交易以争取到权力的支持。换言之,在同一个市场的竞争中间,私商具备最终赢得官员支持的更优越条件,长期发展下去,私商将能够取得更多的官员支持和发展空间,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话语权和贪官共同追捧资本家。但是与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的同时,官员的腐败后果,却要由共产党政权来承担。因此“三反五反”运动把资本家作为打击对象,而不仅仅限于整肃官员,其政治含义是:新政权拒绝承担私营资本转嫁过来的风险和成本,拒绝以政府形象和共产党信誉作为帮助资本积累的“成本和代价”。

    刘少奇的主要错误在于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仍然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和基本的局势理解能力,在资本的弱势和政权的强大同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看不到改变政策的契机。

    新中国与苏联的重大不同,还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不同,苏联人多地少,劳动投入是农业增产的关键,因此集体农业生产在实现机械化之前,产量长期低于沙皇时期。而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刚刚好相反,地少人多,土地开发利用很充分,而且历来是“精耕细作”占主导,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很低,高产稳产的关键在于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改善,例如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建设等,这些都依赖集体劳动的密集投入,还有就是要降低管理和协调的成本,这些都只能在集体化条件下才能解决。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同时农业将长期缺乏化肥和机械支持的趋势是已知的,农业增产将不得不依靠集体化的努力去改善生产条件,也是一个明确宣示的政策。刘少奇后来的动摇和先前反对没有机械化的合作化,都说明此人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对经济现实缺乏起码的分析和把握能力;或者刘少奇出于政治上的自觉,要为官僚精英群体谋福利,从减少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事务和政治风险着眼,长期反对正确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说刘少奇是一个很合格的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非常可笑的是,还是在一九六○年代的时候,就有当权派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的拍马屁歌谣,武汉的当权派还修建了刘少奇纪念馆(但是没有毛泽东纪念馆)。

    中国的经济建设中间,适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要求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一九五○年代中共中央就颁布了多个引导农民走集体合作道路的决议,中间经过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国动员广大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逐步完备了,到一九五八年确立人民公社制度只是强化了县级政权与高级社的中间环节,并没有改变农民已经高级社集体中间劳动的事实。这也是中国完全不同于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建设要点,在农业时代就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意味着中华文化中间有抑制分配两极分化的内容起作用,否则大量的“过剩人口”是不可能在前工业社会产生的,这个人口特点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间,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余的人包括所谓的财经高手,好像至死都不明白这个关键问题。

    刘少奇的错误在于长期认识不到资本的不足,以及新中国建设需要着眼于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始终不明白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的目的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西方先发国家重视资本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条件远远比中国好,同时也是因为所谓的国家包括苏联早期,都没有强大而廉洁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进程中间产生了“以政治挂帅”培养出来的解放军群体。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可以在劳动力丰富,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强大、资本弱小和积累条件差这三大要素中间,得到很好的把握,离开这三点去界说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不可能不陷入胡说。剥削有功说的背后,一个方面是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权所拥有的强大有机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一个方面是忽视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资本的严重局限性,看不到要动员丰富劳动力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是无法办到的,而忽视这些中国特定的资源禀赋,是西方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学的共同点,刘少奇因此具有很强大的“理论基础”,他唯一缺乏的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

    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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