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是以政治家的立场讲话,其实自己却不是政治家,甚至不是决策人物的智囊或者专业谋士。根据现实去做妥协和平衡的事情是需要的,但是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何新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主动从这样的局限中超脱出来。作为自认为是有创造能力和眼光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建立符合中国需要的社会科学体系作为目标,戒绝三心二意的妥协和平衡,把问题全面深入地剖析清楚,不能把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局限在对策和策论水准上,当然如果有高层人物非要征求实施意见,那可以在方向既定的情况下,根据社会势力的平衡和可行性原则去妥协。不能在分析和思考问题的初始阶段就陷入这样的混乱中去,如果作为学者应该注意这一问题,这不是好的治学方式。

    二、做学问应该能够超脱自身的狭隘感受或者职业利益视野。不能把自己愿意或者喜欢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主张塞进去,笔者自问是XXX时代的小小既得利益者,但是整个中国却因此陷入困境,这一点笔者是看的出来的,所以就要在自己眼光和视野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上去叙述这一问题。而且何新先生的许多叙述方式,除了受到XXX的遮蔽之外,还严重受到西方学术视野的局限。我说何新的经济学研究,局限于与主流经济学对话就是这个意思,并非指他所写的书是对话体例,而是指他没有摆脱西方学术的规范和框架。比如他希望通过抬高或者宣扬李斯特来解说自己的主张,实际上这是非常无力和苍白的,毕竟今天整个欧美日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垄断价格的既得利益阵营里面,西方学术的主流是在为这样一个对他们有利的世界经济格局做正面论证工作的,这样的引用和起首方式,本身就落了下风,就象李斯特今天在西方绝不可能受重视一样。只要不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学问,以何新先生的功力,大可以事半功倍地完成中国需要的理论建设过程,至于一个人能够走多远那是另一回事,起码这样可以方便地把自己要说的话高效率说完,而不是把读者带进那个问题重重的迷宫。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建设,实际上就失去了最有力有利的批判。

    三、对于X及其推崇的“唯生产力论”没有起码的觉悟。实际上在中国为精英主义做理论辩护的人有两拨:抄袭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算是体制外的一拨;还有一拨体制内的是利用“五阶段论”“唯生产力论”等方式来为少数人的优势地位进行辩护的。这个群体的主要辩护方式就是宣称“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上比社会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只要联系中国革命前后和改革前后的现实,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伪命题。今天中国资本积累条件在改革急剧恶化的事实,产业边缘化的严重后果(权钱交易的广泛存在实际上就是资本积累必须借助政治权力的合谋来进行,参见拙文《从中国资本积累的实际条件看‘上海周正毅案’》),都不能使这些大人先生睁开高贵的眼睛,还是在那里闭着眼睛胡说。这样的认识分歧在共产党内一直存在,实际上也是党内教条主义的经典解说方式,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李立三的工人革命论和城市革命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后来的补课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解读的范例。而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克思只能在坚持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立场上解读,毛泽东的解读方式最后是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因为蒋介石最后把那些教条主义老爷的种种主张一一打跨了,所以毛泽东说自己著作是血写的著作,是在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中战胜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老爷们的。今天中国民族工业普遍陷入困境,而且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都成了问题,这样的突出少数人利益的制度,还奢谈什么促进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只要对照一下毛泽东时代中国以20年完成西方200年走过的工业革命进程的成绩,和改革后民族工业普遍陷入困境的事实(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样如此),就能够得出明确的结论。
    (欢迎各位网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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